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家》：杨炼老师您好，这一段的锁链女事件，每天看到您在微信上发声。您为此写的诗，被许多读者转发传播，您转载相关资讯时的精彩点评，更是振聋发聩。此事已经持续半个多月，能否告诉我们，您这些天的心理状况？
杨炼：八孩母亲事件被揭露以来，我有个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既愤怒，更哀伤，最后在数十亿民众的呼声中，转为振奋：中国人心未死、中国灵魂没有彻底麻木。尽管浓重的历史阴影压在我们头上，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仍有希望。原因很清楚，这次民众自发抗争，其参与之广泛、提问之深刻、思考之理性、耐力之恒久，都开创了我们记忆中的创世纪。互联网如一块无远弗届的巨大广场，人们没上街，却清清楚楚感到在和无数人并肩奋战。它的意义已远超拐卖妇女，而成为一次宝贵的思想启蒙。用我的话说，这堪称一次“不上街的天安门”，它再次聚焦了中国自1976年以来的精神历程，且诉诸于清晰的表达——表达，不意味着轻信空泛的希望，而不表达，只能是彻底的绝望。
2、《独家》：比较海外的华文作家，您似乎更关注中国时政。之前您还倡议为香港事件写诗接龙、为被埋尸谋杀的邓世平发声等等。多年漂泊的生活，似乎没有磨灭您对中国的热情和关心，还更加淬炼您诗歌的深度与力度。这个分工明确的时代，很多人认为文学家介入时政对专业是一种损伤。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杨炼：首先，我是诗人。我所关注的，恰恰是诗歌必须关注的。我曾说过：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诗歌的天性。诗歌的个性里，已先天包括了它对任何控制、迫害的反抗态度。与这个原则相比，“政治”一词的权力和群体性，就太狭隘了。我关注中国，当然与我的语言血缘有关。它的文化困境，它的现实冲突，它深深积淀的历史的忧郁，都不在我外面，而在我心里，构成了我作为人与作为诗的质量。我的人生，就是从这个根上发育出来的。1979、1989、香港的2019，历史就在我眼前，不停质疑我的诗作，是否配得上这无限丰厚的经历？你说的“淬炼诗歌的深度与力度”，非常准确。诗歌专业，绝非只是玩弄词句那么低级。它是一个修炼人的漫长过程。它不停挑战一个人自身，拒绝精神的封闭状态。中国古人的“炼字”、“炼句”、“炼意”三步曲，正是立意于此。这里，诗歌恰恰又是人生的最佳范本。一行诗，完成得越完美，再开始下一行越艰难，而我们又不得不继续开始。“炼——人”，将延续毕生。我们1988年创建的诗刊，名叫“幸存者”，它几经生死沧桑，活跃至今。因为那个名称，已抓住了为人和为诗这个整体。
3、《独家》：您对中国时政的关心，是因为近九十年代以来您经常回国的缘故吗？
杨炼：容我反问一句，难道非得来中国，才能关注它吗？那如何解释1989前后，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写的那部诗集《流亡的死者》？当然，1994年后，我来中国比较多，第一原因是看望我很尊敬的老爸，第二也参与文学活动。但此时，我已是新西兰公民，半开玩笑的说：中国成了“我自己的外国”，中文成了“我的外国母语”。这种跨越中外的独特经验，给了我一个观察人类全新语境——全球化——的角度，让我更深地理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简言之，全球化、互联网时代，还有哪个国家（甚至个人）敢说自己是单独存在的呢？冷战意识形态话语已完全过时了，当代人类精神危机要深刻得多。最具体的例子，两亿多中国农民工，那些被专制体系压在最底层的廉价劳动力，恰恰是给全球资本打工，为他们挣取超想象的巨额利润的！中国政治、西方资本，甚至当今苏俄那种荒诞的自相矛盾，混淆在一起。你说这仅仅是关注中国吗？抑或关注的是我们的整个“人生”？对我来说，不理解中国就不能理解世界，不理解世界也不能理解中国。这是同一个“现实”。我的穿越，以亲历方式，打开了它内在的深度。
4、《独家》：这两年不见您来汕头大学给学生上课，只是因为疫情吗？顾彬（夫妇）去年依然来汕大，您知道吗？校方有没有再邀您来？
杨炼：2019年后，我没来汕大，主要原因是疫情。且不说疫情期间，我们原来的签证统统作废，就算有签证，为了在汕大教书四周，先要被隔离一个多月，太不值了。同时，这两年来，中国政治环境也大大恶化，从香港巨变开始，我们目睹了历史在眼前的大踏步倒退。从思维到语言到行动，当代权力一路朝文革狂奔，全不顾时代语境的根本不同。2018年，我应邀翻译了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并已经在台湾出版。而今日中国，恰恰成了奥威尔的现实版。内部社会矛盾、外部国际冲突，一切都视为“敌对”，一切都成为“管控”工具，甚至匿名举报这种最毒害民族、文化、人性的可恶行为，也受到了官方鼓励。2019年我们的《你们——我们》大接力、我的诗《倒退的历史诗》，真正的主题远超出香港，它们的潜台词，都是当今中国。不管汕大什么态度，反正我现在没有踏入中国国门的愿望。
