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她的继任者杜巴里夫人（Madame du Barry）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同，她总是很照顾自己的艺术家”——这是传记作家南希·米特福德在《蓬帕杜夫人》一书中对传主作出的总体评价。在另外一次访谈中，她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很遗憾，蓬帕杜夫人引领的文艺风尚落入无能之辈——粗俗的情妇杜巴里夫人和轻浮的王后安托瓦内特——之手”。似乎意犹未尽，不久，米特福德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词条时再次强调：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的成就不仅在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明，更重要的是，她凭借自己的独特身份和地位“保护了大多数《百科全书》派作者和编辑”——尤其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

  和伏尔泰一样，蓬帕杜夫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后来吹嘘，蓬帕杜夫人成长于他知根知底的巴黎高端金融界——“我曾看着她出生”。而事实上，据史学家考证，在蓬帕杜夫人成为国王路易十五新一任情妇之前，伏尔泰和她并无直接接触。与今人的理解不同，国王情妇在当时是一个正式头衔（jobtitle），享受政府津贴，权势煊赫。1745年，获悉蓬帕杜夫人即将步入凡尔赛宫，伏尔泰致信道贺，同时毛遂自荐：“我心里想着您的幸福，也许比您想的还要多，想着您比巴黎的任何人都幸福。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老花花公子的身份说话，而是以一名好公民的身份问问您：我是否可以在这个五月到埃蒂奥勒城堡来，在您耳边轻轻对您说一句话。”——蓬帕杜夫人的府邸埃蒂奥勒（?tiolles）与星群（?toiles）发音相近，伏尔泰因此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对夫人的渴慕之情。

  伏尔泰此前屡遭政治迫害，幸亏弗勒里红衣主教（Cardinal Fleury，1653-1743）对他多方照拂。主教大人两年前病逝，伏尔泰急于寻求新的庇护人——照他的政治经验，国王情妇无疑是更有力的靠山。路易十五继位时年仅五岁，在他亲政之前，朝政长期由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把持。由于财政困难，摄政王下令卖掉王室马厩里半数的马匹，以减轻人民负担——伏尔泰闻听后却说，更明智的办法是“解散朝廷里半数的蠢驴”。经人告发，伏尔泰被判处流放外省，待悔过自新后获恩准方能返回巴黎。但他并未收敛，在流放地作讽刺诗（题为《幼主》），再度将摄政王作为批判的靶心。摄政王忍无可忍，只好将他送入巴士底狱。摄政王曾对左右宣称，他喜欢伏尔泰尖酸刻薄的一面——前提是，“只要他挖苦的不是（摄政王）本人”。可惜伏尔泰对此并不领情，依然口无遮拦，毁谤朝政，如在一首名为《我看见》的讽刺诗中，他将矛头直指全体统治阶级：“我看见政府的监狱人满为患，/我看见穷困的士兵饿死街头，/我看见劳苦大众被赋税压垮，/我看见耶稣会士被奉为神明……/”最终的结果，伏尔泰只能与红颜知己夏特莱侯爵夫人隐居边陲小镇西雷（Cirey），以逃避政府的通缉。

  在蓬帕杜夫人府上，伏尔泰受到热忱款待，而他则以一些隽永小诗来报答女主人的盛情——比如，他以夫人的姓氏蓬帕杜（Pompadour与爱【Amour】协韵）为题：“真诚而温柔的蓬帕杜，/我先就这样来称呼您，/此名与爱情是那样相称，/不久将是法国最美的姓名。”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在此期间，伏尔泰从不放过任何取悦蓬帕杜夫人的机会，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他恭维奉承的理由——得知蓬帕杜夫人想要阅读巴黎高等法院埃诺庭长（Président Hénault）的著作《编年简史》，伏尔泰代作者寄赠一册，并附诗一首：“这册受人称赞的书本，/由缪斯女神放下身份，/在真理的注视下写成，/又由美惠女神来读审。”——这一类文字游戏对伏尔泰来说易如反掌，但蓬帕杜夫人却是满心欢喜——因为它们出自伏尔泰之手，对于传播她的令名大有裨益。

