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27日晚，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逝世，享年103岁。

  杨苡先生出身世家，哥哥杨宪益亦是著名翻译家。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中译本，也是她第一个将“呼啸山庄”这个中文书名赋予这部世界名著。2022年，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文为撰写者、南京大学文学院余斌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后记，原题为《写在后面：书成漫记》，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必要交待一下。

  缘起当然是认识杨苡先生。

  一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因为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师（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肖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银元时代的生活》、齐如山的《北平谈往》、《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其“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

  二

  于是我去杨先生那儿的次数就多起来。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聊得多了，就觉好些内容，实在应该记下来与人分享的。

  也当真实行了。

  起初是促杨先生写文章。杨先生早年就钟情写作，之前最感兴趣的是诗歌，晚年则多写散文，至少是发表的，以散文为多。事实上她写过不少忆旧谈往的文章，母亲，二姐，杨宪益、戴乃迭、沈从文，更不用说巴金、萧珊，都曾出现在笔下。兴致好的时候，她甚至拟出一批篇目，打算逐一写来，甚至书名都想好了，比如《超载的记忆》、《翡翠年华》、《旧邮拾遗》、《七老八十的人》……只是大多因身体原因，或是访客不断，又或她惦着看某部电影，追某部电视剧，忽然想起要理书，归置她的玩偶，翻寻某个朋友的信札，等等，等等，一时兴起之后就放下了，最后大多没写。

  “促”她写文章的远非我一人。我的“促”是泛泛的，报纸杂志出版社的“促”就不一样了，往往很具体，又有时限，到时就变成了“催”——催稿的“催”。杨先生愿意写，有时且答应下来，但一旦变成了“催”，就老大不乐意。过去师友邀稿又是一说，现在催稿的都是晚辈了，拒绝起来，可以不假辞色。而且写文章毕竟耗精力，杨先生年事日高，写个一篇两篇尚可，要把经历的人与事都写出来，不大现实。

  于是想到，何不给杨先生做个口述实录？

  但是很长时间里，也就是一说。有一次，又在杨先生家闲聊，她说起在中央大学借读时蒋介石两次到学校视察的事，很是有趣，随说随忘，觉得可惜，回家后连忙就记忆所及，记下来，有模糊处，打电话过去再问。完篇后起了个名，《两见“蒋校长”》。杨先生看了之后做了不少修改，成了一篇文章，题为《半个世纪之前的奇遇》，发在了一个叫《悦读》的杂志上。那篇文章特有意思：有些句子，是针对我不准的记述说的，对象似乎从读者变成了某个具体的对话人，写进文章里了，外人自然看不出来，我回想一下就明白，这是在纠我的错。

  这大概是第一次，将杨先生所说，笔之于书。即使是原始版本，严格地说，也是一份伪口述实录。口述实录作为一种样式，实际上是和录音设备的广泛应用联在一起的，有录音，才比较靠谱。大概是2010年，我下决心当作一桩事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于是就开始上手段了：有段时间，每周去杨先生家一次，带一学生同去，专管录音，之后将录音变成文字。

  整理出来的文字渐积渐多，叙事比较连贯的部分，我就想整理出单篇来，找合适的媒体先发一下。有一篇《来凤的故事》，讲杨家早年一个丫头的遭遇，弄出来了，请杨先生过目。这次杨先生对内容本身倒没什么疑议，出乎我料想之外的，是她说，来凤被强暴的事，说出去不大好吧？她的后人还在，看到了会怎么想？我真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坎。倘若这都不能写，以此例彼，想想聊天时说到的很多人与事，因是有名人物，更有顾忌了，岂不是都得绕着走？一部口述实录回避掉很多，那就失了本意。

  用网上的话说，杨先生的“禁令”让我“很受伤”，用过去的话说，“严重挫伤了积极性”。意兴阑珊，进度一下就缓下来了。这事也是再而衰三而竭的，一晃就是八九年。也不是完全停工，除了有一年在韩国教书，凡去杨先生处听到可记的人与事，还是会记下，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而且没了录音笔在侧的“正式”。杨先生和我，都还存着做口述实录的念，但没了DEADLINE，便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

