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我听到了一个熟悉而遥远的名字，脑海中浮现出一张亲切的面孔，一连串温和细腻的声音。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1999年9月我的第二本法语小说《柳的四生》在巴黎出版发行；2001年9月，我的第三本小说《围棋少女》在巴黎出版，在此之间，我遇到了安妮。

  2000年3月安妮出版了《事件》。这本小说借用了她在1963年至1964年写的日记，用新闻报道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23岁那年怀孕的事件。当时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堕胎是被法律禁止的，直到1975年，堕胎在法国才合法化。

  这年秋天，21世纪刚刚过了一岁，巴黎城中，荷兰栗子树金黄的落叶一片片地在空中旋转，飘落在潮湿的地面，空气洋溢着咖啡、法棍、巧克力，还有松木的香气。出版社专门负责外省事务的女士，在电话里对我说，一年一度外省签书活动又开始了。每个出版社都有珍爱的作者，紧紧地用预付稿费和预签出版合同拴着我们。作家们被称为出版社的小马。因为我们会为出版商参加销售竞赛。

  波尔多，马赛，南希，图鲁斯，圣马洛，多维尔，都是历史名城，不过我更对名单上的小城感兴趣。深知如果没有书展，也许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参观这些小城，比如马延、南特、布里夫拉盖亚尔德。公关帮我安排好的日程，又发来详细的名单，出发这天，她打了出租车来接我，手里拿着我的火车票。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都不需要想，被她一阵风似地卷走了。上了火车，公关举着票，一路摸去，进了头等车厢，一进门，就像走进了文学史的长廊，里面人影绰绰，晨雾蒙蒙，充满咖啡和红茶的气息，仔细看去，作家、学者、历史学家、记者，主持人，出版人，个个都是挂在文学馆墙壁上的肖像，电视屏幕上出现遥远而熟悉的面庞。有人在寒暄聊天，有人在阅读报纸。有几个公关助理在焦急地打电话：有人走错了车厢，有人迟到，还有人坐错了火车，已经出发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公关热情地来接我。不迷糊不成作家，她怕我找不到火车站。

  公关悄悄地对我说：“看到那位作家了没？他去北部城市参加售书的时候，由老婆陪同，去南部的时候，由情人陪同，你以后不要弄错，两位夫人长得很像。”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男士，身边站着一名同样高大的女性，男士正在与一位编辑高谈阔论。

  原来外省售书还有很多心照不宣的秘密！

  车厢深处，金黄头发的安妮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和人轻声聊天。

  在华语地区，文学受到网络文化冲击，地位日益下降，而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学依然霸占着文明的舞台。文学，在法国，是国家和读者推崇的文化，文学人，尤其是社会的精英。在法国外省，一年一度的书展、图书节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节日，得到省政府、市政府的经济援助。作家们的来往车票、吃住，书展志愿者的吃饭，以及专门为书展搭起的帐篷，都是地方政府机构出钱。

  火车一到站，就有志愿者在站台上等候，微笑着帮我们拎行李；出了火车站，上了大巴车，我们就直接被拉到书展上，按照作家们的话说，“开始干活”。书展都是周末举办，作家们所出售的作品由当地参展的书店提供，在某些小地方是“网红打卡”的必经之地。整个地区的人，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都会前来看书买书。书展上人头攒动，还会展示当地丰富的农产品，安置开放式酒馆：如果在北方，就会提供奶酪、咸肉、红白葡萄酒、特色巧克力和饼干；如果是南方，会多出粉葡萄酒、火腿、蛋糕、松茸、鹅肝、生蚝。

  作家按照名字打头的第一个字母排序，各就各位，书店的老板们热情地送上一杯杯红酒，空了再续。无论是早晨还是下午，法国作家们绝不拒绝，直接开喝。安妮的字母开头是E，我的字母是S,我们之间相距13个字母，因此她坐在离我较远的位置。虽然我于1999年出版处女作后，参加过几次书展，但是因为与她距离甚远，和她从来没有交往。

  法国的文坛也分三六九等，按资排位。离我较近的作家都是当年的明星。

  法国的文化中心是巴黎，巴黎的精英作家往往也是巴黎上层社会的精英。

  我的邻居，Gonzague Saint Bris，他是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小说家，一头乱发，不修边幅，说话时带着贵族的矜持；他母亲的家族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出版商。他出生长大在城堡里，这座城堡原是法国国王弗拉索瓦送给达芬奇的府邸。五百年前，达芬奇在里面生活创作。Jean-Marie Rouart，既是作家，也是费加罗杂志的专栏记者、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祖辈出过多位印象派大师。他热情多话，总是偷偷抱怨说，来找他签名售书，缠着他聊天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他很羡慕我书桌前排队的年轻人。曾经任费加罗杂志主编的Jean d’Ormesson已经是文学泰斗，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法国作家。虽然个头不高，他有一对深邃的蓝眼睛，似乎总想从对方身上挖掘什么阴暗之处，嘴角上总是挂着亲切而略带讽刺的微笑。如果他不是作家，他头衔是伯爵，父亲和母亲各给他遗留了一座城堡。他一出现，还没有坐下，就被热情的读者簇拥起来。

