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无论是作画还是作文，从来不按常规套路，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我手写我心”。任何一个题材，到他手里就立意很新，总能发前人所未发。大胆想象又取舍得当，有内在逻辑和章法却从不笔墨畏缩，初入文坛艺坛便能自成一家。他的艺术品格的锤炼过程却无法复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十二岁男人，在一个轻率的早晨 。”1读书、流浪，广交朋友，自我升华。需要多种要素的综合：上根利器（智力超群）、心地纯良、体魄雄健、意志坚强、遇事通达，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从黄永玉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黄永玉为了自己喜爱的木刻艺术，不管不顾奔赴当时的艺术之都上海，利用每分每秒，狠狠地吸纳来自各方的资源和灵感。他的目标宏大甚至有点异想天开。在上海人文圈里，表叔沈从文的文坛人脉关系使他游走于作家、编辑家朋友圈，同时也少不了木刻界前辈的提携和指点，艺术家同侪的互相勉励。在这个自传体小说里，他用幽默、智慧、诗性的表达再现了上海的那段经历。他把自身个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呈现，上升到人类普遍经验，富含营养，处处都是闪光的宝贝。22岁的外乡人在上海过得很艰难，因此他也从不避讳自己的失意和不足，他自嘲、反思、自我揭短。小说是以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为蓝本，如同木刻艺术的表现手法，以事件为坚实的线条，以情感为清晰的块面，与黄永玉自身经历一一对应。几乎所有的事件都能从相关文献找到证据，并且忠实地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没有腾挪和借用。这种对历史的忠实程度，相当于一部纪实文学。某种意义上，小说本身就具有了文献价值，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张序子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当时上海的文艺实况。
一
国内一些景点、商铺、建筑物、出版物有很多黄永玉的题字。黄永玉写招牌字常常是倒着写、反着写，跟普通人顺着写一样称手。他说是刻木刻练出来的。如同有些常识性的东西，可先顺着捋了一遍，然后又倒着捋了一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通达了。在艺术心得方面，他常常得出一些惊人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发人深省。枚乘有七发，使楚太子据几而起，忍然汗出，霍然病已。他的艺术美学也常使迷茫者醍醐灌顶。他以这种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颠覆了很多日常经验，在长篇巨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随处可见。
一辈子刻了四百多块木刻2，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木刻家，奔赴上海朝圣的念头是谁也挡不住的。从黄永玉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以下简称《走读》）可以看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对于文化人尤其是木刻家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黄永玉曾在他的木刻集《入木》的序言里说：“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当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3在《走读》里，他把这个细节写得更具体，从厦门坐飞机去上海，行李还被狠狠地检查了一番，检查行李的人“看到木刻刀，先是有点敌意，听到报纸发表的木刻画都是这些刀刻出来的，就展开了一点笑容，甚至问起：‘木刻好不好学？’”1947年1月，他从一架还没来得及改装的军用飞机舷梯走下来，就算正式一脚踏入上海这片文艺热土。