  转机在2019年，这一年杨先生实打实地跨入了百岁高龄。这么说盖因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前一年杨先生99大寿，周围的人已然已百岁“相许”，她兀自拒绝，说是“假的”。那年年底还真有一小坎：胆结石发作，她进了医院。做手术还是不做，家人、医院，都很纠结。杨先生无所谓，两可。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倾向，她问医生，还能不能再活一年？

  至少九十五岁以后，杨先生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

  我不说“不祥”的预感，因为杨先生说时语气里没有“不祥”的成份，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神情一点不沉重。她得到的回应，多半是说她的寿数长着呢。里面固然有善颂善祷的成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的确谁也看不出所谓“下世的光景”：她的精神还是那么好，也还是那么健谈。

  而后就轮到她对别人有意无意的避谈生死表示不解了：怎么比我年轻的倒忌讳说这个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真奇怪”是杨先生的口头禅，加重语气表示她的不解。属于“真奇怪”范畴的，颇有一些，应是人之常情。生死之事大矣，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一般是不去面对，杨先生并非哲学式的“直面”，只是顺其自然，不时的提起，乃是就事论事的性质，没什么“负面情绪”，更不会为“负面情绪”笼罩：生活节奏依然如故，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读报读报，该理书理书，并且兴致不减。

  手术前清楚地表露出“求生欲”，因此显得有点不寻常。后来手术在最后一刻取消，杨先生出院回家后打来电话，有躲过一劫的欣喜。她的描述突出了此事戏剧性的一面：那边手术室准备就绪，这边她已换上了手术服，正待推过去，忽然说，不做了。原来关于手术与否，医院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在进行，没准是她的一年之问促成了院方最后的放弃。她因此说她“很得意”。

  为什么是一年呢？杨先生就她的“活命哲学”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是外人再想不到的：都当她是百岁老人，病房里也成传说，医护、病人，有事没事过来探探，看个稀奇，用杨先生话说，她成大熊猫了——还没真的到百岁呢，这不是骗人吗？所以她对医生有一年之问，一年过去，已届百龄，庶几不枉担了虚名。

  杨先生一向是阻止人给她过生日的，百岁华诞也不例外。但是那几天她很开心。或是见面时，或是在电话里，她不止一次说起她的“得意”。一是避免了在岁数上“弄虚做假”，虽然这“假”不是她造的；二是想起过去整她的人看不得她挨整时亦时而忍俊不禁，每有笑意，即厉色正告她：你笑吧！看谁笑到最后？！那些人都已不在了，谁笑到了最后呢？杨先生笑吟吟地说。纪录片《九零后》里她引巴金的话，长寿是一种惩罚，她则说，活着就是胜利。

  同时她提到了她的计划，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口述实录。杨先生这么说，有一部分也是为我考虑：不能一直白忙活呀。当然，更要紧的是对人与事的忆念，至于总结人生，或是给后人留下一份史料之类，她倒是没多想的。

  我重整旗鼓做口述实录，一大原因也是杨先生恰在此时松了口，表示对口述的内容，不设限了。——事实上在对熟人朋友讲述时，她从来没什么顾忌的，对我这个时间最长的倾听者，就更是如此，只是事关发表，她才会顾虑重重。最让我沮丧的，莫过于杨先生经常兴致勃勃讲了一段之后，忽然追上来叮嘱一句：这个不能说出去啊。（或者忽然看一下我的录音笔，问道：这个你没录吧？）

  四

  关于何者可说，何者不足为外人道，影响杨先生判断的，除她自己的尺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姐姐杨敏如。

  敏如先生没有留下一部口述，真是憾事，我在雷音《杨宪益传》里读到过对她的采访片段，说人说事，快人快语，生动传神。有一点，她与杨苡先生是一样的：记忆力极好，且叙述中充满鲜活细节，极有情境感。但她的条条框框比妹妹多得多，而且伴随着由性格而来的不由分说的性质。杨先生每每发表了忆旧的文章，敏如先生多半会有否定性的评说，一个是该不该写的问题，一是所写确不确的问题。敏如先生对维护家族声誉相当执着，杨先生认为无须讳言的（最典型的是母亲的姨太太身份）也被圈在里面；另一方面，记忆之事，原本无法定于一尊，敏如先生的辩正却不容置辩。