5、《独家》：现在微信上发声经常遭遇删帖、封号与禁言。您认为这种言论空间，与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比较，有什么不同？
杨炼：微信删帖，已成为国际瞩目的丑陋现象。光天化日之下，不认真解决民众自发揭露的问题，而是沿用一贯既蠢更坏的手段：瞒骗拖压，以为掩耳盗铃，就一片寂静。这是专制权力典型的自欺欺人。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最可恨的，就是看到经过四十年艰难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这种对人的压制再次出现。我们曾经以为有的生命意义，被一下子推回了史前期。尽管绝对意义上，互联网、自媒体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民众的表达方式，尤其网络空间，像一座“不上街的广场”，堪称无边无际。但相对意义上，今日的空间之大，与管控之严，恰成反比，它带来的内心惨痛，又百倍于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今天的发声者面对的权力，没有无知可以推脱，完全是残酷冷血的反人类、反文明！广义上，这专制权力是人贩子们的总后台——严歌苓说的一点没错！
6、《独家》：有人认为，海外作家能勇敢发声，是因为您们身处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这样吗？但似乎也未必如此，我注意到好几个海外作家群，根本就不谈时政，他们只谈文学。
杨炼：我们身处海外，深感庆幸。但必须认清，这首先是我和友友清晰的选择。1989之后，一大批中国作家、艺术家滞留海外，不少人借“流亡”之名获得外国绿卡和护照，可时光流逝，现在还有几人保持那“理想”呢？绝大多数人，或回大陆，或钻入大陆周边的汉语圈，埋头吃喝玩乐，别说勇敢发声，连逼到眼前的现实，也避之犹恐不及。这里有政治压力的原因，但更多是利益所致。既然要分一杯羹，当然不想惹麻烦。我以为，这世界上没有言论自由的天堂，只有拴在喉咙上的各种锁链，那么是否发声、发什么声，就是一个人清醒的决定。如果首先考虑的是利益，那么任何地方，都有必须噤声的借口。本质上，所谓“时政”，并非关乎他人，纯然在于自我，如果回避它，失去的只是一个人的真诚与真实。回到你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学极度空虚孱弱，完全配不上我们亲历的历史和思想大动荡时期。所谓“只谈文学”，其实根本没有文学。连人心、人性都在逃避，“文学”就是一个愚蠢的笑话！一群假人假文学，徒冒虚名而已。唯一的专业，只是在权力和市场夹缝间钻营。无源之水恶臭，无根之木衰朽，装什么正经？！
7、《独家》：我认真读过您与高行健1993年在澳洲悉尼的对话《流亡使我们获得什么》。您说，当时是您流亡途中“最黑暗的阶段”，“从无根的处境中找到真正的‘根’，获得从做人到作文的全面自觉。这自觉相对的，是冷战后整个世界人和思想的困境，而非局限于‘中国’一隅。”30年过去了，对流亡这个话题，您其实依然持续有深入思考，对吗？
杨炼：我至今觉得，《流亡使我们获得了什么》是一篇很有质量的思想对话。1993年，天安门过去四年，“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回中国无路，在西方漂泊无边，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从中提取创造性的能量？这是个严苛的挑战。邀请高行健对话，是一个清晰的选择。因为我环顾四周，他是1989后，几乎唯一能开创一个创作新阶段者。这里包含了面对挑战的深刻思想自觉。果然，我们的对话没让人失望。我们讨论的“流亡”主题，没有局限于简单的冷战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海外生存经验，反思了八十年代精神历程，穿透进哲学、文学、语言之内“人”的深度，在这个“存在之根”上，重新理解文学的为什么写和怎么写。这种反思，变流亡之被动为思想之主动，面对新现实、提出深问题、建立真自觉——群体性的故土之“根”，其实是假象。真的根只在自己身上，就是那个活的、独立的、开放的自我。折磨了中国文化将近一世纪的体、用之争，归纳起来，并不复杂：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这个思路，超前于那时的环境，直到全球化的今天，它依然适用。我想说，真的流亡，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自我创造的——一个日日更新的精神历程。它落实到我是诗歌里，就是创作于1993年的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其结尾句：“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它抓住了流亡的精髓，所有外在漂泊，都是内心之旅的一部分！