那个帆布大背囊里装着同他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木刻板子。从《入木》收录的作品来看，1947年前有21幅作品，加上在集美学校的习作，他背囊里到底有多少木刻板子？总之这个背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辗转大半个福建省（泉州、厦门、福州、永安、连城等）、江西赣州（瑞金、于都、赣县、信丰、龙南、定南等）、上海，之后又背到台湾、香港、北京。当他与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木刻家们见面时，谁都没想到，黄永玉只是一个22岁的毛头小伙子。黄永玉说过：“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上海可以说是他的艺术发祥地。他对上海的感情从他的小说布局可以看出，《走读》两册共765页，其中有560页是写上海，占七成多的比例。而在上海的时间总共才14个月。他因接了一个画《台湾风光》画册的任务，1948年3月同张正宇、陆志庠去台湾，只待了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为逃避国民党台湾警备司令部的追捕，乘船从基隆到香港。
黄永玉到上海的前一年，他的表叔沈从文从西南联大返回北平。沈从文那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文学家，他从朋友寄来的诗集中看到黄永玉的木刻作品，感慨命运偶然。二人开始通信，建议将“永裕”改为“永玉”，他认为“裕”看上去就是一个布店老板的名字。第二年，黄永玉带着表叔新取的名字来到上海，开启了新的艺术之旅。小说里除了他自己的名字叫张序子，表叔沈从文叫孙茂林，沈从文的弟弟沈荃叫孙得豫。上海文人、画家全都是真名，通过各种文献的比较，小说《走读》的上海经历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总部就在虹口区外白渡桥大名路的那座大楼里，那是黄永玉的圣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木刻家的“耶路撒冷”。他非常珍惜在上海的每分每秒。张序子（即传主黄永玉）在福建闽南是出了名的打架王，到上海后天天蹲在房里写字读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走走，他说杀机四伏、步步陷阱。《走读》里的张序子到上海后对这个大都市有充分的评估，“一路小心走，别惹石头和街沿，清楚店铺两边玻璃柜跟门口的货架子，自己警告自己，要晓得，大上海街上的东西，无论死活，没有一样是你赔得起的”4。尽管之前他已经在厦门、泉州见过大世面，眼前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他这个乡下人还是被震撼到了。刚到上海的第二个月，他赶紧写信告知表叔沈从文上海生活的情况，给他寄去40件自己的木刻作品，请表叔批评指导。没多久，一个月的样子，表叔在3月23日的《大公报》文艺专栏发表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开头写到常德的地理、城墙、小吃、斤斤计较的客栈老板娘，笔锋转入正题，写到与表兄（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的几次会面。在文中几次提到表兄的大儿子去福建读书、去江西战地服务团，文中几次用“大孩子久无消息”“失踪”等悲观的说法。直到有一天，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的木刻插图的艺术感染力震撼到了他，他对插图的作者产生强烈的好奇，一打听，没想到作者竟是表兄失踪多年的大儿子。沈从文看出了表侄的艺术天赋，寄予了厚望。《一个传奇的本事》刊登以后，“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5。这个情节写在小说里，用词更自由。
《大公报》《星期文艺》，《一个传奇的本事》，整版是那个北平二表叔写的爸爸妈妈和自己的文章，还有大大小小十张木刻。这从哪里说起？天打雷劈！那么震脑！