  杨先生从小对姐姐即有畏惧之心，九十岁一百岁犹然，心下不服也只有嗫嚅式的反抗。结果是，忆旧谈往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家族旧事的，干脆赌气不写了。她们的关系极密切，敏如先生百岁之后她们还常打电话聊天，聊个把小时是常事。2017年敏如先生以101岁高龄去世之后，杨先生时时想念，其子女也时在念中。另一方面，她想写什么说什么时放松了许多，也是真的。这也是我觉得她与姐姐或杨家成员之间关系有趣的地方。

  但即使到现在，在我看来，杨先生对说与不说的尺度拿捏，还是偏紧。这当然与所处的位置有关，她是当事者，作为记述者，我虽不是做壁上观的态度，但比起来怎么着也属局外人。何况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杨先生的经历、个性、受的教育、她的教养，这几项加在一起，又让她格外注意面向外界时的分寸。这里面当然有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只是杨先生对名声的态度，大体是防守型的——我的意思是说，她对过度的关注总是心存忌惮。她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然在为人处事方面，对她的影响实在不小，她经常提起的母亲语录中，有一条出现频率极高：“人不怕出名，就怕出恶名”。

  杨先生对“恶名”的定义，远比大多数人的概念涵盖者范围要大得多。比如回忆家族旧事，因杨家出过很多显赫的人物，她就觉得说多了迹近炫耀；比如和一些名人的接触和交往，说说无妨，写出来就仿佛是借名人以自高，跟傍大款似的；甚至说到中西女校，谈多了它的教会背景，还有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她也觉得会予人不好的感觉。总之读者若有这样的反应，就有出“恶名”的嫌疑，我说杨先生属“防守型”，即在她的洁身自好，宁可不说少说，也要杜绝这方面可能的联想，包括对于讲述动机的揣测。

  更多的犹疑关乎她提到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她敬重的师友，几乎是本能的，她希望至少在自己的讲述中，他们可以被置于某种“保护”之下。“保护”意味着避开一些经媒体有意无意的引申发挥，可能对师友形象不利的讲述，尤其是在现今各种标题党、炒作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片言只语，都能演绎出天花乱坠的故事，这是杨先生特别忌惮的。

  但是他人怎么说，怎么想，做何反应，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对此杨先生特别敬爱的哥哥杨宪益先生的态度是，爱怎么说怎么说。这要归于他的名士派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又要部分地归因于他早年在家中近乎独尊的地位，虽然是一母所生，杨先生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宪益先生的满不在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求之于她。我当然希望杨先生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在我看来，对讲述的真实性负责，一切就尽在其中了。

  除了上面的顾忌之外，还有不少聊天时提到的细枝末节，依杨先生的意思，口述实录中没必要出现。我还能记得的一例，是说小时候去看海派京戏，奸情搬上舞台了，还有捉奸时砍人的血腥场面（当然是舞台化的处理，但比起老派的京戏来，“写实”得多也“露骨”得多）。杨先生看了整理稿便划去了，道，这些乌七八糟的，要它做什么？然而这些活色生香的闻见却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于是力劝杨先生手下留情，允许我保留。依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傍逸斜出的零零碎碎。

  杨先生写过不少忆旧的散文，凭她场景再现式的记忆，自然不会放过诸多细节，但是这些场景、细节须得伴以鲜明的立场、态度才会被组织到文章中去。“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她那辈人的信念——立场和态度才赋予文章“意义”。杨先生深受新文学传统的影响，注重有感而发，对讲述的人与事，或赞或弹，褒贬分明。所谓“有感而发”，抒情、议论更是在意之处，记述倒在其次。聊天时好些事她觉得好玩极了，因为印象深刻，她对熟人朋友说过多遍的，发为文章，她就期期以为不可，应该就是这缘故。

  甚至她的通信也是主情的。她对现在的人不喜写信很是不解，我跟她说，现在有微信，太方便了，她不以为然，认定微信都是说事儿，而过去的人写信重点不是事情，是感情。关于书信与微信差异的判别或者可商，说她那辈人写信都在谈感情，似也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无疑道出了她的态度，即陷在具体的说事儿里，便落了下乘。

