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的“自信”与“自知”，是一个古老的文学问题，许多知名作家、理论家都有过精辟论述。所谓作家的“自信”，就是作家主体对表现对象以及表达效果的一种信心，它既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也包括对主观世界的自觉。所谓“自知”，就是作家对自身创造潜能、优势劣势以及作品在文学长廊中的位置等问题的判断与认知。有切实的自知，才能有坚定的自信；有充分的自信，才能有通达的自知。二者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很多固有的观念到了当下变得暧昧不明。面对这样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作家对表现对象的自信、对自我的自知，就绝不像既往作家那样简单、明了，往往呈现出“山重水复”的形态。在当下文学发展中，许多作家特别是那些优秀作家，既有一定的自信，也有足够的自知，自信加自知，使他们不断探索、不断成功。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或者没有自信，在创作上缺乏动力，或者过度自信，发展到自我膨胀。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省思，做到自信与自知的结合。
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了诸多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文学走向多元化，满足着各个层面读者的阅读需求；文学实现了民主化，每个人都拥有了写作、发表作品的条件与权利；文学的传播更加便捷、快速，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成为文学传播的得力工具。但在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变成了一种职业，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所有的艺术行当中，文学几乎是回报率最低的了，绝大多数的作家无法从这个行业中获得过多的实际回报，他们继续在这个行业耕耘，更多是出于真诚的热爱。即便如此，还是存在一些作家，他们为了名和利，变得浮躁、自我膨胀、没有自知之明。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警醒的。
在文学作品的生产、阅读、评价等完整链条中，召开文学研讨会是一个重要链环。它对于作家作品的诠释、评判、宣传、定位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对于货真价实的佳作或者体现重要文学征候的新作，举办规模适当的研讨会，请评论家对其作出思想的、艺术的评价，请新闻媒体做些报道宣传，这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一个作家出版了自己满意的作品，邀请三五同好乃至几位批评家，共同分享、自由评说，也是无可厚非。一些作协为了扶持青年作家，通过研讨会集体推介一批新人新作，使他们更好地走向文学之路——只要不是拔苗助长，这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中国文化讲究“含蓄”“中庸”“仁义”，在研讨会、分享会上说一点“有底线”的赞赏、溢美之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召开文学研讨会是一件严肃、郑重的事情。评论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作家更要对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认知，乐于接受那些批评的意见。
我们不难留意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文坛现象。例如，一些知名作家的同一部作品，多次召开研讨会、分享会，不停地在宣传、推介中。当然，这些会议的发起者不一定是作家本人，而是出版社、各地文学组织等。一些批评家自然是同盟者，利用评论这一独特形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实事求是讲，有些宣传、评论，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而有些则名不副实，甚至有名无实。在批评家的一片好评中，他们难免失去自知之明，以至于无法理性地面对那些批评的声音。还有一些写作者，写出的作品可能一般，但即使是自费，也一定要开个作品研讨会，而且一定要请知名评论家、主编来参加，开会的地方要上档次，要搞出一定的声势来。这就显得似乎没有太多必要了。当然，这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研讨会采取“一票否决制”，如前所述，研讨会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研讨会的动机、风气、生态是什么样的。这背后涉及作家的自我认知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当然需要自信，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自信过度乃至自我膨胀，就会导致种种问题。古人讲“谦受益，满招损”。自信过度就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批评，有可能在创作上固守成规、粗制滥造。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作家，创作思想十分固执，在创作中本来存在问题，但批评家不说破，导致创作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作家的自信过度，批评家的迎合批评，使众多作家都成了所谓的“优秀作家”，很多作品都变为“精品力作”，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作品优劣的标准。文学从来都是在探索、争鸣中发展、壮大的。如果我们满足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实际上阻碍了文学的深度变革与现代转型。
