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20世纪的北京文学，老舍是无论如何都不容错过的。尤其在北京读老舍，很容易产生代入感。老舍的作品里社会文化信息非常丰富，北京的历史、地理、方言、民俗等几乎无所不包。老舍生于斯、长于斯、殁于斯，北京城里许多地方都留下过老舍的生活印迹；反过来，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寺庙、商号也都曾出现在他的笔下，而且这些地方大多真实可考。在老舍的世界里，北京城有着现实的和文学的两重呈现。
寻访老舍不妨从正阳门走起。正阳门始建于公元1419年，六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北京最为核心也是最为繁华的地段，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时间显然已经冲淡了历史的疼痛感，1900年的夏天，正阳门硝烟弥漫、土石飞溅。先是义和团纵火烧毁了大栅栏的老德记洋药房，火势蔓延，最终累及正阳门箭楼。不久，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侵略者架起大炮，轰倒了箭楼和城楼。北京城的正门沦为了刺目的国耻，而老舍的父亲也正是在正阳门身负重伤最终以身殉国。不知道在老舍心目中，正阳门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在描写北平沦陷的《四世同堂》里，老舍写道：“前门，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可怕的地方。”老实巴交的常二爷进城买药，正是在前门，一把年纪了，不但被日本人左右开弓地打了两个嘴巴，还被当众罚跪。
老舍曾说他是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北京，可不幸的是，他却两次生逢北京弃守。《四世同堂》正是一部描写国土沦陷的“北平哀歌”。小说一开头，当祁家老小纷纷登场亮相之后，老舍特意交代了祁家宅门的位置：“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这个“小羊圈”既是虚构，也是写实。在北京地铁四号线平安里站东北口，迎面就能看到一幢大楼外墙上那蓝底金字、明晃晃的“护国寺街”四个大字。顺着新街口南大街一直往北，一不留神就会错过小杨家胡同的西口。胡同的入口很窄，正如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小杨家胡同“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小杨家胡同不但是《四世同堂》里“小羊圈胡同”的原型，而且还正是老舍本人的出生地。
如果留心看老电影《茶馆》的话，不难发现那家六十多年的老“裕泰”离着小杨家应该也不远。作品里，大栓子要送康婆婆出城的时候说：“西直门关了，咱得绕德胜门呢。”这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俨然成了老舍创造的那个“文学北京”的中心。事实上，小杨家胡同周围的人文景观可真不少。胡同的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百花深处”，没有它恐怕也就没有陈升的《北京一夜》和陈凯歌的“十分钟年华老去”之《百花深处》了。周氏兄弟居住过的八道湾11号也在这附近，不过现在被划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校园里了。护国寺往东，可看的就更多了，溥杰故居、梅兰芳故居、庆王府旧址、辅仁大学旧址、陈垣故居都在这条路上，再往东就插到了后海。现在，人们都热衷于去后海、南锣鼓巷，可护国寺的历史文化含量和商业开发一点也不输前两者。
老舍入学的年纪，有的资料说是9岁，有的说是7岁，还有的说是6岁。这种混乱而又矛盾的情况似乎正是老舍贫寒幼年的写照。老舍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个改良的私塾，设在一座道士庙的大殿里，离小杨家胡同有半里多地。也有的资料说就是在小杨家胡同北边的正觉寺里，所以胡同自明朝起就叫“正觉寺胡同”。1965年，北京街道地名整顿，胡同改名为“正觉胡同”。老舍曾回忆说庙里充满了大烟味、糖精味、厕所味，大殿里又黑又冷，供桌上还摆着孔圣人的牌位。三年后，老舍先是转入位于西直门内的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后来因为学校改为第四女子小学，老舍又转学到了位于南草厂街的京师第十三高等小学校，继续读完小学。在城市现代化开发、改造的过程中，“第二小”所在的崇寿寺早就拆得无影无踪了，甚至连相关信息也很少。“第十三小”的所在地于20世纪80年代时曾改为西城区职工大学。“职大”的地址是南草厂街63号，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
小学毕业后，老舍考入了位于原祖家街的京师公立第三中学。现在，富国街东口的北京市第三中学就是当年的京师三中，学校里还专门设立了老舍纪念室。京师三中的前身最早是清宗室觉罗八旗右翼宗学。学校占用的是当年降清明将祖大寿的故宅，主人去世后，宅院改为祠堂，门外的街道也因之而名为“祖家街”。相比较于叫了三百多年的“祖家街”，“富国街”这个名字的历史并不长，它也是1965年北京市整顿街道地名时才改的。老舍在这里念书的时间不长，前后也就半年左右，主要是因为经济负担太重。老舍瞒着母亲，偷偷地考入“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这“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