当他捏住报纸往回赶，几个鬼头（阿湛、韦芜等人）正聚在一起谈论此事。有人歇斯底里地亲热，有人要序子请客。此后，沈从文在寄给黄永玉的书信中，往往还附有别的信，他要把黄永玉推荐给上海的一些名人、作家、朋友和学生。沈从文写给朋友的信，流露出对黄永玉生活的担心。怕他不知道料理自己，饿死了，或是跟上海的电影明星鬼混“掏空了身子”。有一天韦芜对序子说：“萧乾让我转告，你表叔有信给他，让他转一笔钱给你，二十块（其实只是个标准数目，那时的币值说不清）。”序子正缺钱，尤其是在上海走路太费鞋，这笔钱的预算首先是花了八块五毛钱买了一双半辈子穿不烂的军用皮鞋。
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一边在小学兼职，一边高强度地进行木刻创作，同时与上海文坛、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木刻大家名家密切交往。经李桦、野夫、陈烟桥、章西厓等人介绍，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当时叫中国木刻研究会）。成为木刻界的话题人物，常有作品引起争议，让他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不到的是，《同路人》杂志，公开点名骂钱锺书、黄永玉，说他们二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其中还有一幅作品是为女诗人陈敬容的诗集《逻辑病者的春天》插图，“文革”时这幅插图被作为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典型遭到批判）。他同年加入左派团体“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春节大展”6有5幅作品入展。参展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为黄永玉的朋友。他同年年底当选为“木协”理事，获“抗战八年木刻展作者题名”奖，英国人买走他的木刻。1948年木刻家野夫出版的《木刻手册》封面就是用的黄永玉于1946年创作的木刻《讲故事》。
有人说野夫和李桦是美术界的孟尝君，每当黄永玉“来到李（桦）先生那幢小屋的饭桌上坐下来的时候。对面往往同时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也是来混饭吃的青年，那是漫画家方成”（黄永玉《蜜泪》）。在小说里，麦杆的家是木刻家的“据点”。让序子意想不到的是，李桦带着序子来到木刻家麦杆家里，里头坐满了人，在这里见到了很多大木刻家的“真身”。国内大木刻家几乎“一网打尽”。“李桦从内衣袋里摸出两张纸，又从裤袋里摸出眼镜戴上，宣布：‘协会本年度的春、秋二季的全国木刻展览筹备工作今天开始……’”当时木刻界的重要事情都是在麦杆家这个辽阔的客厅里讨论的。
二
与前两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不同的是，《走读》中作者密集地与文化人交往，涉及作者自己和相关人物对艺术的理解，博物志式的知识呈现，在当时那个年代所进行艺术启蒙，区别于前两部的风俗和传奇，是一个知识密度很高的创新性文本。层次丰富复杂的作品鉴赏活动，在时空上有一种递增效应，语言和修辞包含隐喻、暗示等信息密码，结构随着情绪增强厚度和黏稠度，在适当的地方埋下伏笔，敏感部分采用春秋笔法。有些意义开始并不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读次数的增加，它会自然显现出来。偶尔添加一些智力游戏，读码、解码的乐趣。用一些符号图像、模棱两可的话语、模糊或者诗性的指称，故意留下话柄和谜题，使索隐派和考据派读者津津乐道。
童年时在湘西，少年时在闽地，湘西的剽悍任性，闽地的放达自由，同时又被两地厚重的文化熏陶、训练。两种气质完美地和谐地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野马一样的爆发力、骡子一样的吃苦精神、图书馆式的知识容量，加上饱受磨难的人生经历。想象一下，这样一位青年，闯入聚集全国顶级高手的上海木刻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仅1947年一年就有木刻作品46件。他的作品画面冲击感强，构图独特，刀法新颖细腻，他创造了人们认为木刻艺术不可能完成的线条和画面，《苗舞》描绘动感张扬的苗家青年男女，《神灯》里那漆黑的夜空，巅峰上的辉煌，《逻辑病者的春天》刻出了抽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于一身的超时空感。大量的技法创新体现在如细腻的水纹、浓密的喷雾、繁茂的植物枝叶、丝滑的动物毛皮，以及人物难以捉摸的表情等细节上，这些木刻中的高难度技法还只是艺术的“术”，艺术之“道”更能体现出他过人的天赋。