2022年，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她“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埃尔诺生于1940年，5岁时全家搬到伊沃托（Yvetot），18岁之前，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镇。即使高中毕业考入鲁昂大学修读文学专业，由于鲁昂和伊沃托相隔不远，她常常利用周末往返两地。直到24岁结婚成家，她才算是真正离开了伊沃托。此后的年月里，她因探亲回过几次故乡，但从未以作家的身份重返伊沃托。2012年，应伊沃托市政府邀请，埃尔诺在当地图书馆和读者见面，举办了一个面向近500人的讲座。次年，演讲实录整理成书出版，名为《回到伊沃托》（Retour à Yvetot）。2022年又推出全新修订版，埃尔诺特别为新版撰写了序言，并在书中添加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埃尔诺的家庭照片、日记片段、学校成绩单、六年级的写作练习、写给朋友的书信，等等。
安妮·埃尔诺在伊沃托生活成长，伊沃托对她的意义不言而喻，她将伊沃托视作她的“起源之城”，是她写作的“不朽之地”。埃尔诺的父母在伊沃托经营咖啡杂货店，全家人的卧室就在店铺楼上，埃尔诺的生活几乎没有私密性。杂货店位于伊沃托市中心和农村的中间地带，大部分顾客来自于平民阶层，其中有人因为一时拿不出钱而赊账。杂货店不同于后来兴起的大超市，它的生存维系依托于邻里关系，这里每天人来人往，彼此相熟，埃尔诺可以叫出每个顾客的名字，知道每个人家里的故事。这些当地顾客都曾出现在她的处女作《空衣橱》中，只不过被“改头换面”。
“我恨那个女生，但我更恨我自己”
伊沃托是埃尔诺的“记忆之城”，是她的永恒牵挂。在埃尔诺看来，有关伊沃托的记忆和她的写作以一种“不可分离”甚至是“无法抹去”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作品中，埃尔诺直接使用“伊沃托”这个真实的地名，比如《一个女人》《悠悠岁月》《另一个女儿》；在另一些作品中，伊沃托被缩写成“Y城”，比如《位置》《羞耻》。对年少的埃尔诺来说，伊沃托代表了现实世界的边界，她在《羞耻》里这样写道：“在1952年时，我对Y市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于我，不存在其他的地方，不存在其他的世界。”
伊沃托的区隔现象非常明显，这种区隔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区隔，也就是资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区别。埃尔诺出身平民阶层，这个阶层的人讲话夹杂着方言土语，开着粗俗的玩笑，他们从未去过博物馆，更不懂欣赏艺术。如果要去市中心，他们会说“我要进城了”，“进城”则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被另一个阶层的人评头论足，稍不留神，“他人目光之地”就会变成“羞耻之地”。尽管埃尔诺的家庭并不算富裕，但是父母格外重视她的教育，把她送到私立教会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埃尔诺真切地感受到了阶级的差距。“羞耻感”在她身上蔓延。她曾因父亲的法语讲得不标准而向他抱怨：“你们一直都说不好话，你们怎么能要求我不被老师揪出来批评啊？”在埃尔诺的青少年时期，因为语言不规范引发的家庭争吵甚至比因为经济条件不宽裕引发的争吵还要多。
在伊沃托的演讲中，埃尔诺还说出一个从未在作品中提过的故事：有次上课前，班上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女生突然大喊：“谁身上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简直受不了这个味道！”埃尔诺知道这个味道来自于她身上，因为她家没有自来水，全家人都是在盆里洗手。对于平民阶层来说，作为洗衣服的必备品，消毒水是干净的象征，然而，对于资产阶层而言，消毒水的味道具有了某种社会阶层属性，是“女佣的味道”，是“下等人的味道”。埃尔诺为此感到羞耻，“我恨那个女生，但我更恨我自己”。埃尔诺说她不是恨自己羞于承认真相，而是恨自己把手浸在盆里，恨自己不懂另一个阶层的好恶，才让对方有了羞辱自己的机会。
