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1923年3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今天正好是他诞辰百年的纪念日。他本名盛峻峰，草婴是他为自己起的笔名。1942年，18岁第一次发表自己的译作《老人》时，就开始使用这个笔名了。笔名的灵感主要来自白居易的诗，在《草婴传》一书中，作者记录了草婴自己的讲述：

  草婴就是在我18岁开始翻译的时候就用的笔名。我主要是受白居易那首诗的影响，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很渺小，但是从性格个性来说很坚强，火烧也不怕，风吹也不怕。婴就是小孩，比草还要小的草的婴儿。草的婴儿，实际上是一种活法。首先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从个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能够经受得起各种风浪。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是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我的笔名。一直到现在大部分的作品我都用这个笔名。

  不知道“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盛峻峰就在心中对自己的暗自期许，还是耋耄之年的他在提问者面前对于自己一生的总结。读过草婴和他的相知相识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得知，坚韧不屈服的确贯穿着他的一生。

  在他小女儿盛姗姗的记录中，草婴的亲口所述更具诗意：“我是一棵小草，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世界增添一点绿色。”在了解过草婴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所完成的事业之后，便知道这句话有多么举重若轻。

  2015年10月24日，草婴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他生命最后七年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最后两年时常处于昏睡状态。今年年初去世的上海知名文化记者楼乘震在草婴住院期间，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他，亲眼“目睹这根红烛一点点燃尽的全程”。据楼乘震在纪念文章中所述，在草婴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每当走进东楼17楼的病房里，草婴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脸颊瘦削，任凭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任凭电视的节目有多精彩老人家都双目紧闭，不哼一声，唯独在他耳边说一声‘托尔斯泰’或者‘人道主义’，他会微微地睁开眼睛，定神地看看你。一个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了一辈子的老战士，在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时，还要把这杆旗帜撑到底。”

  楼乘震记录的这个细节好似戏剧性的情节，但他的总结“一个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了一辈子的老战士，在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时，还要把这杆旗帜撑到底”的确十分到位。

  就是这样一棵“婴婴小草”，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俄语文学的翻译。2019年，《草婴译著全集》出版，共22卷，约700万字。媒体报道说这是草婴的一大心愿，这也再次证实了草婴对自己的那句要求：一生只做一件事。但是翻译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如果仅仅用“翻译家”来定义草婴，未免有些单一。

  草婴的一生是“单纯”又“复杂”的，“单纯”在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翻译，“复杂”在这漫长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时代动荡。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笔者仅选取草婴一生中的几段轶事，向不太熟悉这位翻译家的读者做个介绍。

  上海的“俄罗斯大学”

  草婴学习俄语并以翻译为志业的选择看似偶然又是必然，更多看出的是他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

  草婴的一生都围绕着俄罗斯文学，但在62岁之前并未去过讲俄语的苏联。据草婴长子盛元良回忆，1987年草婴第一次去苏联，当地人对草婴流利的俄语表示惊异，问他还是在哪里学习的，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这是那里最好的大学。草婴幽默地回答：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上海当然没有所谓的“俄罗斯大学”，但草婴一开始在上海学习俄语的经历倒是非常有趣。在《草婴传》中，应是草婴亲口向该书作者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有了学俄语的想法之后，盛峻峰一直都苦于没有办法实行。1938年3月11日，报纸上的一条小广告引起了盛峻峰的注意。原来，流亡上海的俄侨苏依柯娃，为谋生创办了俄语学习班，那条小广告就是苏依柯娃登的招生的小广告。正在为学俄语发愁的盛峻峰喜出望外，立刻根据报上的地址找到了位于现在的南昌路的苏依柯娃。

  按了门铃之后，走出来开门是中年俄国妇女，苏依柯娃，她用生硬的中国话问盛峻峰：“小孩，你来干吗?”

