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寡人》或《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我们多少还能看出虚构与现实的边界，而在这本新随笔集，由于一场浩大的梦的降临，作者直接废除了虚构的真值标准。梦既为阿乙的作品带来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时光的恍然，也在一定程度抵消了当下的严峻现实。如同暗恋者的纯粹曾赋予阿乙的小说以先天真诚的品格，抵消或补偿现实的梦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哺育了他的写作。读过《通宵俱乐部》之后，关于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一
《通宵俱乐部》以前，作家阿乙推出过两部随笔集：2011年的《寡人》，2015年的《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寡人”或不单指“孤独者”，阿乙使用它，同时也指向了“偏执、孤疑、刻薄、恶毒、软弱、颓废、矫情、残暴、自怜、自私、自弃、恐惧”等等偏负面的自我描述，用前言的话说即：“我像块阴暗的石头，大多数时间待在房间里。既不立足于人间，也不存在于冥界，就是在阴阳重叠之处孤零零地活。所见世界早已萧条，有着昏暗而透明的光芒，就像天空涂了一层薄的硫磺，同时四周刮陈腐的冷风。”这幅自画像诚然与现实生活的那个作者不符。《寡人》出版的时刻，阿乙已经写作五年，其间有两部小说集《灰故事》与《鸟，看见我了》先后面世。因此，这些晦暗语词更像是作者对个人写作风格的一次归纳，决定出版它，则表明其开始有意强化这类风格。此刻回想我热爱阿乙的源头，便来自对这部随笔集的阅读：通读《寡人》一过，我写下第一篇关于阿乙的评论，并且向一位朋友要回了那本他借走很久的《鸟，看见我了》。
就写作时间来看，《寡人》早于《灰故事》与《鸟，看见我了》；就内容而言，《寡人》收录的多半是卡夫卡式的“小叙事”。作者后来也在诸多场合坦承他的写作开始于此，是卡夫卡授予他“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但在正式写小说后，他并未抛弃这类富有乐趣的写作，于是也就有了第二本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个题目在阿乙笔下同样是一个经久的意象，某次活动上他还原了这一场景：“那时候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有一天我看到她老远走过来，画着个猪血般的口红，那天阳光非常猛烈，口红格外醒目，她的清纯形象一下子崩塌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堕落了。”这段经历最初见诸《寡人》，后来又被写入小说《意外杀人事件》与《猎人》，可见触动之深：“我们说起来只见过五次面——本来还有机会见面的，但当你涂满口红在将近一百米的远处浮现出来时，我转身跑掉。那天阳光太过猛烈，道路晒得发烫，一经扭曲，我只一眼便看见你的衰败。时间这东西稳步前进，将我弄得尴尬不已。”
一如卡夫卡，小叙事在阿乙笔下其虚构与真实的比例同样难分伯仲。虚构的一面，有《寡人》中的《熟悉》《您好》《杀戮》《吴承恩》《吃人者》《贼城》《剽窃》《叶公好龙》《嗯》《画仙》《医生》《玉皇大帝》《大鸟》，《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中的《豹子》《儿子》《记忆》《逃亡》《忘字》《幽闭》《猿猴》。于创作之初，想必他已写过大量这类篇幅短小、志异色彩浓厚的故事以为训练。笔者此前受阿乙委托编选《五百万汉字》一书时也据此辟出“志异”一辑，收录了《信使》与《五百万汉字》两篇，但更多此类作品，因认定文学自有严肃与游戏两分的心结，阿乙是拒绝将它们归入“小说”的。直至近年来写作发生转向，他开始重新审视这类写作，才赋予了志异以一定的合法性。《骗子来到南方》中那些千把字的短制，如示以“短章”的《用进废退》《钩子》，示以“寓言”的《严酷的事实》《想学魔法的孩子》《追赶一只兔子》，其源头就在这里。行至《通宵俱乐部》，读者或以为阿乙的随笔多了些板正，但这正如《未婚妻》的笔法融入幽默一样，无非是文学的雅与不雅，严肃与通俗，“宣示我看见的真相”或“满足于讲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在作者这里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二
随笔集非虚构的一面，或可当作步入阿乙虚构世界的一曲暗道，个中有交代虚构本事的创作谈，与小说同一主题的速写，亦有大量读书笔记。此间印象较深的是他指出《小人》存在地上、地下两条河流，前者是叙述连贯的故事，后者为若隐若现的细节。若细节未被留意，它们不会干扰明处；惟当注意某些草蛇灰线，又带着后知后觉的预感重读整个文本，“地下的终将汹涌而出”，并“推翻人们的一切认识”。相似的笔法也见于《一九八八年和一辆雄狮摩托》《永生之城》《早上九点叫醒我》等篇。离开这些解密性质的副文本，小说仍自我成立，但在读过小说后进入虚构诞生的现场，自然会生出一番原来如此的感喟。此外，他也将一些向未示人的诗作放进了随笔集。