《风车和我的瞌睡》是一幅365mm×225mm的木刻，一位劳动者（年轻人）仰面躺在花丛小憩，一架静态的风车，以及木梯、木架，疯狂生长的花果、枝叶、藤蔓、毛茸茸的小草围绕着赤膊躺在泥土上的人，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扑面而来的热烈的感染力。两幅《水》的超前性，简洁线条、神秘构图，显出高科技感和未来主义。这一年为文学作品作插图的数量也是惊人的，“范泉儿童文学”插图19幅，还有少量小说和诗集插图（其中沈从文小说《边城》插图两幅），以及老鼠嫁女系列。黄永玉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进取心，不受约束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使他一到上海便横空出世，他的深刻的思想洞穿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使木刻前辈们大为惊讶。但他从不骄傲自满，处事低调得体，因此前辈文人和艺术家以及同辈小伙伴都喜欢跟他交往。
序子掉进了上海文人堆里，与他大都亦师亦友，有的情同手足。木刻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李桦、野夫都成了好朋友。美术界同行章西厓、麦杆、朱金楼、刘狮、陆志庠、庞熏琹、刘开渠等都交往甚密，同时与很多作家、编辑过从甚密，与巴金有交往，困难时得到过唐弢的帮助。臧克家、冯雪峰、楼适夷都是朋友，刻插图结识黄苗子、郁风。旧时的上海，文化人的聚集地，大家喜欢那种自由的气息。在《走读》中可以看到，张序子在上海交往最深的是“三剑客”，与汪曾祺、黄裳几乎无话不谈，三个人常常瞎逛，漫无目的地聊。汪曾祺是表叔沈从文的学生，不太爱说话，“耐烦听别人废话”，是一个好的倾听者。而且“每回找曾祺他都有空，好像特地等着召唤”（《走读》2）。黄裳的身份比较复杂，表面看他是《文汇报》的编辑，报社有一张属于他的办公桌，还负责编辑一个重要的专栏。他的真实（真正的）工作单位是中兴轮船公司的高级职员。外加古籍版本权威、抗战时的美军翻译、坦克教练、给考大学的人补习数学、自己写散文，以及“透熟京戏”。这一身本事到哪里都饿不死。有一次他们去参观动物园，从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说到毛姆的《负之兽》，黄裳忽然指着一块关于黑豹的广告牌，汪曾祺马上从黑豹想到序子的木刻：“黑豹不简单，特别机灵和娇媚的动物。一副黑缎子透黑章绒花纹的苗条身材，它一动不动默默过来扑杀你，让你面对一场梦。序子，你看你木刻怎么刻到黑里透黑，要刻多细的刀法和点子？”（《走读》2）这是文学家的思维。聊到画法自然就聊到张大千、陈师曾。曾祺对序子的评价，就一个字“真”。序子检讨“有时也不真”，比如再难啃的古文他都能读懂，但就是读不懂美学，别人问读过美学没有，他说他“不要脸地点头”。曾祺替序子辩解，“你讲你在家乡看侯哑子画风筝，庙里看老菩萨，边街上看新菩萨，看浏阳木板年画老鼠嫁女，看人刷喜钱板，诚心诚意地发幽剔微，看民间老年艺人用艺术行动表现妙义，不对老民间艺术发轻浮的议论。这都是正式大学学不到的。味口好，胸怀宽，心里头自有师父”。序子对家乡民间艺术家的理解，自己体悟出来的美学，自己心里的民间的美术史，都是正规学术学院学不到的东西。曾祺劝他用不着遗憾不懂延年那几笔，“那东西是只要肯学就会的”。曾祺口中的“延年的那几笔”给序子带来过极大的困扰和打击。唐弢曾经帮过序子大忙，可谓雪中送炭。之后又有一次带来一张朋友父亲的照片，要序子画一张半身像，也算是一笔小业务。序子按深浅调子配上合适的颜色画了三天，这时赵延年来了，指出“鼻子冷暖调子不对，胡子也不对”，边说边动手改了起来，“这一改，神采飞扬，人活了起来”，画完有事就走了。鼻子和胡子这么精彩，继续往下画根本无从着手。“序子对着这幅不三不四的画像发了呆。退还唐先生十块钱材料费，彼此不再提起出木刻的事。”
三个人互相之间的文化熏陶，有些讨论对后来的艺术生涯产生过影响。有一次他跟汪曾祺、黄裳上朵云轩看画，墙上挂着吴昌硕、虚谷、任伯年的画。曾祺单挑任伯年的画点评，“任伯年，眼界宽，手笔玲珑，亭台楼阁，山水云烟， 花鸟虫鱼，佳丽高士，善于多角度描写，俯览仰视，从无束手之困。不过，弄一张挂在书房的话，我愿意有一幅金冬心”。黄裳掩嘴笑道：“等于没来。”金冬心即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汪曾祺专门写过《金冬心》。汪曾祺无疑是个鉴赏家，眼光很毒。序子感叹，有一次曾祺来信说：“《海边故事》那张木刻，总让人看着不舒服。序子自己也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头了，已经重刻了三次。他说得很对。这家伙眼睛尖锐，时常看得到我怕别人看出来的地方。”