  盛峻峰回答说：“我要学俄文。”

  于是苏依柯娃便告诉盛峻峰:“学俄语要一块钱一小时。”这样的学费不便宜。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才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当时，盛峻峰每个月能从父亲那里得到5块钱的零花钱，他决定一个星期学一小时俄语。于是，他们约定每周六上午上一个小时的俄语课。

  苏依柯娃让草婴去买了哈尔滨出版的俄语教材《俄文津梁》，每次上课就念这本书，苏依柯娃念一句，草婴跟着念一句，就这样学习了一年多，在那段时间里，他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苏依柯娃并没有教学经验，只会说很少的汉语，不能解决草婴在俄语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当得知内山书店有售《露和辞典》（《俄日辞典》），虽然没学习过日语，但也能借助日语中的汉字间接学习俄文，草婴决定要购得一册。但当时买一本辞典也没那么容易，草婴在文章中也回忆过当时的经过：

  我下决心要去买一本《露和辞典》（《俄日辞典》），但这种辞典在上海只有内山书店有卖。内山书店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在四川北路底，靠近虹口公园。鲁迅先生生前常去那里，同内山老板聊天。我那时住在法租界，从来没有去过四川北路，因为四川北路是日本人控制的地区，到那里去必须经过外白渡桥，而外白渡桥上有日本宪兵站岗，任何人经过他们的岗哨都必须脱帽鞠躬。我一个人不敢去内山书店。幸好高中部同学梁于藩（他后来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知道我的愿望，愿意陪我去内山书店。雷士德工学院和高中部当时都在虹口（初中部则在忆定盘路，即今江苏路），他们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外白渡桥，对日本宪兵的岗哨根本不放在眼里。那天，他陪我去四川北路。我们故意不戴帽子，免得在日本人面前脱帽，只在经过桥上时微微点点头。我们终于找到了内山书店。我花了几块钱，买了一本厚厚的《露和辞典》回家。一路上说不出有多高兴，但在经过外白渡桥时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我想万一日本宪兵发现我手里拿着一大本《露和辞典》，他会怎么想，还好我们经过大桥没有遇到麻烦，日本人没有发现这本“危险的书”。

  虽然这次购书一切顺利，但还是让草婴感受到了殖民统治下的屈辱感，而他后来的转学决定，也表明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草婴原本在上海雷士德学院念中学，后来他告诉太太盛天民，“他原本可以留在雷士德工学院继续读高中的，可是学校即将搬迁，新校舍地处上海虹口日租界。这意味着，住在市区的草婴每天进出虹口时，免不了要向持枪的日本兵低头脱帽，他实在不愿忍受这种亡国奴式的侮辱。为回避这一屈辱，唯有放弃雷士德高中转入松江二中。”

  “自由职业者”草婴

  草婴是“自由职业”的翻译家。自由职业在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草婴来说，他的选择几乎和所有同龄人都不同。后来央视《大家》栏目主持人用“三无”总结了草婴的“自由状态”——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

  1978年，草婴受邀出任上海译文社总编辑，工作五年后便能够退休，至少有一份稳定的退休收入。但是草婴考虑了几天后，还是做出了令常人不解的决定：拒绝了这份邀约。被问及为何，草婴说：“社长、总编，很多人都可以做，翻译更适合我”。

  草婴坚持做“自由职业”的翻译家，除了要专心做好一件事的原因之外，他也想在翻译选题上保持自由。2009年，草婴和盛天民共同接受金波、司徒伟智的采访时，草婴这么说：

  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当医院院长的父亲到农村为农民看病，渐渐地我懂得了一个人要有爱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后来，我搞文学翻译，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就做，不符合的就不做。我把名和利看得很淡。前些年有文件规定，早年在《时代》出版社工作的可以申请享受离休待遇，可我没有申请。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我在选择翻译选题上可以更自由些。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首先得“限制自己的自由”。草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他有一张严格的作息表，每天上午的八点到十二点是翻译工作时间，工作的时候需要保持安静，家人也不能靠近。

  在《草婴传》中，作者对于草婴在长女患绝症住院，并未前去医院照料过一事非常不解。草婴说，如果我去看望她，并不能治好她的病，还耽误了我翻译的时间，这是“双重损失“。对于这一点，草婴的家人也能够理解他。