北京师范学校当年所在的“端王府夹道”现在改名叫“育幼胡同”，它离北京市第三中学非常近，从富国街绕到平安里西大街上，过马路往西不远就是。育幼胡同往北通着老舍小时候念书的南草厂街，中段有个岔路口往东，走进去穿过金果胡同、育德胡同，出来正冲着护国寺路口的“柳泉居”，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小杨家胡同。老舍在师范学校读了整整五年的书，由于学校负担了老舍的衣、食、住、学，老舍一家的生活压力无疑大大减轻了。当弱冠之年的老舍由师范学校毕业、可以自食其力的时候，不禁回忆说：“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当他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在小说《微神》（1933）里，老舍曾写道：“我毕业后便作了小学的校长。”而在现实生活中，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一毕业，就被委任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的校长。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如老舍自己所言，“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
“第十七小”位于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里，就在雍和宫同北新桥的中间，现在“因地制宜”改为方家胡同小学。学校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06年，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老舍是这所学校的第三任校长。当年，老舍吃住都在学校里，前后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几年之后，在创作小说《赵子曰》（1927）时，老舍虚构了一条“张家胡同”，说它就在“北新桥往北走”，而“方家胡同”往南隔着三条胡同还真就是北新桥了，并且“张”“方”韵调一致，想来小说里这“张家胡同”的原型十有八九就是现实中的“方家胡同”吧。
青年老舍满腔热血，工作上尽心尽力。1920年秋，老舍升任郊外北区劝学员。离开“第十七小”后，老舍平日在德外大街的华严寺办公，住在翊教寺胡同的一幢公寓里。这一时期，他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在《抬头见喜》（1934）里，老舍还记载了生平第一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华严寺、翊教寺现在已经找不到踪影了，翊教寺胡同后来改名为“育教胡同”，但在道路拓宽改造的过程中，育教胡同大部分被拆，还有一部分并入了平安里西大街。当年胡同里的那些谈笑，自然也都挥发在旧时光当中了。
虽然职务上不断升迁，但是老舍在工作中还是遇到了困难，简直像是个烂泥塘一样让他心烦、无奈，由此他也陷入了幻灭与彷徨之中，开始抽烟、酗酒、唱戏、玩牌。同时，一向侍母至孝的老舍还拒绝了母亲为他包办的婚事。生活的沉沦和内心的愧疚交织在一起，使得老舍大病一场。为了养病，老舍搬到了西山卧佛寺暂住。卧佛寺现在被整合到北京植物园里。老舍对于香山、八大处这一带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在《骆驼祥子》的“西山抓丁”那一段，老舍仿佛在脑海中摊开了石景山地图，从“磨石口”经“金顶山”“礼王坟”“八大处”“杏子口”“南辛庄”“北辛庄”……一直到“静宜园”“海甸”去的“逃生路线”，这些地点都是真实的。发表于1933年的《大悲寺外》和《微神》这两部短篇小说，故事的背景正是西山一带，前者提到的“大悲寺”正是八大处的第四处；后者则提到了香山碧云寺，“一看见香山，准知道碧云寺在哪儿藏着呢”。在更早的1917年，尚在师范学校读书的老舍“赴西山观察野战地势”，“定战地于石景、金顶二山”，作了两首古体诗，诗里不乏“出山小草有远志，报国何必高权位”这样的豪迈诗句。从“四年两登此山矣”这句来看，老舍应该在1913年14岁的时候就来过石景山一带了。如此说来，北京的文化地标里也不应该忽略石景山。
在西山休养了一阵，老舍痛定思痛，下山后便辞去了劝学员的工作，并且搬出翊教寺胡同的公寓，住进了西直门大街的京师儿童图书馆，帮助他打小崇敬的刘寿绵（1880—1939）做一些慈善工作，主要是料理图书馆和贫儿学校。当年正是刘寿绵掏钱帮助老舍开启了求学之路，如果没有刘寿绵，“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而且据老舍的同学罗常培讲，老舍的初恋对象就是刘寿绵的女儿，前面提到的那篇小说《微神》正是由这一段曲折而动荡的情感改写而来的。小说里曾写“我毕业后便作了小学的校长”，同时还“兼任了一个平民学校的校长”，由此依稀可以看到老舍当年生活的影子。
在图书馆住了大半年之后，1922年夏，老舍应聘为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的教员。北京地方服务团是在蔡元培的带动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主要从事平民教育以及一些慈善活动。西北城地方服务团成立于1920年冬，附设小学设在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堂。正式履新之后，老舍也就搬到了缸瓦市教堂内居住。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的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在老舍精神成人的过程中，缸瓦市教堂是不得不提的一处。它离小杨家胡同不远，顺着西四大街往南过砖塔胡同再往前一点，路西便是。缸瓦市教堂于1863年由英国传教士建立，1900年曾被义和团焚毁，此后几经改建、扩建。