  口述以其“文体”的特性，必是叙事为主轴的，不仅注定盖过其他，甚至几可与叙事划等号，那么，口述作为“野史”，正可补文章的“正史”之阙。即使所写所述是相同的人与事，出现在文章与口述中，也会有微妙的差别，其不同也许不在于内容的出入，而在角度与口吻上的异趣。两相参看，庶几“全貌”。

  文章中的杨先生与口述中的杨先生当然都是“这一个”，只不过在口述中是一个更放松、更家常版的杨先生。

  五

  于此得强调一下本书不同于大多数口述实录的一个特别之处，即它是“聊天”与“采访”的某种混合，且“聊天”的意味大过“采访”的成份，至少杨先生常常忘掉，除了面对我，她同时也是在面对公众讲述。面对“采访”，不免有意无意的设防，“聊天”则大体上是不设防的，或者说，有时讲着讲着就可能“破防”。在绝对的意义上，不要说面对他人，即使面对自己，我们也不敢声称直言无隐。有时候，面对自我甚至还可能是比面对他人更具挑战性的事，但这是另一问题了。

  所谓“当讲则讲，不当讲则不讲”（何者当讲，何者不当讲）的问题，即使在私聊中也并不全然消失，但与接受采访之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记者”这个身份对于杨先生有时有很强的暗示性，我非记者，忝为“小友”，天然“免疫”，也算是“得天独厚”。她面对的是一个倾听者，而我较少窥探的冲动反而让杨先生无所顾忌，无所不谈。作为一个“他者”，你不大可能有机会知道关于另一个人生活那么多的细节：不夸张地说，无数次有意无意的闲聊之后，我对杨苡先生一生种种，也许比她的家人、好友知道的都要多得多。

  当然，这里也就有更多的地方，出现了可不可、应不应向“外人”道的问题。我总是希望杨先生多取消一些“禁令”，杨先生则在“说出去不好”与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之间犹疑。趋向前一种反应的情形多半发生在刚刚读完某个公开发表的部分（书中大部分内容在《读库》、《名人传记》、《南方人物周刊》刊登或连载过）之时。与读打印稿时相比，杨先生似乎觉得这个更有了“白纸黑字”的意味，不由便有一种下棋时“落子无悔”的慎重。趋向后一种反应则是在情绪渐渐平复之后，这时她会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什么不能说？！我的做说客就在她的小循环之间间歇性地进行。于是对人戏称，杨先生与我之间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

  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待，你不改也无所谓——只是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

  六

  这本口述所恃者，首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杨先生自己对此也颇得意，常在回想出某个场景某个细节之后，不无自矜地笑问来客：怎么样，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吧？

  岂止是“可以”？绝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到了这岁数的人，多半已是意识模糊，既或不是嗫嚅不能言，记忆与表达也是障碍重重了。杨先生犹能接受采访，一两小时娓娓不倦，且还有掌控局面之念——要是有分龄组的达人大赛，我觉得她简直可以以她的记忆力做才艺展示了。除了家族基因之外，不知道这与她的自我操练有没有关系。

  2003年杨先生跌了一觉，腿骨骨折，从那时起，她被迫成为一个更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因为真的足不出户了。近年卧床更是常态，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忆念旧人旧事，当然都属于脑力劳动。她对大脑的状态，也就特别看重。好多年过去，杨先生仍不能接受被人全程看护的状态，能自理的事不肯假手他人，独自下地行走也是经常性的，动作还快，不慎跌倒的事于是时有发生，至少我知道的就不下十次。幸而如她自况，现在已是“身轻如燕”，倒下又大多是原地慢动作，结果均无大碍。杨先生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糟了，脑子千万别摔坏了！检测脑子出没出问题的一大标准，就是看记性坏了没有。于是记忆力测试立马开始。某个人名想不起了，心下一沉：得，记性全坏了！

