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伊·山多尔写下了那么多漂亮又好看的小说，却总会使读者觉得，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之所以作如是说，是因为山多尔总是在和自己对话，并在此过程中苦苦寻求与自我及这个世界的和解，而他隐秘的内心深处，往往不为外人道哉。因此，《一个市民的自白》为理解山多尔的“沉默寡言”提供了来路与归途，这部由《考绍岁月》《欧洲苍穹下》和《我本想沉默》的自传三部曲成为打开作家早期生活、思想和创作之门的钥匙，是山多尔的写照，也是山多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写照。
山多尔1900年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城市考绍，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岁月，一战结束后去西欧求学，先后辗转于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柏林，还去过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汉堡、柯尼斯堡和魏玛等地，他一边求学，一边流浪，一边写作，年仅二十岁就和托马斯·曼、阿多诺等人一样为《法兰克福日报》撰稿，也写小说和散文。1921年，山多尔与自己未来的妻子玛茨奈尔·伊伦娜在柏林相识，二人在布达佩斯举行婚礼之后移居巴黎，并于1928年返回布达佩斯。《考绍岁月》和《欧洲苍穹下》几乎言说了这二十几年的全部生活，这两部腹稿多年先后定稿于1934年和1935年的回忆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马洛伊·山多尔。
《考绍岁月》对往事的言说始于山多尔出生的1900年，止于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的1914年。与其说这是一部以时间为轴的线性自白，毋宁说更像是一部山多尔以童年和少年记忆勾勒出的生命群像。他不惜笔墨介绍了他的父亲母亲，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一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布拉格议会上议院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也做过教师。优渥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塑造了最初的山多尔，使他成为市民阶层的孩子，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价值观和世界观，他自信、刚毅、果敢、高贵，且热爱生活。除了父母双亲，山多尔还写到了祖父母、叔父、犹太人邻居、安德烈大叔、佣人、大主教、两位舅舅、大伯父、神父、艾玛阿姨、儿时伙伴、大姨等人，他们生活在各个阶层，勾连出了考绍的文化、政治、习惯、宗教、世风，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考绍岁月》提及的人物也塑造了山多尔的性格，比如谈及外祖父时，他坦言，“我爱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动不安和开朗快乐，都是从他那里继承的”。也正因如此，山多尔才会以饱满的热情深情回望这段已经消逝的时光。
考绍岁月对山多尔的文学历程和创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父母藏书形成的阅读环境深深影响了少年山多尔。言及父亲的书，他印象极深，“我父亲的藏书令人肃然起敬，占据了书房最宽的那面墙壁”，除了法律著作之外，最多的就是文学著作，包括父亲最青睐的米克沙特全集，还有如约卡伊·莫尔等其他匈牙利诗人和小说家的书及世界文学名著；而他母亲的藏书则“早就变成了装饰品，所谓‘沙龙’陈设的一部分和过去的记忆”，包括席勒、歌德和她偏爱的“德国现代作家”。说起这些，山多尔如数家珍，足以证明他当时的阅读境界。另一方面，环境塑造人，作为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市民阶层甚至贵族阶层，山多尔深谙“帝国”的构成及其要素，并使之见诸于文学，在他最重要也最受欢迎的小说《烛烬》中，作为巴洛克符号的“帝国”成为故事展开的重要背景，猎宫、庄园、军校、音乐等都被作者描上了美泉宫样的金边，“拱券式的白色回廊”“浅色的法兰西丝绸幔帐”“烛光、音乐、人声和体味在厅堂里交织流溢”无不来自山多尔少年时代作为市民阶层在故乡的见识。
《欧洲苍穹下》以时间为经度、空间为纬度，讲述了从1919年到1928年将近十年的异国经历。在莱比锡，他是一个“贫困交加”的求学游子，一边读书，一边理解文学，一边赚钱，一边混迹在咖啡馆中；在多特蒙德、埃森、汉堡、柯尼斯堡、达姆施塔特和慕尼黑，他深切感受了德国文化，并见识到了正经风雨的德意志民族；在魏玛，他不止一次地欣赏窗外园中的冬景和春色；在法兰克福，他安安静静地观察窗外形形色色的人，读列内·希克莱的“欧洲爱国主义精神”；在柏林，他开始了青年时代并成为作家，结识了一生的挚爱，罗拉在婚后给予山多尔诸多包容，每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刻提供作为妻子的关怀；在巴黎，他过着海明威式的生活，了解人，了解文学，了解城市的现代性；在里尔，他参加了法郎士的葬礼；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威尼斯，他感受过托斯卡纳冬日的冷艳，也感受过亚平宁半岛春日里的自然、温馨、寂静澎湃之美；在伦敦，他发现这座城市与欧陆城市的不同之处。借由欧洲苍穹，山多尔也在思考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对于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由此连带出什么是“欧洲”，什么是“欧洲气质”等时空交界处的深层次问题。
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客居岁月里，山多尔更加迷恋文学，同时也将自己形塑为文学的主人。留学期间，他偶尔在一家书店读到《变形记》之后即断言：“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不可能搞错，不可能误解”，在那样的时代，通过自己的阅读发现作为先知的卡夫卡，实属不易。在德国的很多城市，他追随着歌德的足迹前行，并对这位文豪表现出无比的敬仰，他说，“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栖身”。只要置身于魏玛，他就不能写作，也不敢写作，唯恐冒犯了这位影响他一生的诗人，颇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意。
