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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与科学文化漫谈

2022-12-26 20:14:41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兵 田松 江晓原 苏湛

   
近年来,大众对科幻作品的热情逐渐高涨,有关的科幻研究也随之兴起。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来自科学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人们理解科幻的价值和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对谈人:

  刘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

  田松: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科学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苏湛: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

  近年来,大众对科幻作品的热情逐渐高涨,有关的科幻研究也随之兴起。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来自科学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人们理解科幻的价值和本质有着重要意义。本次圆桌对谈邀请到相关学者,从科学文化的视角出发,对科幻领域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科幻研究”的生长性与未来性

  刘 兵:近年来,大众对科幻作品的热情逐渐高涨,有关科幻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在诸多研究成果中,除了科幻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之外,还有来自科学文化领域的关注。这种更靠近STS(科学、技术及社会)的跨学科研究,对于人们理解科幻的价值和本质有着重要意义。本次圆桌对谈邀请了相关学者从科学文化的视角出发,对科幻领域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苏 湛:从科幻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类型的诞生开始,它就有了某种在表面的“机械论”之下的本质性特征,我称之为“现世的神迹”。科幻与现代奇幻、武侠的区别就是它把科学引进了文学当中,它所呈现的是在未来的现实中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发生的物和事,具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感。从玛丽·雪莱到“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家,科幻作品都尽可能在呈现翔实的技术细节,这会在美学层面形成附加的体验。例如写一个恐怖故事,“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就存在一种实现的可能性,而“伏地魔”就仅是一种不存在现实可能性的艺术幻想。在当代,基于现实科学的科幻创作素材已经被基本耗尽,因此科幻就必须把想象推到更远的未来当中,这种情况下,“科”也就被弱化,科幻文学走向了模糊地带,西方的奇幻和科幻合并为同一奖项就是典型的例子。

  江晓原:对于“科幻研究”这个提法而言,我认为当前不应该急于对其概念和范畴作出明确的界定。因为这一学术领域仍处在不断生长的进程当中,现有的“科幻文学赏析”或“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等都只是该领域的一部分,不宜把“科幻研究”局限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边界之内。

  田 松:我们进入科幻研究领域时,往往更多从自身熟悉的学术角度出发进行关注。例如,我更多地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科幻研究,比如对刘慈欣作品科学观、自然观和社会观“三观”的分析。我早年也更多从文学的视角关注科幻,文学批评是科幻研究的必经阶段。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科幻研究当中的多元化参与,有利于科幻文类以及科幻学术发展。正如科普理论、科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是在科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参与下才逐步完善的,科幻研究也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多元共进,才能形成较好的学术格局。

  苏 湛:国内的科幻研究领域目前有了长足的进步,渐成规模。具体来说,文学领域的科幻研究势头很强,专业的科幻文学批评和科幻文学理论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颇为可观,是科幻研究的主力军;科学史、科学哲学等领域的科幻研究也很丰富,处于不断上升之中。我认为,科幻是一种思想实验,对于诸如“新技术的出现能够满足人类怎样的需求?”“新的科技成果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未来的可能性进行想象,是科幻小说的重要功能。科幻研究正是承载着对科幻小说中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辨析的使命,积极探究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文学无疑是反映时代精神的,而科幻在其中尤为突出。纵观世界,历次科幻热潮都是伴随相应社会氛围而产生的,例如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创作,正是契合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太空竞赛”时期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西方的科幻学术在相应时期开始起步。因此,在当下中国社会这样一种不断前进和上升的氛围里,科幻研究的进步无疑是可以预期的。

  科幻的本质是文明的思想实验

  田 松:科幻的本质是一种思想实验,而且在当下,它是对整个文明最有冲击力的或者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实验。因为科幻需要讨论的不仅仅是“这个社会怎样走向”,而是“整个文明怎样走向”。在这样的立场和高度上,《三体》把这种思想实验推到了极致。在我看来,《三体》的高度是被它的“三观”决定的,《三体》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科学观是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社会观是单一单向的社会进化观。这些其实也常常是古典硬科幻的“三观”。在这方面,《三体》可以称得上是古典硬科幻的巅峰之作。

  但是,从科学哲学的立场或从STS研究的立场出发,我认为,科幻创作需要对既有“三观”产生突破。例如,在现代科学观念的进步之下,科幻小说中机械的自然观也应当进化为非机械的自然观;而只有抛弃单一单向的社会进化观,才能引入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并且呈现文明本身的多样性。当然,我对《三体》的评价依然非常高,但必须注意到,在《三体》这样一种古典硬科幻的巅峰之后,既有的陈旧“三观”也必须得到批判和扬弃。

  江晓原:我赞成田松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些观点还需要多进行一些论证,也值得更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一方面,像这样对《三体》的“三观”进行评析和判断,本身就需要更加严谨和充实的论说。另一方面,确实存在许多值得展开的问题角度,亟待挖掘和讨论。例如“零道德”的问题——认为在宇宙的尺度上面临着“生存还是灭亡”的时候,人类现有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都是可以扔掉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比如,因为现代人类社会尚未灭亡,那么现在鼓吹某种尺度下的“零道德”,以及这种话语放在当下社会当中应当如何被看待,这就是不同的维度了。从另一个维度上看,“黑暗森林理论”有很明显的陷阱,不同的种族群体被个体化描述了,这样很容易推导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零道德”。然而对于这一类问题,很少有人进行深入讨论。