  当然，没有的事。测试失败只是一时绊住了，杨先生用力地回想着，比着手势对我说，某人某人，名字是“三个字的”，“两个字的”，终于未能脱口而出，像挺举重物未能一举成功，大为懊恼。但是或许过个几天，忽然又想起了，一见面就兴奋地说她起的“灵机一动”——我已经很兴惯她“灵机一动”的个人化表述了，这个词特指她关于某个记忆的失而复得，或者是某个名字，或者是某一句歌词，或者是某个场景。

  我这么描述，并不是说杨先生的记忆力一如往昔。随年岁的增长，记忆力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从我起意给她做口述至今，十多年过去，像身体功能的逐渐弱化一样，她的记忆也在慢慢衰退，有些人与事，时间、地点模糊了，有些碎片拼不拢了……对此杨先生也不是不能面对，只是很惧怕因跌跤骤然下降乃至于失忆。接受自然规律不等于听天由命，对记忆她尤不肯轻言放弃，要退也得是且战且退。

  至少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迭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这里面颇有一些，属于地道的脑力体操。我不知道她的操练效果如何，只知道以她103岁的高龄，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词写给我，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不管如何的跳跃，自由联想式，或者听上去如何不相干，杨先生的记忆操练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着她经历的人与事进行。这里面有她想记住的，有的是她想忘却而终于忘不了的，她都讲给我听，加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一遍遍的讲述，反复的念叨，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来问，这个跟你讲过吧？事实上我大多都听她说过，但仍然请她接着说，因为同一内容，会有不同的侧重，不知何时，又会即兴回想起一些什么来。

  我一度很执着地想在书名中嵌入“碎碎念”三个字，在我看来，“碎碎念”恰恰是杨先生记忆与讲述的特点，关乎记忆点点滴滴的细碎，也关乎她记忆的展开方式。同时，不停的忆念，正说明故人故事，以及其中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已是与杨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抵抗遗忘，抵抗记忆力的衰退，因此也是证明一己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所谓“历史”，是要在群体的层面上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留下痕迹，何尝不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体操，一种抵抗遗忘的努力？

  七

  前面交待过，杨先生将百岁时，口述实录算是正式启动，到如今不觉间又是三年多过去，眼见得书仍未出版，我则还在盯着她不时地问这问那。杨先生一定在嘀咕：怎么没完没了呢？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不过如此磨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本书的设想已然“面目全非”。原先我之所想，或许倒更接近口述史的“本义”也未可知。

  口述史自自立门户到今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被定义的，然“万变不离其宗”，即是其资料性。合着现代学术的方向，强调其“科学”是必然的。这里的“科学”不是假定讲述者的“客观”、“中立”、“无我”，恰恰相反，它已然预设了讲述者记忆的偏差，个体出于各种原因的选择与有意无意的过滤，若说它专业化的一面，那么首先在它的牢守有闻必录，忠实记录的本份，不越雷池一步——不添油加醋，更不越俎代庖。

  “忠实”的极致，就是不加取舍，原封不动地呈现。甚至都不必转化为文字，只以录音、录影的方式存在。法国口述史的主流，据说就是如此。众多的口述存于图书档、档案档一类的机构中，等待有兴趣者以听或看的方式查阅。换言之，口述被视为史料学的一部分，第一手的、最原始的材料，虽然它不是文献。查阅口述有似翻阅档案，尽管它不可能具有档案的靠谱（事实上面对档案材料有时也须“三思”的）。这样的口述其实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它的预期读者乃是训练有素的治史者。

  我虽从未打算严格按照专业性专门化的要求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也未尝在意口述史理论，更没有具体地想过要“对标”什么样的口述史，原先一念盖在于史料却是肯定的。但是一旦面对无数段录音开始整理之时，发现有点难于下手。其一，因为交谈的过程更近于聊天而不像访谈，随意而散漫，取“原音重现”式，读者很难得其要领；其二，还是上述原因，杨先生有意无意间默认我是知情者，许多人与事即不再给出背景性的解释，读者读了，会觉突兀，陷入找不到上下文的茫然。

  如此想象读者可能的阅读状态，说明我潜意识里已将普通读者设想为口述史的对象。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杨先生口述的内容，单纯当作史料来处理，束之高阁以待查阅，未免可惜。因杨先生所讲述者，固然可以作为史料看，但以一般的标准，未必有多“硬核”。