1922年，老舍就是在缸瓦市教堂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正式启用了众所周知的“舍予”这个字。但“舍予”并不只是把“舒”拆开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舍弃自我”的思想在里边。这种思想首先是受到了母亲和刘寿绵对他的影响，也和他一直从事教育的个人经历有关。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精神”正是教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写照。
1944年，老舍发表了一篇小短文《“住”的梦》，在文章里，老舍“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成年之后，老舍先是在英国待了快6年，回国后又去山东工作了7年，紧接着抗战爆发，老舍又迁居武汉、重庆等地。除了短暂回家探亲之外，大部分时间里老舍都是背井离乡、在外闯荡。“有家难回”，这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何其令人唏嘘？其实又何止一个老舍，多少乱离人做着相同的“怀乡梦”呢？
纵观老舍一生，除却假期回家、出访归来以外，他曾经三度离开北京，自然又三度归来。
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老舍曾短暂地到南开中学执教，辞职返回北京之后在北京市教育会当文书，并在京师第一中学兼职任教。这是第一次归来。如今北长街路西的昭显庙就是当年北京市教育会的办公地点，也是老舍的栖身之处，他在这里前后待了有一年半。
在加入教会的那段时期里，老舍经常到缸瓦市教堂的英文夜校学习英语，并借此认识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人艾温士。经过艾温士的举荐，1924年9月老舍远赴英国执教，直到1930年5月才返回北平。这是第二次归来。长期漂泊在外，此次返平，住在位于西城机织卫淹通胡同的同学白涤洲家中。老舍在白家住了也就两三个月，时间不算很长，随后他便离开北平开始在山东的执教生活，但是淹通胡同的白家对老舍倒是挺有纪念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老舍结识了胡絜青女士，并最终喜结连理。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街工程上马，淹通胡同成为了历史记忆。
七七事变之后，老舍在武汉、重庆等地领导“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坚持抗战。国土光复后，老舍受到美国方面的邀请于1946年赴美交流，直到1949年年底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这是第三次归来。
1950年，老舍用自己的稿费在灯市口西街路北的丰富胡同买了一个小院，在外漂泊多年的老舍终于在北京安定下来，了却了他“‘住’的梦”。小院位于丰富胡同的西侧，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整个院子像是个“只”字型。通常四合院的宅门应该开在院子的东南角上，或许是受到丰富胡同南北走向的限制，老舍家的大门开在东墙上，二道门以及正院的影壁也都偏离了中轴线，并且二道门的形制也显得矮小、简单了些。外院把着大门的是一间门房，门房往北是正院，往西算是外院。外院里搭着天棚，天棚的南边分别为厕所和杂物间，厕所现在改为了书店，一头通到故居院子里，一头通到灯市口西街。正院布置得规规矩矩，院内正房三间，屋里打着淡绿色的中式木隔断，东次间是胡絜青的画室和起居室，明房和西次间为客厅。西耳房同正房连通，用作老舍的书房和卧室。为了在保护故居原貌的同时便于游客参观，正房里加装了玻璃护栏，同时西耳房破墙开窗，人们站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老舍的书桌，书桌上的台历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院子的后罩房是对外开放后才加盖的，当作故居的办公区域。东西厢房原为老舍儿女居住，现在也都改成了展厅。南房过去由舒乙居住着，后来房子的后墙和门窗作了调整，南房变成了北房，现在是后墙冲着正院，墙上挂了一块大屏幕，演绎着老舍的文学人生。树木、花草、鱼缸分布在中庭四围，让这个普通的小院看起来整洁而又不失生机。正房前，老舍手植的两棵柿子树是整座院子里最为醒目的标志，胡絜青因其而把院子命名为“丹柿小院”。
老舍去世已经有56年了，五十多年来，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老舍生活过的地方有的已经随着挖机和铲车的轰鸣而湮灭难寻，老舍式的“京味儿”似乎已经变成了全球化、一体化的一条古奥而又呆板的注脚。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五十年过去了，一百年过去了，老舍才显得更加珍贵和难得，他和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文学地图”。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