张序子经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汪曾祺逛街、喝咖啡、聊人生、聊文学。“上完课，碰巧是星期六，搭车去致远中学找曾祺，告诉他在南京的事情。”序子对当时南京政府的评价是“稀里哗啦，临时性的匆匆忙忙”的感觉。接着聊怎么来上海的一些琐事，说刻木刻有搞头，有时候从闵行进城，就在李桦、徐所亚他们家搭地铺。说是聊天，其实是序子讲，汪曾祺耐烦听，序子记忆太好，故事又多，一路不停地讲，汪曾祺偶尔回应一下，表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听众。有时候一起去找黄裳。
黄永玉后来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说起汪曾祺，“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7。他回忆与汪曾祺在上海的日子，汪在致远中学当老师，他的同宿舍的人在《大美晚报》总是上夜班，这样黄永玉就睡这位室友的床，铁条床变形了，人窝在中间。汪曾祺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起这事，“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8。他回忆起在上海同汪曾祺、黄裳一起逛街的情形，同《走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有时候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候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候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记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9
三个人有时候还会去巴金家看看。男孩子照例都喜欢战争片，三个人看了《马里亚纳岛》，又在D.D.S坐下吃点心喝咖啡。黄裳是这里的熟客，举一个指头，boy知道是要“气凡客”（黄永玉记忆中一种好吃至极的点心）。他们消磨半天，谈话内容有军事、搏击、艺术。三个一起去巴金家。“上巴先生家，进门上楼，巴师母陈蕴珍欢呼：‘哈哈！三剑客光临，欢迎欢迎！’”李小林十三四岁，凑巧在他们进门后生病吃药。巴先生向曾祺打听茂林（沈从文）近况。有说茂林“温婉古风”，曾祺说也不全是，拒绝一件不当的事态度像革命烈士。巴太太问序子对表叔的看法，在此之前，序子跟表叔只见过一面，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巴金先生又问了序子的近况。
巴先生问序子:“序子呀，你最近做什么？”序子回答:“朋友介绍在闵行的闵行中学教美术课，同时给人刻一点木刻插图。我已经搬到闵行中学住去了。课少，有很多时间进城，有时候参加木刻协会的会议，有时候找朋友。不回闵行就在李桦先生住处搭地铺，有时在曾祺房间里借宿，有时在青年会借陆志庠的房里住一晚。”“你那个家乡被你表叔形容得那么好，我都忍不住想几时跟你表叔到那儿去住住。”巴先生说。
巴太太接过巴先生的话，说她也要去。像个撒娇的孩子的口气。序子告诉他们，眼前的湘西，讲不完的凄凉，八年全面抗战，光朱雀城的精英子弟在保卫嘉善一役就牺牲了百分之九十多，“剩下一个空城连哭声都没有”。序子第一次去巴金家是在刚参加木刻展后，林景煌带他去的。“巴先生家是个花园洋房。二楼楼梯口附近有张茶几桌子。”巴先生问了他衣食住行以及刻木刻的情况。序子告诉他曲折而艰苦的经历。黄永玉在上海期间，巴金先生带给他的人生榜样和鼓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黄永玉曾说：“前辈中，我最怕巴金。”这种怕是一种敬重。2011年11月，上海“巴金故居”修缮完工。馆长周立民邀他为巴金故居设计一张藏书票，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还画了一幅巴金的头像《你是谁》，配诗一首，“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战士？还是刚出狱的囚徒……”10
三
