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真实故事计划”之前，我在媒体部门工作，从文字创作到纪录片拍摄，顶多算是个文学边缘人。跨界来做和非虚构文学相关的事，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大学毕业，我进了《南方周末》做记者，写调查报道和特稿。那是2011年，传统媒体还在巅峰期，新闻现场可以见到全国各地的记者，报纸上各种观点争鸣，报刊亭也满大街都是。《南方周末》是其中最负盛名的大报，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因此，较为注重新闻内容方面的创新，形成以叙事写作著称的“南周体”，对整个媒体行业文风的重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黄金时代催人创新，有才华的媒体人试图将新闻与文学结合起来，特稿应运而生。《南方周末》是国内媒体中最早尝试特稿写作，并开设相关版面的媒体，产出了如《系统》《举重冠军之死》等名篇。特稿的选题、视角和关注对象层面，都源于新闻媒体，但它的语言和呈现方式近乎文学文本。在报社活跃的创作氛围影响下，我逐渐成长为一个创作者，开始尝试特稿写作，创作出《不存在的村庄》《天亮前死去》等反映户籍制度和医疗保障问题的非虚构作品。
近几年，传统媒体遭受很大冲击，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也日渐式微。传播渠道在互联网科技影响下发生变革，行业整体受到较为严格的政策监管，媒体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一个曾经支撑几百万人就业的行业，显露颓败之势，诸多媒体人被迫进入其他赛道谋生。我认识的一些优秀记者，要么选择媒体相关内容进行创业，要么进入互联网大厂负责公共传播方面的工作。媒体人在时代中被推着走。整个行业的下坠，让希望写出高品质的调查和特稿的记者显得较为尴尬，其所附着的土壤流失了。特稿类记者在传统媒体时代很受欢迎，有重要版面可供发表，收入相比其他媒体人也较为可观。市场收缩的情况下，大家不知该去哪里写作和发表。受行业下行的大环境影响，人才渐渐流动出来。
差不多是在2014年，我离开《南方周末》，先是入职优酷拍摄纪录片，后进入GQ杂志担任编辑。走出传统媒体行业，我才发现过去的媒体人圈子其实非常窄小，爱好者的规模也相对有限。为了生存，必须到圈外发展。2015年前后，公众号等移动互联网传播渠道井喷式发展，创业热潮兴起。大量媒体人涌入，创立内容机构或投身非虚构写作项目，如腾讯设立了“谷雨故事”，网易云开办非虚构项目“人间”。
烈火烹油的创业热潮，搅动了我想要做点什么的心思，我发现自己只擅长与非虚构内容相关的领域，热情也始终汇聚于此。结合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分析，我和伙伴们在2016年底成立“真实故事计划”，试着在新媒体领域推广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并想出了一句口号：真实打动世界。
非虚构文学在当时尚属起步阶段，社交媒体上相关内容火爆传播，但缺少写作的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难以区别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尝试破冰的人较少。最初一批非虚构文学的从业者，多是从新闻媒体转过去的。如何运营一个非虚构项目呢？互联网平台的做法是把人招过去，在内部完成项目，大厂财力雄厚，足以让作者和编辑衣食无忧。不过，互联网大厂对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前景或项目运营并没有长远的设计，只是将非虚构项目的内容创作视为平台既有内容产品的补充。项目很难破圈发展，形成自身的价值网络。看似火热的非虚构文学，优质作品却并不多，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
根据对非虚构项目的研究与判断，我们认为非虚构文学并不是对既有产品的补充，而是这个项目推行本身的目的。普通读者阅读非虚构文学，不仅仅是为感受文本之美，更是因为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会不自觉地关注个人和公共议题。而要推动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将这样一种新的文学写作方式或文本内容推荐给大众，必要的前提条件即是：更多人去创作。写作作为一种劳动需要得到社会的检验，而“真实故事计划”的实施目的则在于搭建非虚构文学的价值网络。
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进行了一些实践。项目成立之初，“真实故事计划”选择的对象不是作家群体，而是致力于面向社会大众，这是我们在对象选择上的一个突破性尝试。很多普通人喜欢写作，但是多数人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值得拿出来发表。有鉴于此，“真实故事计划”启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实验，希望借此鼓励关注此项目的人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故事，不限题材、议题和表达方式，也不必拘泥于文学写作的规则或范式。采用第一人称，“以我手写我心”，降下来的表达难度，无疑会释放更多人的表达热情和欲望。这样的实验，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踊跃投稿，写作者职业不一，有医生、律师和法官等等，甚至刑满出狱人员也加入其中。项目成立三年，我们收获了超过40万个实验文本。这些文章并非200字左右的故事线索提炼，而是有着完整的结构和叙事，篇幅均在2000字以上的文本故事。不过，多数人的表达水平不是很高，“真实故事计划”专门设立了编辑部门来进行筛选。
一批极富创造力的素人作者，经过“真实故事计划”的实验被发掘出来。“监狱故事”系列的“90后”作者夏龙，是一位因犯法获罪十年的刑满释放人员。他将笔墨对准服刑期间接触到的人事，行文充满张力，吸引大众读者追更，相关作品的影视改编版权也得以出售。夏龙一跃成为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并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检察日报》的报道与肯定。写作《密谋十七年的逃亡》的黄裔是一位年轻的法律工作者，大学在读期间就参与到对精神障碍群体的法律援助活动中，并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因精神疾病被剥夺民事行为权利的上海市民徐先生。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徐先生在精神病院做生意、恋爱并策划逃离，通过法律手段争取到完全的民事行为权利的他，成功走出了精神病院的高墙。这堪称是中国版的《飞跃疯人院》。在追寻自由的徐先生背后，站着无数的精神障碍患者，他的奋斗推动了新的《精神卫生法》的实施，而他也成为第一位通过自诉方式走出精神病院的人。