  1745年7月，亲临前线的路易十五率军取得丰特努瓦战役大捷。蓬帕杜夫人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伏尔泰为此写就的诗章：“路易这位迷人的英雄，/是所有巴黎人的偶像，/当他赢得一场辉煌战斗，/就该向埃蒂奥勒圣女/致送我们的祝贺颂扬。”在蓬帕杜夫人鼓励之下，伏尔泰在三日内完成史诗《丰特努瓦大捷》，献给“我们可爱的君王”——相比于此前讴歌国王先祖的史诗《亨利亚德》，伏尔泰自信本诗更能打动国王本人。在诗中，他模仿布瓦洛（Boileau）歌颂路易十四的笔法，大量采用神话典故和华丽词藻，加上诗歌音韵宛转嘹亮，一时传布四方。或许出于政治需要，除了颂扬国王，伏尔泰也在诗中提及“诸多未来可能对他有用之人”——尤其是他的好友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1696-1788）。巴黎贵妇名媛闻讯纷纷赶来为自己的情人求情，恳请伏尔泰在诗中“适当位置”提及他们的名字。诗作一版再版，不断拉长，出到第五版，终于将史诗弄成了一个笑话。

  伏尔泰名利双收，但内心却极为痛苦——他在致里昂市长西德维尔信中说：“请不要叱责一个五十岁了还得当国王小丑的可怜人。我从巴黎跑到凡尔赛，在驿车里写诗，我必须大声赞美国王，谨慎地赞美王太子妃，非常高明地赞美王室，我必须让宫廷满意……”很显然，在信中伏尔泰以他惯用的笔法省略了他最想取悦之人——蓬帕杜夫人。

  《丰特努瓦大捷》经蓬帕杜夫人之手敬呈御览，伏尔泰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荣耀：他被任命为王室史官，可以随侍国王，薪俸两千利弗，并且在凡尔赛宫拥有一间房——这是当年布瓦洛（甚至拉辛）也未能享受的待遇。然而伏尔泰并未知足，他的下一个人生目标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以伏尔泰的文学声望和文学成就，荣膺院士可谓顺理成章，但问题在于参与选举的教会人士坚决不答应。

  伏尔泰很早就和教会结下了“梁子”。1733年，被迫流亡英伦长达三年的伏尔泰发表《哲学通信》，不久遭教会查封——因为本书鼓吹宗教宽容。1739年，伏尔泰利用圣女贞德题材，作叙事诗《圣女》，讽刺教会的虚伪狡诈和颟顸无能。后来，他又发表政治小册子《圣人与人民之音》，关注时人尤为敏感的教会财产问题。此外，令米尔普瓦（Bishop of Mirepoix）主教（蓬帕杜夫人后来在朝堂之上的劲敌之一）最不能忍受的是伏尔泰的诗作《俗世之人》。该诗的主题是文明生活之于原始生活的优越性——这也是伏尔泰与卢梭长期论战的话题——据诗人推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一定“无聊到连话都不想说，因为可怜的他们除了吃喝和做爱外，别无他事可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当代文明人的生活，他的周围“均是其品味（taste）所好之物”——而那些高喊艰苦奋斗、抵制豪奢享乐之人通常都是些脾气暴躁的穷光蛋或伪君子。在富庶的雅典和贫瘠的斯巴达之间，伏尔泰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吾与典也”。同时，也正是在这首诗中，伏尔泰大声疾呼并正告教会当局：对俗世之人来说，“多余之物实为必要之物”。