文本的未来价值还表现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生命观的超前性，与必要的时候采取的通变之术。《走读》的篇幅和语言是从容的，情节必须跟着人物主线走，背后很多精彩不得不被舍弃。好的小说语言都有健康丰腴的外貌，饱满、结实、闪光。强健有力的语言自己有主观能动性，能抓住读者的心。随着情节的推动，它们变成精兵强将，以一当十，给情节添彩。
人心辽阔，无风不起浪，在失意落魄时，坐一趟汽车也要在内心演绎一遍车祸事故，想象用更大的痛苦掩盖眼前的痛苦。鱼行买卖“话一多，鱼就臭了”。写小说也一样，作者和和读者互相心领神会。黄永玉的文章有一个特点，话里含了机锋，处处有风景，处处也是地雷。现实有很多无情的竞争，使绊子、捅刀子，防不胜防，黄永玉少年得志，遭人嫉妒，但他在《走读》中却很少提到别人对他的打击和暗算。他个人遭受的不公都屏蔽了，他仍然用一种欣赏的态度看待这些经历，反倒同情那些没有经历苦难的人。
序子心里头的家乡老头子比他们的老头子怪多了。老头子跟老头子不好比，地域观念形成的怪脾气很吓人。大地方的老头子经不起苦，稍微碰到点抗战这类事情就觉得天崩地裂，那一脑子、一肚子学问跟着逃难很是委屈，以为连人带学问一起让日本飞机炸掉了，地球就会缺一大块。这跟司马昭杀嵇康，嵇康临刑前想的一样：“《广陵散》从此绝矣！”
他感恩给他帮助的人，他一生不知遇到多少贵人，整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三部大书，多少欣赏他的人，帮助他的人，他能想起的都记下来，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某一天，唐弢到狄思威路来找序子，给他带来一个惊喜。具体来说是介绍一笔业务，刻一枚邮票。序子自认为“胆子平常时候不算小，邮票是国家大事”，心跳得厉害，要求先弄个小的试试。
“十张邮票也贴不满半边脸，丢不了我的脸的。别怕。我从小也是苦人儿，见多了，没甚了不起的事。”从口袋里掏出个整齐信封，“里头是三十块钱，是我为你争来的材料费，在这收条上签个字。你画个象征中国现代化意思的草稿给我，我再和局里当局研究研究再说，慢点动手刻木刻，你看怎么样？”
表现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序子将近景是钢筋水泥建筑架子，旁边是火车和轮船的稿子交给唐先生，唐弢说：“行！天上加只飞机，表示我们邮政还有航空挂号。”花了三天时间，唐先生拿来三十二开大的木刻，又拿来一个饱满信封，一百元。“唐先生啊唐先生！我简直是挨了一个轰天雷。这一百元解决了我好多事。给妈妈、梅溪、陈先生、吴先生、蔡嘉禾先生、李桦先生、野曼二叔河伯、赵福祥……写信。”每次有重要的事情写信，都会想到蔡嘉禾先生，蔡先生曾经给他带来深刻的影响。
蔡嘉禾先生是序子和李桦共同的朋友（序子认识李桦是蔡先生引荐的）。这天李桦要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他跟序子有一段对话。“李桦边吃边说：你写信给嘉禾先生的时候，顺便告诉他我上北平的消息，讲长讲短都行。我刚到北平，开会很忙，不可能给他写长信。我和他不是写短信的关系，他清楚。”一群人为李桦、余所亚他们吃酒饯别，上海的木刻家几乎都来了，赵延年、汪刃锋、可阳、河田、野夫、烟桥、楼适夷、朱金楼、章西崖、徐甫堡、余白墅、丁正献、邵克萍、李寸松、麦杆等。所有人都AA制，除了李桦、余所亚、楼适夷。因为楼适夷也是送行的人，他不想享受这特殊待遇，“楼适夷听了要挣扎，众望所归，后来不响了”。在这个重大场合，序子被激将出一个宏愿。李桦是徐悲鸿挖过去的特殊人才，为中央美院光耀门楣去的。
序子兴致来了，对李桦说：“你去北平正好帮我在美术学院进一下学行不行？”
李桦说：“你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进大学？”
这一顺口擂槌下来，一刹那子差点站不住脚，转过身来对李桦说：“五年之后，我踩进你们美术学院去。”
老所在后面叫好，对！踩！往里踩，五年踩进美院，我等着，看你热闹。
序子后来为自己的一时勇气吓了一跳，他把这次豪言壮语定性为“跟这位老实人使性子”，认为自己大可不必。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他这个初中未毕业的人后来成为中央美院的教授。真实情况是，黄永玉于1953年2月，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当时是该校最年轻的教师，月薪90元，离那次发下宏愿不到5年。关于去北京任教的原因，他在《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里回忆道：“除我自己的意愿之外，促使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有两位老人，一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一个就是从文表叔。由于我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也由于我对两位老人道德、修养的尊敬和信任。”11
