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牧道里没有了游牧，没有了长途迁徙中的故事，没有了其中的艰苦，又哪来的游牧文化呢？”这是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忧思，也是牧民索南才让的忧思。社会的快速变迁，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世代沿传的传统畜牧业逐渐势弱，许多年轻人不再以此为业，甚至远走他乡。随之消散的不仅是一种歌谣，一种故事，一种与自然紧密关联的生活方式，也许更是数百上千年来刻在他们骨血中、外人难以企及和描摹的一部分。
身为蒙古族的索南才让生活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草原，12岁就辍学开始了放牧生涯，没过几年又用零散时间去漂泊打工，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做过兽医，在许多个他乡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仅仅数年的课堂教育，将他导向的是一个无穷无尽、比草原与荒漠更为广阔的文字世界。十四五岁时，在叔叔家里看到的一本没有封面、仅剩了前几十页的武侠书，为索南才让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窗户。从武侠和通俗小说，到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从第一次读《阿Q正传》时的震撼，到第一次读《边城》时对爱情的憧憬……悄无声息地，他的生活中阅读时间的占比越来越大，而自己动手写作的愿望，也愈加强烈。
2006年，时任《金银滩文学》主编赵元文收到邮局寄来的一份稿件。在回忆文章中他写道，“信封像一个档案袋，里面厚厚的。”他读完后觉得颇有灵性，辗转联系到在德州放羊的年轻作者，并和他交流了修改意见。这篇后来刊发在《金银滩文学》上名为《沉溺》的小说，便来自于年轻的索南才让。从此，他开始了一边牧羊一边写作的人生。
牧民依托草原生存，随着季节和草场变化而迁徙，气候变幻莫测，从羊群的繁育，到人的生死大事，在草原面前都微茫而渺小，人们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在浩大的草原里，故事就像野地里兀自生长的植物一样蓬勃而易逝，如果不写下来，很快便会随风而去。
“我想用手里这支笔，带大家去看看我放牧的草原，认识和我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作为青海省首位鲁奖获得者，索南才让如是说。
其实关于草原，许多人的了解止步于古老的传说和传奇式的故事，但正如《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所说，索南才让笔下的草原生活不止有牧歌，更有人生百态、人性善恶。与纯真的牧歌相比，索南才让更愿意与当下现实短兵相接，真实呈现牧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他的作品直接投注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生活实景，以及被裹挟其中的人：《荒原上》中，加入灭鼠队的几个牧人在荒原上重新认识了自己；《德州商店》里，已经成家的罗布藏被众人关于他身世的非议所困扰；《接下来干什么》中，巡山队员金盖时常要面对他试图挣脱的过往人生……索南才让笔下，有属于草原的辽阔，也有属于草原的孤寂，无论是执意将人生钉在这里的人，还是努力寻找出路的人，都拥有自己寻常却也独特的生命历程，也逃不过命运的悲欢离合。
在与《收获》编辑吴越的一次对谈中，索南才让说：“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一代游牧人”。新近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小说集《找信号》，既是对“我们这代人”的刻写，也是对“最后一代游牧人”的追寻，二者时而分离时而合一。在其中的篇章里，你会看到有些人忙于处理自己与“赚大钱”的贪念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则需要直面他人的死亡才能真正懂得长大的含义。索南才让专注于讲故事，也将自己的困惑埋藏其中，等待来自时间的答案。
记者：新作小说集《找信号》以《哲学教授》一篇开篇，我觉得里面的探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写作这件事的发问：人真的愿意说出秘密吗？当秘密和故事被写作者留存在纸上时，形成的究竟是对秘密本身的告慰，还是对怀揣秘密者的理解或宽恕？草原上的故事如果不被讲述，几乎都面临着随风飘散的命运，在讲述中，这样的问题是否困扰过你？
索南才让：所谓的秘密形成一种故事、一种文字记录时，其实已经转换了身份，从秘密成为了追问，成为被允许探究的一个东西。也许一个故事的形成是拆解了无数秘密的结果。我在写作中，同样的问题经常会出现，有时候具体到一个人物的真实姓名、性格，但我愿意尝试将人物进一步深化，或者淡漠化，让他成为文字中的一种符号形式。
记者：这也让我想起，你曾提及福克纳对你的影响，他在叙述中常会做时间上的穿插。从《荒原上》到《找信号》，这两个短篇小说集中，虽然大部分故事并没有发生插叙和倒叙，但阅读时常常有种脱离正常时序的跳跃感，反而令故事更显生动可亲。
索南才让：福克纳对我的影响是隐蔽而深邃的，像根茎一样深深地扎进了我创作的土壤中，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强调时间的运动性和它的跳跃感，但是我会做一些微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不着痕迹——只有作者自己才能够体会到的、对时间的秘密引导。小说是一种创作行为，在作者能够控制的地方做创意性的发展，是写作中有意思的地方。
记者：同时，关于作品中的时间感受，不知可否这样理解：牧区的辽阔和孤寂具有一种永恒性，而辽阔、孤寂的地域本身也会扭曲正常的时间观念，进而影响这里的人在判断和行动时的心理状态，在你的一些作品中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加强了这种感受。