对埃尔诺而言，一切羞耻的根基都要回到1952年6月15日：“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作品《羞耻》就是这样开篇的。这起事件作为埃尔诺“童年时代记忆最深刻最清楚的日子”，如同梦魇一般，萦绕在作家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直到很多年后，埃尔诺才鼓起勇气把它写下来。埃尔诺在书中明确表示，她不是在写故事，也不是在写回忆录，相反，她想追根溯源，做一次自己的人类学家。埃尔诺采用社会学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咖啡杂货铺出发，将写作视角延伸到小镇伊沃托，她不仅详细刻画了伊沃托的地形概貌，还以“清单”的形式列举了平民阶层的日常图景，把当地人的生活情况、规则习俗、使用的语言一一展示给读者。
是记忆催生写作，而不是现实催生写作
离开伊沃托，逃离平民阶层，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学校里的知识，另一个是阅读。正是这两者将埃尔诺从她的原生阶层连根拔起。在《位置》里，埃尔诺写道：“当我开始结识Y市的小资产阶级，对方问起我的喜好，是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达迪还是勒内·克莱尔，我明白我已经属于另一个阶层了。”埃尔诺学习用功，成绩优异，她考入鲁昂大学，毕业后通过了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获得了高中的教职工作，成功实现了“阶级跃迁”。离开伊沃托后，埃尔诺先后在波尔多和安纳西生活，自1977年起，她搬到距离巴黎不远的新城塞尔吉（Cergy）一直生活至今。年复一年，她见证了这座新城的修建工程，也让她想起了1950年代在法国经济“黄金三十年”背景下施工建设的伊沃托。塞尔吉如同伊沃托的“镜像”，把埃尔诺的思绪拉到遥远的往昔岁月。
对安妮·埃尔诺而言，伊沃托具有鲜明的矛盾性：一方面伊沃托是她的幸福之地，她在那里学习知识，开启阅读，这两者塑造了她的品格；另一方面，伊沃托也是她的羞耻之地，让她感受到阶级的差异，激发了她想要写作的欲望。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埃尔诺提到自己曾“傲慢而天真地认为，就算我是失地农民、工人和小商贩的后代，就算祖先因行为举止、口音、缺乏教育而饱受蔑视，写作并成为一名作家，足以弥补因家庭出身而遭到的社会不公”。伊沃托在她的写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成为她挥之不去的“记忆空间”。这座“记忆之城”保存堆叠了她的种种过往经历，共同构成了埃尔诺的记忆图像，宛若一个“重写本”，擦除了又再次浮现。埃尔诺表示，她所书写的伊沃托都是基于她记忆之上的伊沃托。如果出现了写作与实际不符的情况，那也是记忆的偏差，她从未想过篡改事实。《空衣橱》写完两年后，她回到伊沃托，彼时她已经八年没有重回故乡了。然而当她走在伊沃托的街道上时，她发现眼前真实的伊沃托和她写作时记忆中的伊沃托并不一样。所以，埃尔诺才会说，是感觉记忆，特别是儿童时期的感觉记忆催生写作，而不是现实催生写作。
安妮·埃尔诺在《位置》的扉页引用了一句热奈特的话：“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为唯一的求助方式。”作为一个“社会内部移民”，埃尔诺书写平民阶层，致力于“深入挖掘那些记忆中被压抑的、无法言说的东西，去揭示我的阶层是如何生活的。写作是为了理解使我与自己的根源日益疏离的内外因”。埃尔诺年轻时曾立下誓言：“我要写作，为我的阶级复仇。”今天埃尔诺自称难以说清是否已经实现当年许下的承诺。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正是从我的阶级，从我的先辈，从那些因辛勤劳作而过早离世的男男女女那里，我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才有了要在文学中为他们留出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
写作成为埃尔诺的一种痴迷，她以个人记忆为切入口，书写集体记忆与普遍现实。埃尔诺在访谈集《真正的地点》里写道：“我确信那些曾经穿过我的东西也一定穿过了其他人。”她希望书中的“我”以某种方式变得透明，这样读者的“我”便可以完全融入书中的“我”，使其作品更加具有普遍性。埃尔诺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称，这项最高的文学荣誉并非是她个人的胜利，而是一场集体的胜利。对埃尔诺而言，回到伊沃托，是回到根基之所在，是对“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深刻叩问。埃尔诺笔下的“伊沃托”宛若一块试验田，它也可以是巴黎，是兰斯，是都柏林，是你我每个人的故里……
（作者系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人员）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