借由这些极具现实生活气息的书写，“真实故事计划”在发掘优秀创作者的同时，触及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诚如诸多文学批评家所提及，当下的文学写作与社会大众的关系越来越远，无法反映现实情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真实故事计划”的独特价值得以彰显。这些由当事人写作的庞大的文本库，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让我们得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当下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人内心真正关心和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我们对这40万个文本故事做了定量分析，发现其中超过70%的故事聚焦于亲情主题。由于不少人第一次尝试写作与发表，选取的又是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对象多集中于自己、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身上。这是他们最熟悉的人，而家庭环境也是他们最熟悉的空间场景。当然，家庭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守护、爱和归属，亲人之间也有冲突发生，以及不同代际之间难以回避的矛盾。70%的文本注目于亲情，也可看出普通人局限在家庭之中，人们的生活围绕家庭展开，对其他社会事务的关心相对有限。大约15%的文本故事讲述的是友情和爱情。友情在快节奏和高流动的现代社会成为奢侈品，倒不让人感到那么意外，毕竟在原子化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一种弱联结关系的难度还是太大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作者们很少提到爱情，提到的也是那些被父母家庭、金钱和房价摧折的爱情，这或许与许多人的感受相反。社会上弥漫着爱情至上的论调，可从文本库反映的情况来看，让人印象深刻的真爱故事极少，有的多是一些因欲望引发的狗血事件。除此之外，涉及公共议题的文本内容占比只有15%，这从侧面也可看出人们对公共生活缺少关注。由此可见，中国人最在乎的还是亲情。丰富的文本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多数写作爱好者或者说普通人的写作，会围绕个体生活经验加以表达，相较而言，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欲望稍显不足，或者说对相关事件的发言机会较少。
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我们对这40万个文本故事做了定量分析，发现其中超过70%的故事聚焦于亲情主题。由于不少人第一次尝试写作与发表，选取的又是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对象多集中于自己、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身上。这是他们最熟悉的人，而家庭环境也是他们最熟悉的空间场景。当然，家庭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守护、爱和归属，亲人之间也有冲突发生，以及不同代际之间难以回避的矛盾。70%的文本注目于亲情，也可看出普通人局限在家庭之中，人们的生活围绕家庭展开，对其他社会事务的关心相对有限。大约15%的文本故事讲述的是友情和爱情。友情在快节奏和高流动的现代社会成为奢侈品，倒不让人感到那么意外，毕竟在原子化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一种弱联结关系的难度还是太大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作者们很少提到爱情，提到的也是那些被父母家庭、金钱和房价摧折的爱情，这或许与许多人的感受相反。社会上弥漫着爱情至上的论调，可从文本库反映的情况来看，让人印象深刻的真爱故事极少，有的多是一些因欲望引发的狗血事件。除此之外，涉及公共议题的文本内容占比只有15%，这从侧面也可看出人们对公共生活缺少关注。由此可见，中国人最在乎的还是亲情。丰富的文本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多数写作爱好者或者说普通人的写作，会围绕个体生活经验加以表达，相较而言，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欲望稍显不足，或者说对相关事件的发言机会较少。
这些非专业的写作者们热情很高，但创作出来的大部分文章篇幅短小，恰好适用于新媒体的阅读和传播。可以说，新媒体为非虚构文本写作者们提供了绝佳的发声平台：一个育儿嫂写自己的生活和观察，会成为爆款式文章；一个北大毕业生送外卖的生活体验经历，能够在朋友圈刷屏。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虽然这样的传播方式起到了良好的推广作用，但无可否认，非虚构的大众写作存在一定的题材局限，缺乏成熟的产品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可持续运营。