8、《独家》：请讲述这些年来您在国外的生存境况，好吗？
杨炼：我和友友出国以来，经历了所有流亡者必然的生存三步曲：艰难——奋斗——稳定。1989之际，完全出乎意料地被甩在国外，虽然心理上接受其必然性，现实中还是太感突然。艰难时期，例如新西兰奥克兰那间二十多处漏雨的老破屋子，例如我打工擦洗汽车（到现在看见路虎还想上去踹一脚呵呵），例如友友当保姆和清洁工，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动摇我们的流亡意志；奋斗时期，例如后来九年的“在路上”环球漂泊，居无定所，每个基金会、驻留作家，都尽量拖长，即使定居伦敦，也几乎全靠友友教书和我满世界飞行，参加文学活动挣来散碎银两维持生存；稳定时期，例如2012年之后旅居柏林，以出租伦敦房子为基本收入，加上友友仍像一位流亡妻子那样精打细算，所以能保衣食无忧。疫情开始以来这一段，被我称为“疫情创作假”，不必外出，专心创作，堪称因祸得福。归纳起来，我以为，离开中国大锅饭，在国外自己扛起压力，体会“生存”二字实实在在的挑战，是海外生涯的第一收获！没有它，自我、独立都会流于一句空话。有了这个生存根基，思想、文学才能落到实处。该清晰、锋利时，才不会模棱两可、顾左右而言他。究其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不到位，因为他们从来没活到位。一种权力寄生虫，怎么可能真正反抗权力？一旦出现问题，顿时集体哑默。最终可怜可悲的，还是混了一辈子的自己。
9、《独家》：国内出版了您的不少诗集，这背后其实并不容易，对吗？请介绍您的诗集的出版情况（包括海内外）。
杨炼：我的书出版不少，可以说，每完成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到出版的机会。中文的书，不止大陆，也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出版，海外中外双语版，也是一种新的出版方式。国内出版物，当然历尽艰辛，很多计划，到现在也没完成。但我也不为此烦忧，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始以来的命运。我的底线，仍然是七十年代末那些油印本。那才是我们“出版”的本真面目！此外，外语翻译出版物，也是发表的重要形式。迄今我已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外语，包括思想、美学深度和难度都很大的长诗，如《同心圆三部曲》（含《YI》、《同心圆》、《叙事诗》三首长诗），也有好牙口的译者，埋头啃这些实心果子。出版的背后，就是劳动。没有艰辛的努力，不会有成果。我从出国时一句英语也不会，到慢慢侃出一种“杨文”——“Yanglish”，再到现在和我的英译者Brian Holton合作——他的每一行译文初稿，都要交给我过目，加入意见，再最后定稿。这期间的曲折，故事太多了！我最近出版的诗集英译《周年之雪》，获得了2021年首届萨拉·麦克奎利国际诗歌翻译奖（the first Sarah McGuire Prize for Poetry in Translation）。这个奖，奖给过去两年内全球所有翻译成英语的最佳诗集，因此竞争非常激烈。参赛诗集一共译自十八种母语，在二十四个不同国家出版，而评委会最终选中了《周年之雪》获奖。在我获得的诸多奖项中，我以为这个奖独具意义，因为诗歌翻译的难度众所周知，可诗歌翻译又代表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最有深度的思想交流。当我们面对当代人类共同的精神危机，这种深度交流太有意义了！
10、《独家》：学界对您有研究和关注，您了解吗？
杨炼：这方面我了解不太多，除非研究者和我直接联系，例如用我的诗写成的两部博士论文、若干硕士论文，以及一些研究文章等。两部博士论文中，一部从翻译角度，进入对诗歌、语言的理解，另一部则比较了用中、英、俄文写成的三首长诗，都很有意思。但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我还认为，对当代中文诗歌的关注和研究相当薄弱，可能因为诗歌语言复杂，尤其形式讲究的诗，涉及论者对语言、传统、美学以及世界性视野的完整理解。这远不止知识问题，而是思想能力问题。诗歌提问，而研究者需要整合知识、重写传统来“回答”，然后诗歌再进一步提问……如此循环，才能构成文化的演进。可惜，当代中国文化，还远没有形成这样良性递进的系统。