  盛天民后来在怀念文章中也讲起此事：“草婴同样笼罩在巨大悲伤中，但他坚强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孩子面前更显得冷静而沉着。我相信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在危难时刻提醒全家不要乱了分寸，不要被痛苦绝望击倒。然而，夜深人静和我共处时，草婴终于展露内心‘脆弱’的一面，他哽咽地对我说，如果自然界有一种‘交换’规律，可以免除雪亮的不幸病痛、挽回她的年轻生命，他愿意减寿为她分担些痛苦。”

  金波、司徒伟智在为撰写《译笔求道路漫漫：草婴》一书做采访时得知，草婴身患癌症的长女雪亮，“去世前6个月就住在家里，她的病榻离爸爸的书房仅一步之遥。那头是剧痛呻吟的爱女，这头是不愿放下笔、不愿遭受既失女儿又影响工作‘双重损失’的父亲，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心理煎熬呀！”可想而知，只有具备钢铁一般的意志，才能将“自由职业”的翻译事业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草婴坚韧的性格在他对抗病魔和不幸时也同样彰显着。

  “文革”期间，草婴经历过两次生死劫，但他都挺过来了。一次是十二指肠大出血，导致切除四分之三的胃。另一次是骨折。一次他接到扛水泥的指令，一袋水泥50公斤，那个时候的草婴很瘦弱，只有45公斤。等到扛第三袋的时候，人还没站稳，一袋水泥就被扔了下来，砸在草婴身上，他当场跌倒。在医院诊断出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因为草婴当时“牛鬼蛇神”的身份，是不能入院治疗的。医生让他回家，躺在一张木板上，要一动不动，否则关节错位，恐怕再也坐不起来，站不起来了。草婴后来所述：“我当时就想，千方百计要忍住，要过这个关。如果我过不了这个关，就是完全残废，我后半辈子就等于是无事可做了，什么翻译都不要谈了。”草婴撑下来了，他在木板上躺了整整六个月，一年多后才能走出家门。坚韧的意志能让人克服艰难无比的困难，也能让人完成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遗憾的是这次骨折最终还是击垮了草婴，草婴晚年从沙发上摔下来，旧伤复发。经过抢救，虽性命无碍，但也发现了更为严重的疾病，只能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锁定在了医院。

  2003年3月31日，著名俄语翻译家草婴80岁生日庆贺活动在俄罗斯驻沪领事馆举行。

  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信念的翻译家

  “自由职业者”草婴的做法，可以有成功学的解读，比如可以总结出，要做一件事，首先要专注；第二，每天必须要有必要时间的投入，雷打不动才行。但是如果只用成功学来解读草婴，那就未免显得过于肤浅，那些都是“器”而非“道”。草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他是有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在支撑的。100年前的今天，草婴出生，他毕竟和我们不是同时代的人，信仰和信念在他那个时代不是什么稀见物，所以今日的我们不能将他简单看作现今时代的翻译工作者。

  草婴不是因为喜欢摆弄辞藻才选择翻译事业的。

  为什么选择翻译这项事业，草婴有受到鲁迅的影响。在草婴读中学的时候，《鲁迅全集》出版了，售价20元，但如果预订的话只售8元，草婴用零用钱购买了一套。《鲁迅全集》二十卷，后十卷都是译作。在《我与俄罗斯文学》收录的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草婴讲到：“可以说，我读俄文、英文，走上了从事翻译的道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为什么选择翻译俄文，草婴对《草婴传》的作者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看到那些病人的家庭生活，特别在农村，我感到中国农民实在太痛苦了，因此从小就有个想法，怎么能够改变中国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当年认为一个要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究竟怎么回事情，因此我觉得学了俄语之后，我可以自己阅读那些作品，阅读他们的报刊，我会进一步了解他们。