《寡人》一书依时间倒叙形式编排，以之呼应了前言提到的卡彭铁尔“讲述时光倒流、返老还童”的小说《回归种子》，《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取字母表形式是受到了《罗兰·巴尔特自述》的影响。《通宵俱乐部》重新采用时间正序的线索，起首一则写于1996年：“终于收到来信。捏着它时，我感觉发烫。”这里赓续的是《寡人》最后一节（“这是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异性，像封闭的山谷猛然敞开，大风无休无止地刮进来。”），后者写于1995年，日后他还会在《偏执》《旷日持久之事它可能的根源》等文细细写到这段长达八年、见面五次的暗恋，他为“世界有这么简单这么正常的道理而痛哭”，“一直没想到它是世界恒在的荒谬”，转而又觉知“荒谬本身就是合理的一部分”。不过，痛苦的“起源”早已远去，包括那些燃烧着的时候感叹号四溅的赞美诗，均已转化为写作的源头。暗恋者的身份褪去后，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就诞生了。
《通宵俱乐部》中，1996年至2012年的部分不抵十分之一；2013年以降，每一年的篇幅逐年见多。这里有决定阿乙写作的第二重因素：2013年的疾病。此前两年，他曾三次起意完成自己的第一个长篇，但无一例外止步中篇（《模范青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春天》）。那个被称为卡斯特曼的疾病，发作于阿乙第四次向长篇进攻中途——在将《早上九点叫醒我》推进到一半之际，他开始吐血，住院。待病情稳定，方才完成第一部长篇。故此，《早上九点叫醒我》开篇的话亦无妨看作是他在那个时期的内心独白：“金艳正在度过她人生最难度过的时刻（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需要度过。面对这恐惧、孤独、难熬，似乎只有自尽才能解脱的时刻，我们屡次祷告于伟大的时间，求它加速推进自己的齿轮，好将我们带离现在）。”随后，他又以这段经历完成了另一中篇《虎狼》。由《虎狼》肇启的反顾自身等写法，直接将阿乙的创作广义地分成两段，第一段是2005年到2014年，第二段是2014年至今。
三
《虎狼》这篇小说里，那个一直以来过分忠实的福楼拜信徒开始在虚构中现身。之于眼下瞬间的记录，与其说是要为虚构贮存素材，不如说是敏感的意识放缓了时间流动，而他要写下关于存在本身的震惊体验。在近似绝对的当下，主人公正在做的事却是回到过去。这一姿态还将重现于《对人世的怀念》，即一面是“我”循着祖父的脚步走进阮家堰，复又返回故乡，一面是这些废墟似的空间忽而被虚构照亮。这两重特色最终融汇灌铸为一种“内在性写作”，这个词大抵解释了他在2022年底出版的随笔集《通宵俱乐部》与长篇《未婚妻》。略有分殊之处，是《未婚妻》代表着从当下跳板向着记忆河流的纵身一跃，《通宵俱乐部》纯粹聚焦刹那须臾的所思所想。后面这个题目同样蕴含了“延宕”的意味，诚如年幼的马塞尔不愿离开母亲独自上楼睡觉，阿乙同样渴望无穷无尽、散发着光和热的夜晚，自己得以参与和朋友的围炉夜谈。
也正是在这个充满幻想的题目之下，我们读到了大量略显惊悚的对病友情状的速写与“访问梦境”的记录。前两本随笔集也有不少关于梦境的记叙，其中多数是醒来后遗憾梦中世界的消失。在《记忆》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人重新进入过去，情况类似于救火，能记录下来的财物有限。有时烧掉的废墟太难看，还需进行拙劣的重建。无论怎样，从离开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对原貌的掌握。这是做人痛苦的一部分。”此刻，造访梦境暗示的是作家其时的苦恼：他正在忍受记忆日渐风化的焦灼，在虚构时也频频感知无力，于是便渴望重新攫取自己的早年经验，而这些经验又早已像钞票一样用掉，或是为遗忘的大雪覆盖。如此，焦灼便幻化为带有同义反复性质的关于遗忘的梦。梦与现实是一种镜像关系：梦醒后的怅然是一种经验的丧失，现实生活中经验的匮乏同样是记忆流散的结果。对梦境的书写构成了指向现实的隐喻——遗忘的梦总是经验匮乏者的梦。至于《通宵俱乐部》，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焦虑的替代物，而是梦与醒之间的屏障，或者说它是作者为了抵抗自己过早面对登时的恐惧，而必须要在两种时间的感觉间找到的可以神游太虚的一刻。
对于《寡人》或《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我们多少还能看出虚构与现实的边界，而在这本新随笔集，由于一场浩大的梦的降临，作者直接废除了虚构的真值标准。梦既为阿乙的作品带来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时光的恍然，也在一定程度抵消了当下的严峻现实。譬如他写到一对年老夫妇在“思来想去”之后想把自己的神童孩子交给国家；一位精神病院护士向“我”转述听来的话，某位病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同时被父亲与祖父占有，这个人下决心来医院，并非他认为自己的精神状况出现问题，而是他无法调停父亲和祖父的争执。这些片断，连同每一篇右上角标注的写作地点——它们往往是“协和医院”——读来着实是既有趣又心酸。如同暗恋者的纯粹曾赋予阿乙的小说以先天真诚的品格，抵消或补偿现实的梦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哺育了他的写作。读过《通宵俱乐部》之后，关于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