11、《独家》：您与海内外作家的互动情况如何？能不能谈一谈。
杨炼：说到这，我必须承认，我最亲近、同时分享、分担思想的最佳伙伴，就是我的妻子友友。漂泊之路很艰辛，但幸运的是，我们两个紧紧相连，能每天生活在志同道合的交流之中，甚至语言上，也从未感到脱离母语的孤独。无论在哪儿，我们家都被叫做“灵感之家”。因为友友一路从文学到绘画，始终在创造自己的精神之旅。可以说，她的思想和艺术才华，宛如天赐，极大地支撑、鼓舞了我的创作。此外，1990年六四刚过，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作家曾在挪威、瑞典聚会，商定在海外出版《今天》文学杂志，那时颇有济济一堂之感。虽然我们生存不易，但命运的共同感强烈，文学理想一致，交流也开诚布公。但这样的气氛，维持并不长久，到1994年，《今天》已经失去了本来应有的锋利，变成了分摊稿费的“海外人民文学”（看看2019年香港动荡中它难堪的沉默吧）。随着大部分作家回到中国，文学交流也渐行渐远。但我和高行健、马健、万之等等好友，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交流状态。因为我的国际活动众多，文学交流的对象，至少一半以上是国际作家。例如现在中国很红的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就是我最早在约旦国际诗歌节结识，并立刻开始思想对话，进而介绍给中文诗人和出版物的。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阿拉伯当代作家面对面交流。让我惊讶的是，虽然我们语言、历史、传统截然不同，但基于各自文化内的复杂性、国际环境的压力，思想沟通竟然毫无障碍！再后来，因为我2007、2011连续两届当选国际笔会理事，国际活动的舞台更加开阔。这些年，又和艾未未、严歌苓在柏林相熟，大有惺惺相惜之感。我题赠给艾未未的诗《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根》，和由他的装置作品获得灵感创作的长诗《一座向下修建的塔》，更是我们共同起源、漫长成熟和至今思想吻合的证明。这是宝贵的友情。我说过，我们出国时，带着一本“中国思想词典”，现在走过人生，又找到了一本“世界思想词典”，这两本词典互相印证，足以让我们平蹚世界。呵呵。
12、《独家》：您与严歌苓近几年才认识的，对吗？谈谈你们的交往情况。
杨炼：和歌苓相识，也是通过艾未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歌苓和Larry（她的丈夫）也住在柏林，但十年之间，我们从未试图和他们联系。为什么？也许因为毕竟诗歌、小说两大门类，相距颇远。同时，歌苓在中文世界读者甚众，而我对“流行”一词颇不看好。那天，未未饭局，他问：“严歌苓来怎么样？有麻烦吗？”当然没麻烦。我去吃饭时，特意带了发表《倒退的历史诗——致香港》的德文杂志、以及此诗中文原文，某种意义上，也确有探探歌苓虚实的意思。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她的邮件：“写得太好啦！”哇！这倒是喜出望外。之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多，以致现在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会见面。她那里，杨炼的书、友友的书和画，收集众多，我们家里，歌苓的小说也几乎全了。不仅有书，而且细读。歌苓的文学感觉，既细腻，更大气。她读我的诗，可以振奋、可以流泪，而且不仅中文，也细品英语翻译，还在家庭举办的朗诵会上朗诵。我和友友呢，从《倒淌河》、《白蛇》等中短篇，到《人寰》、《扶桑》、《陆犯焉识》等长篇，一部部读去，也可以说是震撼连连。尤其《陆犯焉识》，这是我读过的最有思想深度、最具文学魅力的中文长篇小说，更是直面当代中国、掏尽内心血泪的最佳作——没有“之一”！歌苓写的，是真文学，就是说，深刻立意、新颖结构、讲究形式、精美语言，处处皆见功力。这不仅靠深厚修养和技巧，更要靠一颗真诚纯粹的心，激发出敏锐深切的创作能量。读她的文字，字里行间都是这真情在共振。最近的印证，就是她为锁链拴住的八孩母亲仗义执言的宏文《母亲啊，母亲》，此文的幸存者公众号链接，短短半天多，就被点击、转发了二十余万次，然后不出所料地被封。之后，其他公众号跟进，继续做，继续转。国外BBC、法国广播公司等等，也广泛报道，成为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声音。我说：文字一旦在，就永远在。封一个链接，还有无数链接，它封得完吗？！歌苓此举，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国内撤稿、停拍带来的经济损失，但获得的是良心热血的报答。这赋予了一个作家和作品最宝贵的品质。她对待朋友，同样真诚、热情而慷慨。到她家游泳、吃饭、喝酒，堪称一大快事。用友友的话说：原来我还想念中国美食，自打认识了歌苓，美味的享受全满足了！哈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长远计划，更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以后会公诸于众的。