经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我们认识到要推动非虚构文学的大众化，最关键的是建立起一个写作和传播的网络，让更多的素人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创作的作品通过这一网络不断被推到大众面前，让更多人认识他们和喜爱他们。现如今，“真实故事计划”的公众号拥有280万用户，每篇文章的阅读量都是10万以上。一些相对成熟的非虚构作家，如写作《我的99次死亡》的袁凌，他在“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上的不少作品都有超过30万人次的阅读量。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路径，“真实故事计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非常有潜力的非虚构作者及其作品推广出去。在这样的运营之下，一些较为成熟和规范的文章也为其他非虚构写作者的创作提供了示范，滋养了非虚构写作这片土壤。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非虚构写作群体中，“真实故事计划”还举办了三届非虚构写作大赛。第一届大赛我们邀请作家方方作为评委，在两个月的赛程时间里收到了超过3000部长短篇作品。最终，由创业者枪泥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试错》获得了一等奖，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非虚构写作大赛又邀请到作家何伟担任大赛召集人和评委。根据何伟的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非虚构文学有着巨大的潜力，非虚构初学者们除了注重选题，更重要的是以结构化的思路去写作，进而不断开拓非虚构写作的边界。
除此之外，“真实故事计划”自2021年起，开始拓展非虚构创作的出版业务。这一年，先后出版了作家袁凌的自传体作品集《在别处》，以及矿工诗人陈年喜的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值得一提的是，陈年喜的故事集在3个月的时间里卖出了接近3万册的销量，荣登2021年度文学类书籍的畅销榜单，并获得多家专业机构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称号，而“真实故事计划”也在不久后被当当网评选为年度最具成长力的出版机构。
之所以选择开拓非虚构写作出版业务，是因为我们发现出版机构较少做这方面的尝试。相对成熟知名的出版社，有着自身的运行轨道，不免担心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可度不够，难以显示出足够的市场号召力，可能会出现亏损。事实上，“真实故事计划”借助新媒体的渠道，有效地建立起自身的传播体系，帮助非虚构作者获得较多的关注和曝光，而他们所创作的文本也得以顺利发表和出版。除了电子出版，“真实故事计划”还进一步发展了有声读物业务。即以声音平台喜马拉雅为例，“真实故事计划”推出了大量作品，很多订阅量排在全站前列。这些有声读物，有的是作家的单部作品，有的是多个作家或多部作品的合集。在当下的文学传播发展过程中，声音或电子平台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这恰好给非虚构写作的成长提供了空间。
为推动非虚构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真实故事计划”尝试了一些跨界合作，如将优秀的作品推荐给影视行业进行改编。举例而言，“真实故事计划”有一个mook系列，推出的第一本作品是《女性叙事》，取得了良好的销量，版权被某影视公司买下，目前正在拍摄一部女性题材的电视剧。而夏龙在非虚构写作大赛中获奖的作品《穿婚纱的杀人少女》，也将被改编成由张国立导演、韩三平监制，周冬雨和范伟共同出演的电影《朝云暮雨》。根据黄裔《密谋十七年的逃亡》改编的由肖央、春夏主演的电影《逃出青春里》，目前已拍摄完毕，即将上映。
帮助非虚构文学写作者开掘作品的价值意义，让优秀作家持续进行创作，是非虚构文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多数非虚构文学创作者并非供职于体制内，在各个文学机构中也没有专属的身份，他们需要通过写作来获取物质经济回报，以供养自己的生活，这也成为影响他们持续性创作的重要问题。“真实故事计划”存在的意义，是在非虚构文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起到桥梁的作用，搭建起非虚构文学的价值网络。通过和其他行业的合作，不断提高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力，使得好的文本内容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更多的价值。随着“真实故事计划”征召范围的扩大，我们发现，普通写作者尝试进入写作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在市场和商业价值之外，非虚构写作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和无限可能性。
如前所述，许多人尝试非虚构写作的起步阶段，会由自身的生活经验或生命中值得被表达的部分切入，而这样的创作方式无疑会刺激写作者去思考：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书写怎样一段故事。每当一个人开始进行非虚构写作，他（她）就会努力去认识自身，去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不容忽视的是，在个人议题之外，“真实故事计划”也在尝试公共话题的表达。例如，“真实故事计划”一直致力于推动关于少年抑郁症话题的写作，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此议题出一份力。在整个社会竞争压力下移的环境中，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诊出率非常高，抑郁症的低龄化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而在陈年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的出版过程中，我们尝试与大爱清尘等公益慈善机构进行合作，每卖一本书，即向患有尘肺病的孩子捐出一元钱，并在公益日的时候，以“真实故事计划”的名义推出尘肺病孩子上学资助计划。仅一天时间，就募集了超过十多万元的善款，帮助一百多位孩子解决了上学的学费问题。
好的非虚构文学写作，必然是将个体和公共议题联结起来的，而这也是非虚构文学走向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联结，在写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有更多人去写，也有更多人去读。只有这样，非虚构写作才能摆脱自娱自乐的局限，真正面向大众，并获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