  在蓬帕杜夫人恳求下，国王亲自出面干预。1746年春，伏尔泰如愿以偿当选为院士，但这一结果也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和文人的嫉妒。诗坛老将克雷比永（Jolyot de Crébillon）业余充当政府的书报检查官，曾导致伏尔泰的悲剧《穆罕默德》下架撤演。诗人晚年穷困潦倒，蓬帕杜夫人顾惜当年师生之情，慨然出手相助，不仅赠予他一笔年金，而且邀请他为宫廷写戏。克雷比永针对伏尔泰的悲剧《塞米拉米斯》，写出一部戏仿剧——这是当时文人相互嘲讽的一种方式——作为回敬，伏尔泰也以悲剧《喀提林》对诗人同名戏剧大加嘲讽。听说巴黎的意大利喜剧院要上演克雷比永的剧作，伏尔泰怒不可遏，发誓“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蓬帕杜夫人支持那个疯子”——如同当初迫害他的摄政王，伏尔泰以取笑他人为乐，但却无法容忍自己被别人取笑。幸好此时蓬帕杜夫人果断出手，叫停该剧，才避免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闹剧。

  戏剧是伏尔泰和蓬帕杜夫人的共同爱好，也是伏尔泰与卢梭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后者嘲讽伏尔泰在费尔奈（Ferney）兴建的剧场，并著文要求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剧院，目的在于“净化公民道德”。像伏尔泰一样，卢梭早年也曾受邀进宫排演歌剧——蓬帕杜夫人对他的词曲极为青睐，曾一次性赏赐五十金路易，并表示愿意为他争取一笔津贴，但卢梭却不甘作笼中鸟——因此，“失去了几乎到手的年金”，不过这一来也“避免了被年金套上枷锁”。自视清高的卢梭和伏尔泰一样在本国不受欢迎。在《新爱洛伊斯》一书中，卢梭声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也比一个国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结果被人告发“恶攻”。或许受此启发，伏尔泰从《爱弥儿》中单挑出卢梭的一项教育计划：“如果彼此的爱好、脾气和性格相互投合，国王应当毫不犹豫，让他的儿子同刽子手的女儿结婚”，斥之为“江湖医生的悖乱之言”——由此卢梭遭巴黎高等法院通缉，踏上漫漫流亡征程（近十年后才获朝廷恩准重返巴黎）。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的爱憎态度一向对事不对人，甚至连论敌也不例外。日内瓦当局下令烧毁卢梭著作，他感到极为愤慨，挺身而出为卢梭辩护——他认为当局此举是“理智虚弱”的表现，正如他在政论文《共和思想》中所指出的：“我们烧毁了这本书。烧毁它大概和写出它同样令人憎恶——倘若这本书是危险的，它需要被驳斥，而烧毁一本有理性的书，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反驳它。”

  与旧制度下一班思想保守的贵族大臣不同，蓬帕杜夫人对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一向抱有同情和好感。她聘请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Quesnay）担任她的私人医生——他的几部论文《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和《赋税论》，起初皆为《百科全书》所撰词条；她曾建议国王向《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颁发一笔年金，以免哲学家因为贫困而奔赴普鲁士宫廷；她本人也曾在凡尔赛宫举办小型沙龙，接待包括狄德罗在内的一众启蒙思想家——正如传记作家所言，“她将伏尔泰带进宫廷并予赏赐……她也帮助孟德斯鸠、马蒙泰尔（Marmontel）、杜克洛（Duclos）、布丰与卢梭等人，并使伏尔泰、杜克洛轻易地加入法兰西学院”。尤其是在《百科全书》生死存亡之际，她凭借聪明才智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可谓功莫大焉。

  1752年，曾在《百科全书》撰文的普拉德斯（Jean Martins Prades）发表一篇论文，指摘《圣经》历史年代前后错乱（anachronism），并一一举证说明。巴黎大主教博蒙特（Christophe de Beaumot）借题发挥，谴责《百科全书》恶意攻击宗教及教会组织，并通过国务会议下达查封和销毁的禁令。