  你问我为什么不读“时髦”的英文，读俄文？原因就在于苏俄的进步性和革命性。那时候，一方面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日本侵略中国后普通百姓的不幸遭遇；一方面是看到一些文学作品、新闻通讯介绍的苏联，感到是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国家。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要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中国老百姓少一些苦难！

  当时翻译苏德战争新闻通讯是这样想的，后来翻译肖洛霍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是这样想的。

  草婴的信仰和信念不仅体现在他选择翻译俄文，也体现在翻译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此，《译笔求道路漫漫：草婴》记录了复旦大学教授夏仲翼的评价，他认为从草婴选择翻译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一个翻译家选择什么来翻译，往往表明译家的眼光。草婴的译作，通常选的都是精品，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个人的遭遇》。他始终认为，在苏联文学中，肖洛霍夫是真正的大作家。这也充分说明了译者的眼光和从事翻译的目的性。在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草婴是以自己切身的受难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更加感到了要把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的决心，终于在将近花甲之年，选定了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一生与黑暗抗争、为人民呼吁的人道主义大师作为翻译的对象。他将近三十个寒暑，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终于将他的全部小说都翻译了出来。这些工作的完成，并且是在旁人很难想象的身体条件和物质条件并非十分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的。此中体现出来的毅力，若没有十分明确的从事翻译的目的，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对于文化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翻译中，至少还有两件轶事可以看出草婴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

  草婴对《译笔求道路漫漫：草婴》的作者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他出访俄罗斯时来到一位普通职工家庭，只见书房不大，可书倒是不少。为了证实这是否只是个例，草婴又找了个借口，临时闯到一位青年工人的家里去访问。这家没有书房，但客厅的一角有只不小的书橱，里面最夺目的是一套装帧精美的《普希金全集》。随着以后几天访问的进行，草婴十分感动：俄罗斯的年轻人都很爱书，家中几乎都有书橱，里面有《普希金全集》或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大师们的辉煌巨著。”

  《译笔求道路漫漫：草婴》的作者这样评价道：“就是几本在很多人看来十分普通的书，却让草婴先生无法平静。”用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人的遭遇与书的遭遇》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解释草婴这样的心情：“我常常想，要改善人们的生活，物质建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精神。没有高尚的情操，物质条件只会培养人的贪欲，社会上只会增加尔虞我诈的情况。要提高人的精神风貌，需要做大量工作，而优美的文艺作品，则能在这方面起重大作用。我一辈子从事文学翻译，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且至今不感到后悔。我唯一希望的是后代能过得比我们幸福，今后的社会能充满人对人真诚的爱。”

  另一件事是草婴女儿盛姗姗在纪念文章中记录的：

  回望“文革”年代，别说入世未深的青少年，就是许多拥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都在荒废光阴，而就在这种时候，父亲却看透时势，认为愚昧不堪的状况不可能持久，清醒者应当早作准备。他特别希望下一代多学一点知识，最好能掌握一门外语，今后可及时了解天下事。在奉贤干校辛苦劳动的父亲，决定把回上海休假的时间用来教孩子学英语。我曾觉得奇怪，父亲是俄文翻译，怎么也懂英文呢？原来，父亲曾就读于旧上海名校雷士德学院附中，它由经商成功、赚了大钱的犹太人开办，严格坚持用英语教学，父亲由此受益。他用四天时间教学，英语词汇和语法由学生反复温习，重逢时再考核。我家那时住在大楼里，不少邻居是父亲的老友，听说我在学英文，他们家的孩子也想学，父亲表示欢迎，于是我们家就成了英语学习班。

  我们的教科书是父亲找到的一本《英语九百句》，他40年代掌握的英文，与六七十年代的美式英语不尽相同。遇到不曾接触过的内容，父亲就千方百计寻找正确出处，一旦找到“源头”，就兴奋地告诉我们。

  无论是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对于社会问题的担忧，对于历史的反思，都蕴含着草婴认为知识分子应具备的良知：

  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这些不是挂在口头的华丽排比句，而是草婴一生践行的原则，也是隐含在用心血浇灌的译著中的精神实在，是草婴留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份精神遗产。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