  “硬核”之“硬”，指向的是史料之“实”，人与事的确凿与它的重要性。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蒋介石兼中央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杨先生所述，却在他视察女生宿舍时的尴尬；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杨士骧、杨士琦在清末政坛上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事实上，她细细道来，大部分讲述都着落在她周围的普通人身上，她的家人，她的同学，过从密切的朋友，或是几面之缘的熟人，当然，由她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串联到一起。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你可以说，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甚至可以说，有“八卦”的倾向。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她讲述者，都是她记忆中的事实，但此“实”非彼“实”——至少大多数人口中的“史实”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事实的堆积。与宏大叙事相比，个体的琐碎叙事因其所见者“小”似乎难沾“历史”的边而被“虚”化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杨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实”就“虚”的，或者说，虽不“避实”，然的确时常是“就虚”。

  这里的“虚”不仅指事之细微，还指此中渗入的个人体验。经历的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属“实”，与之相关的个人体验则为“虚”——所谓“历史的无情”，我的理解，有一义，就是它对个体琐细叙事的忽略不计，附着于其上的喜怒哀乐更是如同从未存在过。变“无情”为“有情”，即是不仅道出经历，而且关注其中的体验。这在斯特拉奇以降的现代传记中已属常态了，但口述史与传记有别，体例决定了它比起来是更加务“实”的，也就是在所历与所感之间更偏向所历，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多地只是隐现于所历人与事的选择性记忆之中。

  正因杨先生口述的看点往往是由“实”及“虚”，更个人更感性，应该更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越到后来，我越觉得应该以更趋近普通读者的方式来呈现。

  读到过不少百岁老人的口述，多取谈话录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丰俭由人”——“百岁”即是一种资格，限于身体状况与记忆力，完整、连贯的叙述已不可得，片段化的呈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更符合口述史的规定性。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原生态，杨先生读物中这也构成了一类。

  有次她收到三联出的一本周有光先生的《百岁忆往》，小精装，大概只有五六万字，拿在手上，玲珑可喜。看了羡慕，她说她的口述也可以弄成这样，不费什么事就可以弄出来。的确，以当时积累下的录音，早够攒出一本了。将重复的部分删去，有则实之，无则虚之，跳跃由它跳跃，不说“立等可取”，十天半月完稿，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杨先生讲述的特点：这样的呈现，是以简驭繁的，杨先生讲述的与众不同处，恰恰是“繁”，即由她场景式记忆而来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还是组织到一定的上下文当中，更有效果，也更见其人；相应地，也就需要有一完整的脉络。片段化的口述，也就有向着完整的自传的方向发展的必要。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简”体好比古人的笔记，不妨零散化，“繁”体则是完整的文章，须有完整联贯的叙事。前者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包含了大量的素材，然本身也可以作为故事来读。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确了：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

  这就需要讲述跳跃间留下缝隙的填补，时间线上的连缀，以及更多的背景交待，总之是更多解释的成份。

  “简”体转为“繁”体，事情一下变得复杂了，简单的文字转化、串联须代之以更复杂、细致的处理，做口述史原是当成“副业”的，结果很长时间里，成了我的“主业”。既便全力以赴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既然已去“简”就“繁”了，莫如一“繁”到底。这里的“繁”一是指面向读者的完整、连贯的叙事，一是指将杨先生讲述种种瑣细之处，不厌其详，尽可能纳入叙述之中。

  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当然，作为倾听者，我实际上也具有类似读者的身份，不必刻意悬想读者可能产生的阅读障碍，只要将自己有疑问处稍稍延伸，多向杨先生追问便是，而追问可以随时进行，杨先生几乎有求必应。除此之外，口述也参考了杨先生的回忆文章和相关文献，以为补充。背景性的交待，严谨的做法应是用注释，既然希望面对普通读者，为不破坏阅读的流畅感计，还是选择摸拟杨先生的语气，简单表过。

  我更在意的是指向细节的那种“繁”。这部口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经常是聊天拉家常的状态，里面许多的人与事，杨先生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没有大的出入，却非全然是重复，每每会冒出一些前所未道的细节。很多细节，属“于史无征”，却是非亲历再也想象不出来的，我怀有特别的兴趣（相信读者也类似），也特别珍视，因为它们通向了某种在场感。所谓触摸历史，所谓历史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即来自这样的细节。

