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至1911年4月，东北暴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鼠疫，6个月里，有6万多人死去。这段惨痛的往事，以及医学博士、“鼠疫斗士”伍连德的名字被历史铭记。但像伍连德这样的大医，对其记述主要是在一些学术专著和一些非虚构回忆录里。2022年9月，作家马伯庸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大医》，再现晚清一群“苍生大医”的故事。用文学追踪历史，用通俗艺术表达深刻思想，是马伯庸最擅长的事情。通过高超的叙述艺术，将像伍连德这样的“大医”们从故纸堆里显影到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中，是马伯庸这次写作的殊为可贵之处。出版方透露，上部《大医·破晓篇》上市一周就破1000万元销售额，下部《大医·日出篇》预计11月底出版。

  参观华山医院院史馆

  起心动念写“大医”故事

  马伯庸的写作路子是擅于在历史素材中寻宝，挖掘和捕捉历史的某个耐人寻味的真实细节当成写作的“药引子”，然后发挥自己的理解、想象和表达力，重构成篇。这种路子非常符合一个高度职业化作家的定义，其作品数量高产，质量稳定。

  2017年，马伯庸受邀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职工做一场文化讲座，顺便参观了院内的院史馆。他惊喜地发现，这个院史馆不简单。馆内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在其他人看来，或许会觉得枯燥。但天生就是吃历史小说这碗饭的马伯庸，却从中敏锐地嗅到历史与文学结合散发出的魅力气息。在他看来，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2019年12月31日，他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甚至没等到第二年的新年，就急不可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正式动笔。他要讲述近代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

  历史上中国多次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曾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万民于水火。可是当马伯庸把自己搜集来的素材讲给周围的人听，很多人听完后都感叹一句：“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这种反应又催生出一种奇异的责任感，促使他决定写下去，“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这段话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是一致的。马伯庸意识到，医生的品德与责任，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共识。这更促使他把《大医》完成。

  “时间限定”写作技法

  再现三位少年医学生的成长

  整部书主线是几位少年医学生。一个是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是出身上流社会的上海少女，一个是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3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因为一份清朝政府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产生了命运的交集，他们选择了同时踏入一所刚刚成立的医院，从此进入沉浮跌宕的医海生涯。

  在清末的大变局时代，3位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百年前的时局跌宕起伏，他们互相扶持，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和险境。马伯庸巧妙地将3个主人公的命运牵扯进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中，从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出色的医生，也见证了这家医院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国近现代公共慈善医院及医疗的起步。

  马伯庸善于使用“时间限定”这个技巧。比如《长安的荔枝》是写在唐代的11天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两京十五日》里，当朝太子朱瞻基要在15天里从南京赶到北京；《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则在唐朝天宝三年元宵节的12个时辰内上演。

  这次也不例外。年轻医生们执行第一次任务收治皖北水患的灾民时，他们就面对一个极限挑战——在6天内查清灾民们身上是否携带传染病的病原。医疗小队面对成百上千的灾民，问诊、取样、化验、细菌培养、显微观察……一番抽丝剥茧的推理后，终于在最后关头靠专业和智慧找出了疫病的元凶。

  医疗细节的描写

  让马伯庸愁得几乎秃头

  《大医》将笔触伸进了一个作家很少触及的全新领域：中国近代医疗史。跟一般历史不同，医疗的专业性很强。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外行，怎么写好内行的细节呢？马伯庸很快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他在创作后记中透露：“单单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

  马伯庸没事儿就去华山医院找医生朋友聊天，他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还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从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到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农村常见病防治》；从余新忠先生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到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到《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一一啃过后，他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

  因为写小说，不光要了解正确的医学知识，还要知道一些错误或者过时的医学知识。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以往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马伯庸说。

  他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输血，1900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1911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的理念。如果要写1910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再比如，1943年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才在美国实现量产，1945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他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1931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可能出现。

  幸运的是，马伯庸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巨大帮助。比如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非常支持马伯庸以华山医院为小说的创作核心，为他提供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苏州大学的池子华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专家，为《大医》里面的史实细节把关，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收集的华山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也对马伯庸感受大时代风貌起到了作用。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