13、《独家》：内地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一再刷新大众对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西安疫情，让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首当其冲。西安当地漏洞百出的防疫饱受外界批评，贾平凹却一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锁链妈妈”事件爆发后，有网友找来贾平凹当年的访谈。在访谈中，贾认可拐卖妇女，认为买卖人口是无奈之举，应该被理解。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对女性的冷漠程度让人吃惊。这些，都让公众很失望，认为贾平凹徒负虚名。请您对“贾平凹现象”进行点评。
杨炼：所谓“贾平凹现象”，一点不奇怪。如我前面所说，一群权力寄生虫，难道能指望他们反叛权力？！本质上，中国知识分子，如官方一样冷血冷漠。他们早年有过的那点儿理想主义，早已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耗尽了，随着年齿渐长，曾经眺望过的世界文学地平线也越来越远了。剩下什么？还不就是留在“中国”这个泥潭里的东西？简单说，他们认命了。潜意识里，或许甚至接受了，这个权力比其他价值（例如人性、人权）更靠近自己的利益。所以，贾氏蠢话，不责备混蛋法律和执法者，不同情受难的妇女儿童，反而认可人贩子、强奸犯们“合理的”谬种流传，那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开脱。不仅贾平凹，也别忘了其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识人”，面对锁链女，他们基本保持了沉默。这种可怕的态度，我们在面对香港、武汉、李田田事件等每个考验关头时，已经司空见惯了！当年我和苏珊·桑塔格聊天时，她脱口问了一句：“中国有知识分子吗？”这问话够苛刻，但，我们敢回答“中国有”吗？！
14、《独家》：在社会事件和公共事务中，您认为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杨炼：我有一篇幸存者诗刊卷首语，题为《有根的诗》。这里，诗是广义的文化总称。而诗之根，就是良知之痛。它只能来自活生生亲历的现实感，通过提问升华为思想。一个文化中，知识分子的位置，永远是一个“提问者”。黑恶，不仅外在、更植根于我们内部。向它提问，同时是挑战自我。为死者代言，替生者立言。貌似为二，其实如一。?良知之痛，在定位一切诗与思。诗的题材可大可小、可古可今、可远可近，唯一不可者，是无“根”。轻飘飘的“诗”，那些麻痹伤口上的词语摩擦和掩盖，只是假诗。无根的文化，也只是从文本敷衍文本的假文化。相对于这个艰难处境，我尊2300年前的屈原大作《天问》为“提问者传统”之始，在今天，我们要继续它，就得《发出自己的天问》（我在台湾出版的诗文集之名）。这一定是有代价的。屈原，就标明了提问者的命运。他自沉汨罗江，是一个象征，替我们戒绝了浮泛虚伪的做人态度。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敢不敢、能不能成为提问者，且坦然为自己的思想负责？这就是对文化的责任。过去两千多年，屈原开创了“思想之诗的传统”，但作为“诗人思想家”，他又无比孤独，这是中国文化的可悲可鄙之处。身处全球化时代，我们能改变这命运吗？时间和生命正在无情流逝，这一代人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做了什么，来使自己不白白浪费于空话吗？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想想的。
15、《独家》：“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可怕的谶语，几乎直接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经历过多少黑暗啊，可等待我们的还有多少？！这现实，堪称黑暗考古学，只要向下挖，总有无数地层令我们震惊。