  田 松:从社会观的角度来说,“黑暗森林理论”有很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这也是其争议的来源。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以解释人类社会活动,就是我所说的“单一单向的社会发展观”。现代社会当中,许多人以此指导自身的观念和行为,这就是对物种起源假说的片面理解。我们现在很多人只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进化”论,事实上,当代更多生态学家主张的是生物中善于合作者而非能力强大者才会在自然界胜出,“演化”论也是一个比“进化”论更准确的提法。因此我一直强调科幻作者需要具备足够的科学背景。同样的,如果科幻读者普遍拥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也就能对相关问题有更多的反思。

  苏 湛:就《三体》而言,我想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几点来阐释自己的看法:第一,《三体》里描述的零和博弈社会甚至负和博弈,其实都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正确归纳。第二,正如田松说的,“黑暗森林理论”既不符合生态学,也不符合动物行为学。第三,我一直认为《三体》在文学上存在叙述平衡的问题,一边倒的技术力量使文章情节没有趣味。第四,从科学上讲,《三体》在文中描述的科技技术细节模糊,“科学”被描述为一种灵丹妙药。但自凡尔纳以来至“黄金时代”的科幻多是讲究科学细节的。尤其如果把“黄金时代”科幻作为原型的话,那么注重技术细节这一点恰恰是现代科幻的精神。如果将这里的“科学”进一步再扩展到比如说被称为“软科学”的社会科学领域,就是科幻史上的新浪潮运动,这实际上被许多人认为是并不成功的,理由就是它抛弃了现代科幻小说的科学内核,失去了现代科幻的美学风格。

  此外我想到,科幻史上还有一类注重科学细节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的数量不是太多,但是影响非常大——像齐奥尔科夫斯基、弗拉马利翁以及更早的开普勒的作品,这些科学家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借着故事对自身科学理论的宣传策略,卡尔·萨根的创作亦属此类。当然,这类作品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我们一般认为是典型的伪科学理论的“智慧设计论”,在欧美也以这样一种科幻创作的形式被宣传,甚至产生了一些很著名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这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时代精神决定科幻读者群体的形成

  刘 兵:无可置疑的是,刘慈欣及其作品仍然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科幻的代表。在此之外,当下的中国科幻存在怎样的发展可能性?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及问题?

  苏 湛:首先,为什么出现了刘慈欣?第一,刘慈欣写的是今天主流读者群体想象中科幻“应该是”的样子:硬核的科学、宇宙探索、宏大壮丽的宇宙空间,能够比肩三巨头尤其是阿瑟·克拉克的对于宇宙的想象。第二,作为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科幻界的认可,加强了读者的民族自尊心。可以说,刘慈欣是特殊的。相对于这样稀少、特殊的作家,科幻作家群体的中坚力量更多是海因莱茵那样的作家,毕竟有趣的故事才能为科幻吸引读者。要求刘慈欣重新达到巅峰、又或者出现一个比肩刘慈欣的新人,这是很难的,但是涌现一批像海因莱茵那样的作家是很有希望的,像张冉、索何夫、刘洋等新锐科幻作家都可以归为此类。除此之外,成就“黄金时代”的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才能,更重要的是庞大稳定的读者群体。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都决定着读者群体的形成,在一个科学技术还处在上升阶段、身边技术不断革新的日新月异的时代,读者对科学的兴趣必然是浓厚的,因此科幻作品就会有市场。我们的科学红利时代还将持续至少十年,因此我们不必为现在的中国科幻焦虑,相反,以后终将涌现一批“海因莱茵”式的作家。

  江晓原:对于科幻作家,存在思想性、受欢迎性、可读性等各方面的多重评价维度,作为中国科幻“新生代”中坚力量的王晋康就被称为“中国科幻的思想者”。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蚁生》。当前学界对王晋康的研究较为集中在他后期的科幻小说,而《蚁生》作为一部写作年代相对较早的作品,尚未受到充分的关注。尽管王晋康在创作《蚁生》过程中未必就一定存在着清晰自觉的反乌托邦书写意识,但它确实是作为一部高度成熟的反乌托邦作品问世的。尽管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很大,但其思想性和问题意识都是很突出的,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王晋康重视思想的创作特质。

  苏 湛:从我对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大学生科幻迷群体的了解来说,青年爱好者对科幻的关注点是多样化的,并不一味地独尊“硬科幻”和科技奇观。也有许多学生倾向于更深入地关注对科幻作品的思想性、科幻背后的理论和方法,包括一些有着强烈创作热情的学生,也往往是在深入的阅读经验当中受到启发,从而动笔实践。

  在作品题材方面,大部分年轻人对科幻的关注更多集中在网络相关、人工智能相关的小说作品,传统的太空歌剧则有所衰落。科幻文学的创作热点是变化着的,计算科学、计算机网络在西方的赛博朋克中已经流行很多年了。目前太空探索很难说有新的进展,一时间无法继续给我们以科学幻想的空间。但计算机网络恰好是一个进展快、发展猛的日新月异的领域,尤其是近年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很突出,所以无论是科幻创作还是科幻迷的关注热情都较为集中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对太阳系内的科技想象已经饱和,相比向外探索,计算科学同样也在向内不断地拓展我们想象空间,这类作品也值得科幻迷更多期待。

  江晓原:在中国科幻新的发展当中,我想至少在当下仍然还是需要向国外作家进行借鉴的。在这里,我推荐波兰科幻作家莱姆和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莱姆科幻作品中丰富的科幻想象和深邃的哲学思考都具有极高的参考性,尤其在思想性层面,可以对我们的科幻作家产生启发。菲利普·迪克产量很高,代表作《高堡奇人》是一部思想性很突出的作品,相当为大众熟知。这样的作品在我们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很值得中国科幻作家去学习。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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