索南才让：你说的一点没错，在牧区里，时间的状态是大块型的。就是说它没有被分散，没有被割离，它就像一整块一整块的东西存在着。所以牧区里，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现在是几点这样的概念会很弱，或者说影响很弱。时间在这里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很多时候是无意识地写出了这种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已经不需要我去创造了。
记者：的确如此。在阅读中也有种感觉，相较于《荒原上》，《找信号》这个集子中故事的日常性展开得更充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更为明晰，因此在阅读时除了了解人物，会形成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不知你在写作时，是否近期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多的考量？
索南才让：是的，是这样。我之前的写作更喜欢将整个故事的清晰度做一些调整，这种调整是朝着更模糊、更朦胧的方向的。但我也会做另一种尝试，将故事写得清晰，逼到读者眼前，人物的塑造也会留有很大的余地，留下很大的缺陷，让人物成为一个残缺的、模糊的、不满意的这样一个状态。
现在的一些变化，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调整，我依然在延续着这样一种创作方式。
记者：对，有评论家很看重你作品中的“缺失和粗粝”，这种刻意制造的模糊，的确在阅读的层面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感受。同时我想到的是，从蒙古文思考向汉语表达的“翻译”中，应该也会存在比较难处理的地方。
索南才让：我不会写蒙古文，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汉语写作，并且和大多数的汉语作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想就是在构思人物时，首先会将人物设置在一个真实的语境中。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蒙古人，那他在说蒙古语，他的形态、他的表达都和汉语是有区别的，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用到自己的翻译。其实这种翻译有时候很难，因为没有办法将语言中的一种特别微妙，甚至很复杂，又能够特别具体的一种词语或者句子准确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翻译过程中缺失的那些东西，我感觉是一种语言的“活气”，它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缺失了。我所能做的便是尽量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尽量让自己在表达之初就处于一种语言中比较灵活的状态，或者换一句话说是一种比较中性的状态。
记者：总体而言，你是对语言非常重视的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如果将语言、情节、人物、结构对你而言的重视度进行排序，你会如何排列？
索南才让：结构、语言、人物、情节。
记者：就语言而言，如今你作品中简练、冷冽、注重留白的语言风格，其实经过了长期磨砺和修正。也有读者说，这是一种海明威似的冷，但又充盈着生活的热。现在的这种风格，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了吗？
索南才让：我想现在的风格也只是现在的，我不知道我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是想要变化：生活后的变化、沉淀后的变化、阅历后的变化、成为写作风格的变化。我不想一直用一种样子写作。
记者：如人们所见，关于草原叙事的作品中，作家都会努力对“别样生活”加以描写，但有些作品中，描写往往沾染着说明和阐述的意味，这会稀释故事的天然质地，并产生一种他者含有审视和判断意味的视角。在你的作品中，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讲述，“他者”从未出现。这是一种天然的写作样貌，还是有意的选择和规避？
索南才让：两者皆有。首先我是一个有草原游牧生活经验的人，我的写作具备天然写作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会受到“外面”的影响（这个外面，包括阅读），会有所谓的“他者”出现，而几乎从写作之初，我便对此有所警惕，我不太愿意自己的作品成为异质性的。
记者：许多人对草原有着长久、固化的印象，对如风暴一样降临的改变则知之甚少。这其实会让讲述草原和牧民的当下，变成一件更有难度的事：作家的工作不能是纯然站立在内部的喃喃自语，也不能是对“奇观”的呈现。《找信号》中多个故事都涉及了城市的扩张和发展对牧民群落的改变，但并未给出答案。作为可能是最后一代牧人的你来说，在为此留证和表达的同时，会有一种困惑和焦虑吗？
索南才让：我一直在困惑，但焦虑现在没有了。城市化的趋向如此加速地到来，没有慢慢接受的时间。我说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对牧民观念上的冲击，在很短的时间内，牧民们被迫意识到，他们不是被草原大山包围着的，而是被无数城市包围着的。那么多城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到达（而去赶一群牛也需要几个小时），仿佛就在眼皮子底下，这种震慑，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改变是无法估量的，人的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写了一些这样的人，却没有答案，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最终会走什么路。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