杨炼：是的，我还说过，“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我这一代诗人，从未脱离过“噩梦的灵感”。不停的希望，不断被粉碎，代之以更深的毁灭感。与其说体会历史的进化，不如说我们一直在学习“处境”一词里，没有时间的痛苦。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但专制的阴影、历史的咒语，不仅没减弱，反而压顶而来。尤其今天，权力和金钱肆无忌惮的勾结，强迫每个人接纳自私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自我毁灭的态度。黑暗，正从我们心底泛起！甚至无须去考古，那个“古”，已经漫过头顶，吞噬了我们。怎么办？我在最新作、基于八孩母亲事件而写的《酆都·铁脐带》中，这样提问：何为黑暗之诗？何为无耻时代的耻辱之诗？何为地狱之家里呱呱降生的后代之诗？很残酷啊，但答案也是水到渠成的——“我们已融入我们的诅咒”！厄运不变，同样，真文化亦不变：立人、立意、立言，从荷马、屈原、杜甫、但丁、歌德……历史从不轮回在别处，只轮回在一个人之内。?“国家不幸诗家幸”，反过来说，?“诗家幸”，就是?“国家幸”。这座向下修建的塔，终将以真诚之言，置迫害者于耻辱之地。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16、《独家》：目前，随着事态发展，徐州“锁链妈妈”事件，省级调查组已经成立并投入工作。您对省级调查组持什么态度？有哪些期待？
杨炼：说真的，我没抱任何期待。你怎么可能期待强盗自己逮捕自己？“锁链妈妈”之惨，得到了整个制度的包庇纵容，所以丰县、徐州敢一再有持无恐欺骗公众。那么，作为同党系统，谁相信江苏省会彻查自己？这个省级调查组，纯粹是被数十亿民众用一场“不上街的天安门”抗议挤出来的一滴脓。你等着吧，它只会散发同样的谎言恶臭。更展开些，那个惩罚拐卖妇女比贩卖鹦鹉更轻的恶法呢？那些“出口”妇孺的其他省份呢？这黑恶是整个制度的本性。它从来不会顺应民意，改变自己。它唯一会回收天安门那个毒手：镇压。等着瞧吧。
17、《独家》：有一种说法：“锁链妈妈”事件，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件事的解决与否，最终的结果怎样，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杨炼：这场“不上街的天安门”的真正意义，是1989以来最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我相信，怕被拐卖迫害的人人自危，只是一部分原因，此次群情激愤，更由于近年中国向专制极权的大倒退。这倒行逆施，毁灭了大多数人对未来的期望。特别是，人们忽然醒悟到，那条看不见的“铁链”，其实勒在每个人脖子上。层层相护的黑恶之手，决不放弃权力，而是铁了心黑恶到底，与民意为敌，不顾国耻，固守至最后一步。八孩母亲，岂止是性奴？那正是一个意象，清清楚楚点明，当代中国决定放弃社会改革和经济私有化的走向，重回政、经奴隶制老路。这带给民众由衷的恐怖、刺骨的寒意，也激发人们打破沉默、走上互联网那个无边的广场，你要扼杀所有吼声吗？唯一的“屠杀”，是关闭整个网络——向北朝鲜学习！我不准备作一个巫师，揣度历史向哪儿去。再远大的方向，也得从脚下开始。我们的脚下在哪？回到那句话，就是一次又一次发声。每发出一声都是自我净化，都在剔除一个人内心里一点黑恶和肮脏。我看到，数十亿配称为“诗人”的人们，在续写一首大诗——“我们已融入我们的诅咒”。
2022年2月24日
杨炼，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 年代后期开始写诗。１９８３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１９８７年，被中国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１９８８ 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洲访问一年，其后，开始了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