黄永玉在上海的住所一直是游移不定的。他曾经回忆起这段经历，“先是在一个出版社的宿舍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住到一座庙里，然后又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那地方在上海的郊区”12。李桦去了北平去中央美专（中央美院）任教，余所亚去了香港。他们的住所交由黄永玉管理，黄永玉暂时又有了一个安稳的住所。
四
上海是当时的文化大都市，思想前沿阵地，知识分子扎堆，有进取心的青年人访学、进修、谋生的首选之地。他在这个环境，文人扎堆的地方，斗诗斗文。他的文学天赋被激发出来。一个二十郎当的小伙子，心中豪情万丈，口里叨念着一段戏文：“壮气直冲牛斗。乡心倒挂扬州。四海无家。苍生没眼。拄破了英雄笑口。”（汤显祖，《南柯记》第二出，侠概）《南柯记》中还有更放浪形骸的，“自小儿豪门惯使酒。偌大的烟花不放愁。庭槐吹暮秋。”（汤显祖，《南柯记》第二出，侠概）但他没念出来，他滴酒不沾，大概不能本色出演。元曲这种妙品，现代人已经疏远太久了，只有研究古代文学的，还必须是宋元词曲的文学专业人士对此有感。但在那个时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化人兴致来了随口来几句，心思起伏无以消解时比拟几句，日常对话见景生情夹杂几句，像散步时随手摘片树叶那么自然。时空感广阔深邃，自我陶醉。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比现代人更热爱古雅的东西，他们自小被戏曲熏陶，戏文嵌进脑神经里，形势一激发，自然流淌。千辛万苦来到上海，连困难都是一种新鲜的困难。黄永玉在上海，交往的文人大概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半部中国现代美术史。这当然有点夸张，现代文学艺术史总共30年，文人艺术家大都有过在上海“走读”的经历。
实际上黄永玉在上海的朋友圈主要有四大圈，第一大圈是木刻界的同行，第二大圈是除木刻以外的美术界的朋友，第三大圈是文坛朋友（包括作家和编辑家），第四大圈是福建、湖南以及其他方面的朋友和亲戚。这四大圈大圈套小圈，圈与圈之间又有交集，其中三剑客（黄永玉与汪曾祺、黄裳三人）是圆心。
第一圈里有些是感情密切的木刻界前辈和领导朋友，李桦、野夫、余所亚、章西厓、陈烟桥、麦杆等，还有一些是木刻协会成员：王琦、邵克萍、汪刃锋、赵延年、荒烟、李寸松、余白墅、徐甫堡等。其中又通过李桦认识翻译家、出版家楼适夷，通过楼适夷认识文学家冯雪峰，通过章西厓认识画家林风眠。
第二圈是木刻家以外的美术家：这里头有两拨儿人，一是以刘开渠、庞薰琹为主的圈子，包括钱辛稻、刘狮（刘海粟之侄）、潘思同、周令钊、朱金楼等。其中又通过朱金楼认识陈秋草、钱瘦铁。另一拨儿是好友陆志庠、张乐平、叶冈等，又通过叶冈认识他的弟弟叶浅予，又通过陆志庠、张乐平认识黄苗子、郁风、丁聪、张文元。
第三圈是文坛朋友，沈从文、巴金，表叔沈从文介绍结识萧乾、臧克家、唐弢、贾植芳、许天虹、韦芜等。与臧克家的交往中结识九叶诗派的曹辛之、陈敬容、王辛笛等。
在上海，二表叔是文人们的共同话题。黄永玉感觉到二表叔的名气给他带来的荣耀。“在庞家（庞薰琹家），和老雕塑家刘开渠先生有过一次很体己的谈话。他说他看到二表叔在《大公报》写的那篇文章了。他说他去过沅陵。庞先生听说讲沅陵也凑了过来。一齐讲沅陵。”又说，“以前跟郁达夫先生到前门外‘酉西会馆’去看过你二表叔，还请他在附近饭馆吃过饭”。这次谈话时间不详，从场景推断应该不是当时的上海。他在上海就跟刘开渠认识，书中颇费笔墨地讲述了刘开渠请客吃饭的趣事，从这件事可看出艺术家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开渠先生是雕塑家，工作动静都比较大，需要大的工作车间，有来回运载工具设备、材料的方便结实的地面，有好的光源，当然，最好还能方便住家。”符合所有条件的宝地，容得下十几个学生和帮手，租金廉价或免收，想想看，上海这寸土寸金地方，神仙也难谋到这个运气。但就有这么个地方，“五十米或八十米的瓦篷，宽八到十米左右，水电俱全。唯一的不足是——臭。一天二十四小时臭不堪闻的臭。挨到瓦篷一路过去同样长度和宽度，排列七八口储存满满大粪的露天粪池”。那次蒙邀的客人不少，没有一位退席，为了先生神圣的事业，当时开渠先生正在做他的《开路先锋》雕塑。“客人们勇敢地吃一大口饭，来一大口菜，闻一大口粪气，女主人殷勤地添着新菜，加满酒杯。”