近读高长虹的文学评论，他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从五四运动过来的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作家们所经过的艰苦奋斗的情形。每一个成名的作家，都是从挨骂中壮大起来的。越是好的，挨骂越多，被骂越凶，成名越晚。鲁迅文名的普遍，在《呐喊》出版以前，是远赶不上周作人的。《呐喊》出版以后，看的人多了，名气也广播起来了；不过《呐喊》的多数读者都以为这是一部厌世的讽刺小说，看了觉得好玩。这时候，有成仿吾出来堂堂正正地批评《呐喊》，对于读者的理解上是有很大帮助的。”（山西省盂县《高长虹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页）翻阅新文学批评史，会感到那个时期是一个真正的批评时代，正儿八经的肯定、表扬式批评当然也有，但更多的是挑刺、“骂人”式批评。其中自然有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因素，但更有探寻艺术、论辩真理的精神。今天，作家期待表扬，批评家习惯了吹捧，这样的文学生态，是值得深思的。
二
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往往会深刻影响他的艺术追求及其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中写道：“推动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可能包含着好几种性质不尽相同的动机，如某种情感要得到表现的压力，对文学的向往与理想，荣誉和物质利益的考虑，对于社会的某种责任或使命感的驱使等等。也可能有着作家本人根本意识不到的潜隐动机。”（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但在诸多创作动机中，“对文学的向往与理想”、无疑是崇高的，需要倡导的。作家在创作中，就是要努力摒弃那些较低层次的动机，培育那种追求精神、艺术的高层次动机。而今天，作家的创作动机越来越混沌复杂，追求“荣誉和物质利益的考虑”，成为一种重要倾向。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作家的自信过度和自我膨胀。
文学创作从表现内容与范畴上讲，既要表现外在的客观世界，又要表现内在的主观世界，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才有可能创造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从艺术探索与实践上讲，要求作家深入认识自己的艺术能力，认识当下和历史的文学发展，进而找到自己的文学位置与创作道路。只有这样，作家的创作才能达到自觉与自信的境界。因此，作家认识自己、具有自知之明，就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批评家与作家，运用的文体形式不同，观照的对象迥异，但同样需要认识自己，达到自知的境界。
认识自己，不仅是一个人生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古到今，中国和西方的许多思想家、理论家，都作过许多精深论述。在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把知人与自知联系在一起。知人需要智慧，而自知是精神的澄明，自知是知人的基础和前提。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写诸葛亮在茅庐中午睡醒来，吟出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表现了诸葛亮对人生的参悟、对自我的清醒。在西方，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他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蕴含了与世界本原相吻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来观照外部世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明确讲：“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度、求效率的社会，这对于促进商品生产、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文化、文学，却未必全是好处。这种时代要求和思潮，不可抗拒地影响着作家们。有些作家单方面追求创作速度与数量，“萝卜快了不洗泥”，造成了创作质量的下降、写作方法的模式化。电脑写作，减轻了作家劳动，加快了成文速度。譬如长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每年产量只有数百部，而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年产量突破上万部。一个作家，过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要用几年时间乃至十多年，而现在只用一两年，甚至只用几个月。长篇小说创作速度的加快、数量的激增，典型地折射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时间和效率观念。就具体某部作品而言，作品质量和写作速度没有必然联系，写得快也可能写得很好，写得慢也可能写得很差；但就文学写作整体而言，精雕细琢、认真打磨，无疑更加有利于增大写出佳作的概率。
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留下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上世纪50年代，丁玲有“写一本好书”的观点。她从莫斯科访问归来，面对带回的俄苏的诸多世界名著，感叹道：“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时间，能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后又对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说：“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引自廖华玲：《“一本书主义”的匠心》，《盐都日报》2017年12月14日）她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体现了她在艺术上的苦心锤炼。陈忠实写一部“垫棺作枕”书籍的说法，在文坛上广为传播。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只有《白鹿原》一部。这部小说，从深入生活搜集资料，到酝酿构思写作，到修改出版，时间长达11年。有记者问他创作上有什么样的追求？他说：“《白》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望，就是写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从少年时期就喜欢写作，如果到死时连一本自己满意的书都没有，真不敢想那有多悲哀。”（陈忠实：《〈白鹿原〉是我垫棺作枕的书》，《辽沈晚报》2011年11月19日）这部小说倾注了他全部的生活积累、思想感情、艺术追求，一部50万字的书，胜过了其他作家十部二十部书。艺术规律是辩证的，多可以成为少，少可以成为多，少而精远胜于多而滥。老一代作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在今天没有过时。