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他迄今共出版中文诗集十三种、散文集二种、与一部文论集。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余种外文。其代表作长诗和组诗《YI》、《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叙事诗》等，通过精心结构诗学空间，追问人生困境并追求思想深度。杨炼作品被评论为“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也被誉为世界上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杨炼和英国诗人William N Herbert等共同主编的英译当代中文诗选《玉梯》（Bloodaxe Book，2012），为在英语世界确立当代中文诗思想和艺术标准的突破性作品，全书360页，构成一幅深入当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地图”。 2013年，同样由杨炼和William N Herbert主编的中英诗人互译诗选《大海的第三岸》，由英国Shearsman出版社和中国华东师大出版社联合出版。2015年，杨炼主编的英译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奖作品选《庞大的单数》由英国Shearsman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杨炼诗文选《周年之雪》。从2015年9月起，《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十卷本陆续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九卷）及台北秀威出版公司（一卷）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展示杨炼创作最为完全的出版物。
1999年，杨炼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英译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翻译诗集奖。2012年，杨炼获得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任评审团主席的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Nonin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ize 2012）。2013年，杨炼的《同心圆三部曲》（《YI》、《同心圆》、《叙事诗》）获得中国首届“天铎”长诗奖。2014年，杨炼获得意大利著名的卡普里国际诗歌奖（The International Capri Prize 2014）。2015年，杨炼获得首届李白诗歌奖提名奖；《作品》杂志组诗奖；广东（佛山）首届中国长诗奖；第二届大昆仑文化奖?6?3诗歌杰出成就奖。2016年，杨炼获首届台湾太平洋国际诗歌奖（累积成就奖）。2017年，杨炼获得上海文学杂志第11届诗歌奖；杨炼英译长诗《叙事诗》获得英国笔会奖暨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翻译诗集奖。2018年，杨炼获得第六届“禾泽都林杯”诗歌头奖；意大利“2018年佩斯卡拉基金会北南国际奖 · 文学奖”（2018 NordSud International Prize Foundation Pescarabruzzo）；北京文学杂志诗歌奖；2018匈牙利雅努斯 · 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2018 Janus Pannonius International Poetry Grand Prize）；2018年意大利拉奎拉国际文学奖等；2019年，杨炼获得北京文学杂志年度诗歌奖；意大利苏尔莫纳奖（Premio Sulmona）。2020年，杨炼获得汨罗江国际文学奖《九歌奖》。2021年杨炼英译诗集《周年之雪》获得首届萨拉·麦克奎利国际翻译诗集奖(Sarah McGuire Prize for Poetry in Translation)。
2008年和2011年，杨炼两次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
2013年，杨炼获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
杨炼获得过包括德国柏林“超前研究”中心(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学者奖金在内的多项学术奖金。并于2013年受邀成为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2014年，杨炼受邀成为扬州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至今，杨炼获邀成为广东省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暨驻校作家。