黄永玉的“走读”生涯漫长且艰辛，上海虽是其中极小的一段，但却是整个人生极重要的一段，之前的走读、流转的经历在这里作了一个小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美学，艺术创作也实现了质和量的飞跃。他12岁离开凤凰，“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沈从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13。 小说中12岁的序子读书兴趣广，门类杂，爸爸说他脑壳里“像贺老广的荒货摊子”，要想办法让他读点正经书，把他送到离家里几千公里的集美学校。在集美中学他整天泡图书馆，以至于留了四次级，在福建被好心人收留当孩子一样看待，在他们刻意引导下读了大量好书。他一路结识了许多古怪而又热情的藏书家。手里只有一块钱的时候，他花三毛钱给“长得不像话”的头发剪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毛钱买了一本《昆明冬景》（沈从文的著作）。刻木刻和读书，黄永玉是有自己的心得和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薄薄的一本书，道理就特别之厚。要读一句想一句，一句半句可能要费半天时间。这本书不只给一个人看的，是告诉人怎么动手写书……”刻木刻想到几个内容，“聊斋是一个，唐宋传奇是一个，汉魏六朝人故事是一个”。这是黄永玉自己独创的美学。黄永玉高超的艺术是建立在丰富的学识之上的，他的“走读”的经历不可复制，他既读了大量的纸上的经典，也读透了人世间这本大书。
注释：
1原话是“十二岁男人的脚步/在一个轻率的早晨/离开了那永远爱我的/微笑着的故里”。参见黄永玉《见笑集》，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
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黄永玉木刻集《入木》收录了419幅木刻。
3黄永玉：《入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第4页。
4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走读》（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5页。文章中引用该著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5 12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5、134页。
61947年4月4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举办首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开幕。展出全国各地版画家选送的180幅木刻版画作品，内容着重反映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同时，为普及木刻版画知识，展览会展出了木刻版画创作过程的图例、木刻版、纸张和木刻刀等工具。1947年11月11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举办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参展作品在南京路大新公司二楼画厅展出。
7 8 9 李辉：《传奇黄永玉》，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10黄永玉：《见笑集》，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354页。
11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9页。
13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