文学创作既是作家的个体志业，又是社会的精神建构。其中就蕴含着“为己”与“为人”的问题。孔子《论语》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劝学》中发挥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体志业，是为了丰富、实现自己而进行的，并不是一种获取名利的工具。只有在充分表现、实现了自我的前提下，才能达到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的更大目标。相应地，他人、社会也会给作家应有的名誉、地位。当下作家，需要从古人的思想观念中吸取精华，真正认识文学创作的真谛和意义。
三
要想做到自信和自知，一个作家要努力寻找、弄清自己在动态文学“坐标”上的位置。这个坐标以当前文学态势为横线，以历史文学演进为纵线，纵横交叉的地方为原点，正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尺度。这个坐标以中国文学为基础，以世界文学为扩展，它可小可大，不断延展。每个作家在这个坐标上，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层级。作家的创作类型、特征，数量、质量，优势、劣势等，在同当前文学和历史文学的比照中，都凸显出来。面对这样的文学坐标，每个作家往往都会感到渺小、浅薄，感到自满、膨胀的滑稽、可笑，感到文学的博大、崇高。但是，那些有出息、有理想的作家，往往不满足于现状。他把自己放置在大的文学坐标中去比较、去反思，明白自己在文学上的目标、方向，发挥自己的才华、优势，努力实现创作上的突破与飞跃。
作家要特别注意发现、克服自己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说：“有成就的小说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感觉到自己作品本身及其性质的局限。”（[美]弗兰克·诺里斯：《小说家的责任》，崔道怡、朱伟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一些作家之所以自信过度、自我膨胀，是因为他们既不“知人”，也不“自知”，偏听偏信了周边的一味说好。面对文学历史，面对经典作家作品，他只有不断地总结、解剖自己，发现自己存在的弱项、缺点，并加强探索、研究，才有可能变得成熟、强大起来。同时，他还要虚心听取多方面读者的意见，还有那些负责任的批评家的批评，把他们的意见、批评，转化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力量。
作家要真心、用心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形象。具有主体性的作家，不受外在因素的诱惑、支配，自由、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建构主体性又包含专业的探索和坚守、人格的培育与塑造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要处理好自信与自知的关系。如前所述，自信是人的本性、动力。作家没有自信，就不会有创新、进步。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脱离实际的自信过度，就会变成盲目、自大，不仅会阻碍自己的进步，甚至带来诸多不良后果。而自知是人的一种智慧、自律，是对自信过度的一种约束、校正。建立在自知之上的自信，才能引导作家既坚守自我、又超越自我，不断走向成功。一般来说，作家在创作之前和之中，要有足够自信，才能支撑作家更好地完成作品。而在作品写成和出版之后，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才能有助于作家修改作品和吸取批评家的中肯意见。同时，还要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如果一个作家脱离社会和民众，沉湎于个人的经验和情绪之中，他的作品往往是狭隘的、小我的。现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创作，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能从个人生活和情感中，感受、体验到社会和民众的生存、变迁，他的作品就是宽广的、大我的。从小我走向大我，是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应当选择的文学之路。
写到这里，油然想到鲁迅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谈。1927年，有人计划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婉转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甚至说：“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吧。”（《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捧读这封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面对提名建议，鲁迅反思了自己的“不配”“欠努力”，回顾了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以及中国作家的局限等等。当代作家需要强化鲁迅这样的“自知之明”、这样的情操人格。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