  故在口述的多个版本中，溢出的细节，但凡有“一言可采”，我就倾向于想方设法添加进去，希望丰盈的细节能够引领读者进入对杨先生经历的人与事，对过去时代的某种“沉浸式体验”。我相信很少有老人的讲述，能够就遥远的过去提供那么多的细节，事实上直到现在，杨先生说到书中提及的人与事，还不时地又冒出新的细节，而我在这上面的确有点贪得无厌，“锱珠必较”，以期积腋成裘，这也是口述“没完没了”的一个原因。

  同样是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中收入了大量的照片——倒不是为了形式意义上的“图文并茂”。都说现在已是一个影像取代文字的时代，我坚信文字的力量和它的不可替代，同时也以为图像传递的信息有其弥散性。好的情况下，图与文可以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具体到这部口述中，即是图片成为叙事的组成部分。

  杨先生因为出身世家，这上面“得天独厚”。事实上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照相对寻常人家仍不是可以率尔为之的事，杨先生劫余还留存下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不加利用，殊为可惜。因意在传递更多信息，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图片成为叙事的由头，可以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也可以说是杨先生的“对照记”，附带着，多少也“还原”了讲述的“现场”——其实不仅是这些图片注释，全部的口述，我都希望读者在面对杨先生讲述的“过去”之外，也能感觉到“现在”，似乎与我一样，身在讲述的现场，虽然这不大可能。因为讲述时的状况，也构成我们获取真实性的一部分。

  如此这般，口述经过由“简”趋“繁”的处理，或许悖离了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的要求。无法保证“无一字无来历”，因声音与文字已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了必要的串联等技术性处理，绝对“还原”回去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口述真实性的坚持（包括记录的忠实，以及技术处理的“极简”）在本书中是贯彻始终的，笔者绝少擅自“加戏”的冲动，且深自警惕。事实上，出于给我更大自由的考虑，杨先生曾经慷慨地说，我什么都说给你，你爱怎么写怎么写。意思是，我尽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未必要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

  但这非我所愿，亦非我所能。对我而言，口述的形式恰恰是关键。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的，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口述史应该是最严格的非虚构，并非虚构就不通向真实，建立真实感，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文学所达到的，甚至是更具普遍性的真实。但是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其特殊的真实感是无可替代的。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更直接更芜杂的真实，有时候，文学艺术希图通过虚构、想象模拟、重建这种“原生态”，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依然在那里，后者因为本身即由事实构成，兀自不绝如缕传达出有别于虚构的所谓“事实的金石声”。

  八

  我对口述实录这种形式的兴趣由来已久，于今想来，最早是在七十年代末，读到一本翻译过来的口述实录，时间太久，书名及内容，译者，出版社都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书里是不同身份不同行当的美国人的自述，以及读时的一种新鲜感。这以后遇上这类书，都会翻翻，印象深的，有唐德刚做的胡适、李宗仁等人的口述史。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它既非他传（既然是自述），也非自传（既然不同程度上假他人之手完成，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采访、撰写者发起）；很大程度是合作的结果——即使是关系再近的对象，口述进行中也隐然有记者与受访者角色扮演的成份——合作者却都是在一定的限制中完成各自的角色。讲述者无形中会受到采写者所设置话题的导引，采写者即使再“无我”也不可能化约为一台录音机，另一方面，则即使像唐德刚那样存在感鲜明的执笔者，也须绝对隐身于讲述者的身后。

  口述实录，有取个人史的，有取材于众人的。前者对象多为名人，不拘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或者著名学者，要之皆于我们意识中的“历史”绑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是在不同的领域有特殊地位，更有资格。后者更多地向普通人倾斜，寻常百姓也进入视野，只是以我所见，以转化为书籍者为限，大多是群像式的“列传”，为某个时代做证，为某个群体留影，张辛欣的《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刘小萌的《知青口述史》都可归入其中，虽然记录的是个体的经历，意在笔先的，却是作为众多的样本存在，合而观之才更显其意义。当然不是没有例外。