如果说《考绍岁月》和《欧洲苍穹下》是在时间与地理的维度对历史的追忆，那么《我本想沉默》则是一部思想史。1948年，在布达佩斯饱经战火和舆论攻击的山多尔选择离开祖国远走他乡，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本想沉默》就是流亡初期的自白，这部回忆录紧紧围绕纳粹德国进驻奥匈帝国这一历史事件，兼及《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的影响，指向民族压迫、国家制度、阶层变迁、领土主权、地缘政治等历史和社会问题。有理由相信，作为《我本想沉默》作者的马洛伊·山多尔已经完全超越了作家身份，而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位对民族国家饱含深情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者，在字里行间追问的是：漩涡中的匈牙利民族在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的情境下何去何从？市民阶层是否需要对匈牙利当时的命运承担责任？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市民主义的覆灭？追问背后是他对国家、民族、故园深广厚重的爱，《我本想沉默》不止一次言及因《特里亚农条约》而沦为捷克斯洛伐克城市的故乡考绍，就是爱的证明。在《考绍岁月》中，考绍似乎是一座小城，其实这座如今被称作科希策的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已经是国家东部的中心，历史久远，文化丰厚，正因如此，城市被划到异国才会给予山多尔如此巨大的触动，他甚至说，“二十年来，我总是感觉自己无家可归，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因为我的故乡已经不再属于我的祖国，因为外族人现在统治着那里，而我们——由于我们的祖先——都听不懂这些外族的语言”。
我本想沉默，“本”字使用得尤其精准。为什么本来要沉默？又为什么不再沉默呢？在这部自白一开始的部分，山多尔就给出了答案：“我本想沉默。但是后来，我抵抗不住时间的呼唤，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后来我还意识到，沉默——至少和说话和写作一样——也是一种回答。”因为山多尔看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市民社会文明所遭受的创伤足以改变这个阶层的命运，所以他不得不言说，不得不打破沉默，不得不一吐为快。然而《我本想沉默》被尘封多年，直到山多尔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说明这种倾吐也许意味着山多尔的担心、忧虑、慷慨、沉思只是他与自我的对话录，而不需要读者。推而广之，《考绍岁月》和《欧洲苍穹下》之所以被称作“一个市民的自白”都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喃喃自语。看上去，山多尔什么都不想对别人说，而实际上，他却以普鲁斯特的方式追忆一段逝去的时光，形成尤为独特的“沉默的自白”。
自白深处，是山多尔半生行迹及其与生俱来的孤独。早在考绍岁月，他就坦言，六岁的时候已经开始面对孤独，“家庭，温馨的巢穴，我再也无法回归，失去的乐园我只能在梦中寻找”，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在留洋时期格外明显。在西欧漂泊的日子里，他已经成为作家，并且能够开始习惯作家所要承受的孤独，他说，“作家的意义，就是孤独。我总是逃避友谊；我觉得那是一种出卖，一种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国人世界里，保持孤独并不是很难。在灵魂内、性情中和品位上，我还是一个非常虔诚、不可改变的天主教徒”，这种孤独与卡夫卡经典作家的孤独相叠加，即便是贤妻也无法理解他心灵的全部世界。及至《我本想沉默》，考绍岁月中那个生活在市民家庭衣食无忧的少年，辗转天涯，像流浪者和波西米亚人一样漂泊异乡，终于回到故国后又经历一战后的大萧条和二战，眼睁睁看着祖国成为轴心国一员，个人的孤独被放大为国家孤独，山多尔本人也在沧海桑田中沦为最后的布尔乔亚，他怎能不扼腕叹息呢？比之于寻常百姓，山多尔的孤独来自于童年的创伤、异乡的漂泊、作家的心境、阶层的衰落、故乡的无妄、世界的失序，这种莫大的孤独是一个市民自白的结果，也是一个市民自白的原因。
自白深处，是山多尔目睹匈牙利市民阶层因历史变迁倾覆之后的无尽叹息。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市民”概念尤为重要，概念本身的流动性也成为回忆录的线索之一。《考绍岁月》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来自市民阶层，山多尔在其中既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呈现出“市民”群像；《欧洲苍穹下》则致力于凸显西欧与匈牙利市民社会的区别，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在南特做一位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本想沉默》强调的是，市民阶层并没有在战争中拯救匈牙利，所以希特勒来到维也纳这个历史瞬间已经意味着市民阶层的湮没。这个动态的过程既是山多尔本人作为最后的布尔乔亚面对阶层衰落的无奈和伤感，又能使人想起托马斯·曼的《布登博洛克一家》，实际上，考绍或布达佩斯市民阶层的陷落与西方的没落同步而行，从这个意义上，《一个市民的自白》所烛照的是整个西方世界。
从《考绍岁月》到《欧洲苍穹下》再到《我本想沉默》，马洛伊·山多尔从旧时代走向了新时代，见证了斑驳的历史，见证了民族的创伤。对作者来说，自传三部曲是一个市民的自白，更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望，凝结了他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深刻思考；对读者来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是了解早期山多尔的材料之一，透过文本，能够发现作为圆形形象的马洛伊·山多尔，和他背后那个历史深处的欧洲世界。无论是沉默的自白还是最后的布尔乔亚，凝结的都是山多尔对历史、社会、自我的思考，即便经历了诸多变数和苦难，至少在前半生，他都从来没在生活面前低头，山多尔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关于国族和流散的暴风雪，他却能从诗情画意中走来，所谓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