2017年起，杨炼担任重新复刊的“幸存者诗刊”双主编之一。
杨炼的Facebook: Lian Yang
杨炼现居伦敦与柏林。
关于杨炼的评论摘抄
（杨炼）以西方和现代主义的敏感性、以非凡的想象力和隐喻性语言，重新诠释了近乎萨满式的中国古老文化命题，令其向现代世界的存在困境和紧张局势敞开。由此，他具有普世价值的诗歌，变成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间可能有的最佳桥梁。
2012年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杨炼的诗意创作，构成当代中国思想的高标之一。奠基于他的千古文化之根，他重新阐释它，朝向当代张力再次发明和敞开它。他的诗句触及了关于我们存在的所有最重要提问，并提醒我们“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他在一种并非仅仅疏离于自己土地的漂泊中，把生存和写作的景观推到极致。一个全方位流亡和有深刻距离感的诗人，远远超越出我们的时空。
威 • 斯 • 奈保尔（V S Naipaul）
在当代 中国诗人之间，杨炼以表现“中央帝国”众多历史时期间生存的痛苦著称。这清晰体现在他的英译诗选《面具与鳄鱼》等作品中。……一个世界文学的老问题，由中 国文学提供了最新版本：怎样靠独立的而非群体的灵感，继续把新异的经验带入自己的创作？……我推荐杨炼请你们关注。
《大海停止之处》是最具冲击力的诗作之一。它虽薄薄一册，杨炼却是多年来我所读到的最令人震惊的诗人之一。他使西方现代的与古老中国的、几乎是巫师式的感知相融合，同时激动你和惊吓你——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
（杨炼）继续以他的作品建造着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他令人震惊的想像 力，结合以简捷文字捕获意像和情绪的才华，显示出杨炼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每首诗迸射出急迫的能量，触目地超出了阴郁压抑的题材，辉煌展示于译文 中……这不是一部仅仅应被推荐的作品——它是必读的。
杨炼的主题是当代的，并不遵循古典诗歌的严格规范，但他的作品展示了一种对过去的伟 大自觉，以及对怎样与之关连的心领神会。这在那未曾被鼓励学习古典诗歌的一代中是不同凡响的。将此呈现出来的是阅读他诗行时感到的丰富音质、他使用深奥典 故的爱好、和他极力张扬的精神上的自由。
……伟大的孤独、黑暗的洞察力和灵视的显现，接近了一种神秘主义……清楚的两点是：杨炼锻造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被表现和造形上无疑的辉煌震颤着的材料；另外，他谆谆告诫了他的同代人——没有诗人经得起仅仅重复他自己。
杨炼把诗意的语言扩张到了语言学的极限。
《YI》是……技巧与内容的立体结合，语言的多元性使古调、现代腔、外来语、俚俗之词俱发挥了恰切的功能。这种可森林可群栖可交响乐的结构，如与当前籍自然风物咏怀之作相较，则后者便成了小花小草。如与时下流行的嘲嘘俏弄的章句对比，相形之下，后者便成了插科打诨。《壮哉》之出版问世，厥为诗史上的一件大事呀！
读杨炼这些作品，必须一句一句读，每一句都是完整的思维；必须一段一段读，每一段都是死里求生之後的刹那宁静。
杨炼更独特的是他锤炼死亡的方式。他往往徘徊在奥古斯丁式的冥想和波德莱尔式的骇人 意像之间，然后随着自己的流浪步调用第二人称经营“情节”，此所以《鬼话》有其叙述的整体性。冥想可以跨越时空。骇人意像则可以耳提面命——为自己，也为 世人。……经过死亡洗礼，生命确实会变得更坚韧，一如经过虚构重写或改写，真实也会变得更真实。《鬼话》由个人写到历史，由散文写成小说，又把“诡话”倒 转成真理，可见杨炼才情确非泛泛，可以归入当今大陆一流想像高手之林。
《叙事诗》再次展现了杨炼无与伦比的结构——创造力。在这首处理个人命运和大历史纠结的长诗中，音乐统摄着现实、镜像、梦境和哲思，令人信服地凝聚成一个既层次分明、又自由穿越的有机整体……最终建构了思想深度和形式精美的极致。我毫不怀疑这首诗将成为当代汉语写作的新标高。
(《叙事诗》)……这个双语合集里的诗作郁郁葱葱，独特繁茂的意象宛如树上的密叶，聚集着表现出一种单纯又活力交织的能量。
（《叙事诗》）这首最后的哀歌汇集起了所有哀歌迄今为止的线索。
在《叙事诗》中，杨炼将他对人为灾难的第一手经验……转化成一种怪异奇绝的蒙太奇。《叙事诗》可被读作哀歌式的，只不过我们在一再重演这弱智模式。此即杨炼所谓“诗之冒犯”。伤害在继续——并可能加倍。诗歌也必须如此。两者将同时抵达终点。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