  在此之前，蓬帕杜夫人不止一次敦促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不要触及宗教或者王权问题。但是两位主编拒绝折中妥协，宣称学者只可能“在自由的状态下”写作——用狄德罗话说：“文学丧失了活力……作家们被禁止讨论政府、宗教和道德，那还有什么可写？其他题材不值一哂。”蓬帕杜夫人一度抱有侥幸心理：《百科全书》尽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却未必能引起国王的注意。然而随着阅读人群（尤其是知识女性）急剧增长，乃有大臣向国王提出警告，如果每一位夫人、小姐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那将会危及国家安全——即所谓“梳妆台风波”。如此一来，蓬帕杜夫人颇感为难：她不能和国王正面硬杠，只能智取。

  不久，蓬帕杜夫人在小特里亚农宫（夫人亲自参与设计）举办一场晚宴。席间拉·瓦列埃公爵（Duc de La Vallière）突发奇想——想知道火药是用什么材料制成。蓬帕杜夫人抓住这一机会，立刻抢过话头：“是的，还有搽脸的香粉，那是用什么做的？如果您没有禁止《百科全书》，陛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出于好奇，国王派人到书房取来一册。当晚，他们一直在查阅火药、胭脂等相关词条，并大有所获——从此以后，之前颁布的禁令名存实亡。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对伏尔泰仰慕已久，听闻他在宫中受到贵族排挤构陷，怏怏不得志，于是修书数封（用法语）邀请他前去担任宫廷顾问。但伏尔泰很快发现，这位“开明君主”不过是拿他装点门面，事实上他奉行的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根据史书记载，这是伏尔泰一生的“至暗时刻”——他在普鲁士宫廷越是痛苦，就越发迁怒于蓬帕杜夫人：她本该对国王施加压力，不放他出宫，于是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狂怒之下，伏尔泰在书信中对蓬帕杜夫人大发一通脾气。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几乎断绝了音书往还。

  在他们共同的友人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斡旋之下，伏尔泰和蓬帕杜夫人宣告和解。1760年，伏尔泰将五幕悲剧《唐克雷德》（Tancrède）敬呈给她：“从您的童年起，我就看到了您的卓越才华。您一直对我很好。夫人，我不得不说，我欠您太多了。此外，我冒昧地公开感谢您所作的一切，帮助了大量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有识之士……”与此前的应景式颂诗不同，这是伏尔泰的肺腑之言。随着年龄增长，他对蓬帕杜夫人的真诚和善良也越发感到钦佩。

  1762年，卡拉斯事件（L'affaire Calas）震惊法国朝野——一位图卢兹的新教徒布商让·卡拉斯因莫须有的谋杀罪被判处车碾刑罚。伏尔泰听闻此事，开始四处奔走呼号，请求法庭推翻判决。关键时刻，伏尔泰再次写信向蓬帕杜夫人求助。后者在回信中表达了她一如既往的恻隐之心：“可怜的卡拉斯的故事使人不寒而栗。……人们应该为他生来就是新教徒而感到惋惜，但这并不是把他当作拦路强盗的理由。”在蓬帕杜夫人劝说下，国王直接过问此事——最终撤销了对卡拉斯（及其家人）的判决。从此之后，法国也正式废除了车碾酷刑。

  1764年，蓬帕杜夫人病逝。在致好友西德维尔信中，伏尔泰表达了哀恸之情：“我对蓬帕杜夫人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我感激她，出乎感激而哀悼她。一个几乎走不了路的老文人还活着，而一位美丽的女人，正处于人生辉煌时期，却在四十岁时死去，这似乎是荒谬的。”在蓬帕杜夫人身后，有多幅肖像画传世，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为名画家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所绘：画中的蓬帕杜夫人坐在椅上，信手翻阅一本乐谱，桌上摆放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史诗《亨利亚德》，身后书架上排列着几卷《百科全书》，还有一座地球仪——“七年战争”期间，凭借她在欧洲建立的军事谍报网，蓬帕杜夫人在闺房指挥前线战事，地球仪或即为此象征——上述物件，几乎也涵盖了她辉煌人生的主要成就。“自此以后”，南希·米特福德在本书结尾处写道：“凡尔赛宫陷入无边的沉寂。”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