  除了这些古老的文化世家、文坛霸主，还有以销量说话的青壮派，他们的桌前都排起了长长的粉丝队伍。

  这天下午，我的桌前空下来。人来人往的过客直奔周边几位当红的作家桌前排队，没有人在我的桌前驻足，更没有人瞥一眼我的作品。面对空旷的大厅，我觉得特别尴尬。远远地，我看到了50米开外斜对面的安妮。我能看到她，正因为她的桌前也没人，桌面上放了一杯红酒。然而，在她的字母行列里，有美丽的女作家Dominique Bona，她的父亲是著名政治家，还有英姿不减当年的Florence Delay，父亲是著名学者，20岁的时候主演了成为电影经典的《圣女贞德》。

  安妮目视前方，十分淡定。安妮在20世纪70年代踏入出版界，一直住在巴黎郊区。她出版的小说不算多，但有自己的读者群。她不是记者，没有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更没有销量上百万的业绩，她的生活依靠工资而不是微薄的稿费。

  在这个Who is Who，谁是谁家的孩子的文坛上，安妮却挺直腰板，大胆地诉说自己的故事：父亲出身农民，成了工人，参了军，退役后在小镇上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从20世纪70年代起，安妮就在几部自传体的小说中炮轰这位以文化为耻辱的父亲，用文字清算那个世俗压抑的小镇。

  2000年，还没有智能手机这种高科技。桌前没有人排队签书是无法排解的无聊。我看了看她，不清楚她是否也看了我，然后继续抿上两口矿泉水，玩玩手上的笔，把长发编成辫子。

  在我正不知干什么好的时候，桌前来了一个人，正是安妮·埃尔诺！

  她翻了翻我的书，告诉我去年她应邀去了中国，特别喜欢蜿蜒在工地之间的北京小胡同。她的声音柔和细腻，迫切地给我讲诉她在中国的见闻，似乎通过诉说，她好像再一次回到了中国的土地。最后她买了我的书，让我签名，欢天喜地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她解了我的围，我心中十分感激，我那时还不了解她的作品呢。过了一会儿，我看她的桌前继续没人，我也起身走过去，买了她的两本书， 请她签了名。

  那年，我20多岁，而安妮已经60岁了。其实她的身材很好，一点不显老，在我20岁的眼睛里，她也就是40多岁。她的穿着打扮很随意，脸色特别苍白，从不佩戴明晃晃的珠宝，随意地披着金黄色的头发，似乎总也没有梳头。尽管如此，安妮的举手投足都显现出法国知识女性特有的风韵。她的蓝眼睛，占了上半脸的大部分，里面射出的光，既有女人的温柔也有知识分子的坚定，还有几分少女的天真。安妮最大的特征就是淡定。

  外省签书活动断断续续持续到第二年春天，而巴黎市政府组织的巴黎图书节为法国现代文化画上最辉煌的感叹号。巴黎市政府是法国政坛的孤岛、堡垒，是插在执政党心脏的楔子。巴黎市政府永远要和政府唱反调。巴黎市政组织的图书节显示了行政机构的威力和威风。图书节选择的日期是圣诞节前的一天，这是全国图书销量的高峰期，因为法国人有互送书籍作为圣诞礼物的传统。巴黎图书节干脆在金碧辉煌、壮丽无比的巴黎市政宫的大厅举办。

  几个月过去了， 我的《围棋少女》爬上了法国的畅销书榜，并获得了青少年龚古尔文学奖。我步入了“青壮派”的行列，桌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再也没有时间走动聊天。

  Gonzague Saint Bris打断我和读者的交流，邀请我参加他在自己家乡举办的小书展，说夏天到来的时候，他的城堡前，栗子树荫里摆起长桌，作者们喝着小酒和读者见面。我看他特别希望我参加，就一口答应。没想我就此暂离文学圈子，走进了专注体验画家的旅程，在世界各地参加画展和艺术节，错过了几次栗子树图书节。我迷上了普鲁塞尔、伦敦、迪拜、阿布扎比、纽约、迈阿密，东京的城市猎奇。再后来，传来噩耗，Gonzague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在我心中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内疚。

  安妮也来了。依然坐在按照名字打头字母安排的座位上，也就是比较靠门的位置，那个位置有冷风，容易感冒。她的面前，没有多少人，她依然很淡然。没有人知道20年后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国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女性作家。

  安妮的写作不是为了取悦读者；她的写作是让读者不愉悦。她用干涩简单粗暴的词汇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父母、童年的社会、传统家庭、传统价值观。虽然是一名女性，她却是勇敢的战士，希望“文字能像石头一样，让它们拥有现实的力量”。

  Pierre-Jean Remy去世了。还记得他在上手术台前，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了我即将出版的小说，一部科幻小说！Maurice Druon去世了。记得他和夫人邀请我去波尔多他的葡萄庄园小住，80多岁的他兴奋地给自己心爱的小毛驴套上车，邀请我坐着驴车在他的葡萄园里兜圈，还能听到他吆喝：“驾！快跑！卡罗琳娜！”Jean d’Ormesson 去世了。永远忘不了他自信和智慧的目光。Paul Lombard去世了，至此法国的司法厅中少了最洪亮精彩的辩论声。

  安妮已经82岁，听说她患上了癌症，却依然在战斗。去年，她的作品《事件》被搬上电影屏幕，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今年她和儿子一起制作了纪录片《超8岁月》。从非法堕胎到参加反政府游行，从落魄贫穷的女学生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不在乎销量、读者、媒体、文坛、政坛，她追求真实公正、虽然身为孱弱的女作家，依然是敢于给社会动脉放血的突围者。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