  杨苡先生向不以名人自视。我还记得，去年口述在《名人传记》杂志上连载，最初杂志与我接洽，我商之于杨先生，她的第一反应是：叫什么？——“名人传记”？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我开玩笑说，只是个刊名而已——反正我也没把您当名人来写。

  虽是玩笑，却属实情。杨先生是翻译家，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还写过不少散文，但她本人都不甚看重，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亲情，友谊，她经历的人与事，简言之，比之于获得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说起一些文人学者，杨先生常赞他们“有学问的”、“有才的”，言下自己是排除在外的。文人学者的自述往往包含大量创作历程，治学经验谈，杨先生的口述很少这方面的内容，足证她的不以为意。

  我更感兴趣的，恰恰也是杨先生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所谓“普通”，就是平常，并不有异于众。普通人的自述并非没有，比如郑念（杨先生口述中正好还提到过这位原本家在天津的名媛）的《生死在上海》，但是郑念大起大落的经历使得她拥有了一份迥异于普通人的传奇人生。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经历的波折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的戏剧性，从口述中我们也可看出，与同辈人相比，同她的许多亲朋好友相比，杨先生毋宁是幸运的，至少她的生活还算平稳。也就是说，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而且我一直以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每一个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都应留下痕迹，胡适当年动辄鼓励别人做自传，固然出于他对历史的兴趣，对史料的热衷，同时我相信，他也认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兴味的。可惜人人都来写自传，大家都来做口述，有必要而并无可能。

  幸运的是，机缘巧合，杨苡先生愿意将她的一生原原本本讲给我听，我得到如此零距离了解一位世纪老人的机会，而听得越多，加上记录和不断地添补，越加体味出其作为普通人一生的弦外之音。其一，是杨先生的人生，穿越了几个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从历史的角度说，真正的参与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只能被动地充当见证者。杨先生不是弄潮儿，虽也曾向往投身洪流，绝大多数时候，却是居于时代的边缘，不关心政治，个人生活是其中心所在，然而百年中国战乱频仍，动荡不定，变化堪称天翻地覆，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纠缠到一起，无从分拆，假如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的话，杨先生无疑更有资格提供一份特殊的见证。

  其二，杨先生的口述当然首先是她的自传，然同时她的讲述中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这里面大多数是普通人，也许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中了，可以说，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做传。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份量。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的个体的“命运”的汇集与交响。可不可以说，见证个体的命运，也就是在“见证历史”？

  九

  好事多磨，这部口述终于要付梓了。我不避冗长，详述成书的过程，实出于帮助读者了然这部书的性质的考虑。毫无疑问，口述史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实，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然而讲真话也是要有技术保障的，包括对成书过程的技术性交待，讲述者在什么情况下讲述，他怎么理解口述史，他想说的以及想略过的，口述材料经过怎样的处理……如果可能，都应有所说明，以便读者选择面对这本书最适合的方式。顶真点说，我觉得也是口述史伦理的一部分。

  关于杨先生如何看待自己的口述，还有一点可以补充：对她的口述是否有价值，她一直将信将疑，不止一次问我：你说出这么一本书值不值？甚至还问过，花这么多功夫，你不觉得后悔？这当然有自谦的因素，另一方面，她有时真的觉得，她不是什么名人，念叨的都是些琐细的旧事，谁爱听一个老人的絮叨？

  我一再向她保证：值，肯定值！这里面没有说好话敷衍老人的成份——我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判断。

  有同样判断的显然不止我一人。译林社前社长顾爱彬兄，袁楠、陆志宙、吴莹莹，还有本书责编魏玮，都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此书的出版。现已离开译林的张远帆则是催促最力，让我决定将书交予译林出版的一位。此外《读库》张立宪兄满足了我将本书第一部分在杨先生102岁生日前一次性完整刊出的愿望，《名人传记》逐期连载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李建新、陈思、张静袆都对口述的刊载颇费心思。这里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但礼数周全实我所短，循例的鸣谢还是免了吧，只想强调一点：他们的付出固然有其作为出版人“例行公事”的因素，但我更愿意相信，作为此书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和我一样，深信此书值得一读。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