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古尔纳就以难民身份移居英国。他在大学教授后殖民文学，研究移民作家，同时写小说再现难民和殖民地生活。2021年，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1948年生于东非桑给巴尔的作家，关于非洲，只有十几年的早年经历。从叙述看，他很像一个英伦风的精英作家，如奈保尔和库切的某种合体；不同的是，他更愤恨，更压抑。在他笔下，文化错位与身份断裂，总是双生的症结。难民也有双重意义：一边是地理意义被迫迁移，另一边是文明交锋时无力失语。
沉默与反讽的抵抗
古尔纳的故事，始终在处置结构性的对立价值。非洲和英国，野蛮与文明，优越和自卑，中心与域外，强势与弱势，形成作品内部的对抗。叙事者的痛苦，源于无法同时占据不同“生存位置”，总在漂移。小说人物要么装聋作哑，对抗讯问，要么患病不能自理，抑或心脏不适，去看医生。
作家将疾病(身体）作为隐喻，与文明(价值）冲突相关联。《赞美沉默》中医生甚至发表了一番非洲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的民族偏见。饥荒、动乱、疾病与受害，也仿佛构成整套非洲符号。“我”对英国爱人爱玛，虚构早年的非洲记忆；对非洲家人，又隐瞒在英国的家庭生活。爱玛的恋情，象征英国式的接纳同情；爱玛父亲只是想从“我”的故事里，回味英国对殖民地的恩赐。
选择沉默，是叙事者的策略性回避，选择性失忆。面对强势文明，它意味自我保护，无声对抗。不平等的压迫，使言说和对话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假装我完全不懂英语。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耍赖，耍赖是弱者的常用伎俩。”
思想之苦和他乡之痛，是古尔纳的叙述源泉。而人物的怨愤，却只能诉诸自由联想、假想对话，与长篇独白。《海边》与《赞美沉默》都有相似风格——伪装成对话的自白。奥马尔熟谙英语，却装聋作哑，试图蒙混入境，而他时刻在内心反驳抗辩。《赞美沉默》中“我”在医生和官员面前，同样避免正面回应，只在心中揶揄调侃。这是头脑风暴与冷漠表象的反差。古尔纳的叙事者，是面对读者的“自剖者”，他们并不指望“欧洲的理解”，只在乎我们的共情。
而“赞美”，到底意味什么？我想它糅合了真心和揶揄，介于认同与反抗之间。作家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暧昧纠结。他始终承认英国的文明先进，因为他本人也是受惠者，被教育者，分享了那种荣光。但显然，他又是异在者，在种族和地缘情感上，都对殖民天然抗拒。这种分裂，是古尔纳作品的内在尺度，它总会寻求文明调合与妥协尝试。
压抑与背离的叙述
作家始终寻思故事从何讲起，如何谈论。这决定叙事者要遮蔽什么，在何时诉说。《最后的礼物》中，玛丽亚姆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没有说那些出了岔子的事情，也没有说她后来是如何彻彻底底地失去了费鲁兹和维贾伊。”经营情节，原本要靠“出岔子”铺展，因为那可以滋生误解和矛盾，古尔纳却一反常态。我想这切中了小说的素养，即叙事的准备。他时刻准备，但一直犹疑如何开口。换言之，叙事者只会讲能够承受，可以回望的段落。
《赞美沉默》的自传色彩，直击逃离和融入生活的双重疑难。人物承受来自异乡的“排异反应”：俯视与敌意。在英国，“我”只能篡改、修饰过去，使叙述彻底成为一种修辞术。它迎合并取悦倾听者：虚构帝国故事，异域色彩，真实记忆却只能埋葬。这种背离叙述，带来强烈不适症——羞耻和僵硬，无法自我理解。“我”感到言语不清，羞于开口，声音奇怪，若有所失。
作家的个体记忆和故乡“翻新”的集体历史，也会产生更多断裂悖反。个人苦难轻易被遮蔽。人物处境即小说宿命，作家是现实受挫与欲望落空的统一体，古尔纳谓之“失望的爱”。记忆沦为碎片谜团，作家在尝试弥合含混、撕裂。他在处理记忆中叛乱与压制的关系，这使小说有了全新姿态。作家放弃了从失乐园、复乐园到新乐园的传统信念。非洲不是归途，英国也不是栖所。
瑞典学院评价，“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我将其概括为“间性生存”，即以寄居和游弋的视点，介乎其间，审视并未断绝，也未融入的精神样态。“我们常常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李，藏着一点秘密和一点没有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民族性与传奇性的世界图景
《海边》的结构如同火箭助推，叙述层层剥离，既有套嵌，又有逐级推动。古尔纳将非洲、欧洲与东方大陆交织，构成《天方夜谭》式的世界图景。民族性和传奇性，使小说层次线索更为繁复。故事的空间迁移，划分出几个世界，几种生活。“这里大不相同，似乎一辈子已经过完了，而我现在过的是另一辈子……我曾经在别的地方生活过，但如今那种生活结束了，换成了另一种生活。”
主人公奥马尔出狱后，作为难民逃离非洲，变卖家产，前往英国。从一件遗物，引出几代人，几个大陆间的过往追述。阿拉伯商人侯赛因利用拉蒂夫父亲的房产做抵押，向奥马尔借款后消失。奥马尔按合同收回拉蒂夫家的房产，却埋下了祸患。桑给巴尔独立后，拉蒂夫母亲联合身居要职的情人，诬告奥马尔侵占房产，将其送入监狱。
古尔纳不忘满足东方式想象：人物辗转东南亚，香料贸易、信风航海的故事，颇具传奇。“我”为何会被商人所骗，值得深思。善讲传奇的骗子，通过“故事诱引”，足以创造出信任、好感与“真诚”。如果注意古尔纳的出身——生于东非的英籍阿拉伯裔作家，就会窥出巧合。小说同时聚合不同族裔、文化和地域，合并出了一种“世界性”。古尔纳从容老到，暗合商人的精明。侯赛因的狡计、阅历与想象力，也僭越作家的天赋。他们都有阿拉伯血统，天然亲缘。奥马尔作为被骗者，恰恰是读者的反应：沦陷于域外传奇、冒险故事。
“我们人不多，只是一个小岛，而且大家都很穷，只有少数人能凑足路费。”能踏入英国的难民，靠的是身家和幸运。只有进入话语体系、知识系统，才有书写的可能。古尔纳到英国时18岁，他求学，最终成为教授，用英语写作。这种罕有与不易，是被迫的生存融入。他身上既有民族性的遥远目光，并不驯顺的抵抗；又有欧洲知识精英气质，叙述优雅，学养丰厚。他置身学院，进行后殖民研究，而小说提供的复杂样本，又超出理论。
“现在每一个自命不凡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必须表明，他们知道，热带稀树草原上那些没有规矩、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净是胡说八道，他们不再轻易相信。他们听够了。”正是优越傲慢，自以为是，却摆出怜悯姿态的人，刺激了作家创作。他在演讲中回应：“一种写作的渴望也在我心中生长；我要驳斥那些鄙视我们、轻蔑我们的人做出的那些个自信满满的总结归纳。”我想这揭出了作家底色：怨愤、苦闷与反抗，永无调停。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