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被人煽动,说有一本小说读了保管提气,他说的是《驻京办主任》,但因为一直以来忙于他事,就搁下了。后来看到它在各大榜单上久占不去,就起兴花一个白天,总算见识。三年过去,眼见着这类小说越来越多,都由《市长秘书》写到了《领导司机》,并演成“官场小说”的浩大阵仗,有些话就忍不住想说一说。
首先要说明,由于被弄倒了胃口,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没有完整地读过其他同类之作,只知道与网上的点击率或书店的销售量不同,它们的风评不是太好,不仅有专家指其内容不出“拿揭秘当卖点”的常套,即用权力倾轧与权钱交易、情色诱引,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艺术上也大多流于定式,乏善可陈。这样的判断,大体与自己翻览所得的印象一致。其实,岂止是专家,因为看多了,一般读者的水准见长,由他们列出的“腐败+阴谋+美色”的惯常模式,就已经可以将这些作者的招数拆尽了。
这里要说的是个人读《驻京办主任》的体会,这样的体会或许不能越出大多数人的论说范围。譬如,首先是乏味,因为它从故事的构造到情节的展开,用的差不多是同类小说常用的套路,那种书记与市长的微妙博弈,市长与市长之间的相互忌惮拆台,还有身边秘书们借主人之威,使气弄权蝇营狗苟的那点臭事,有时与台面上的政治生态并不贴近,反倒与市井间的挟私怀怨眉目相似。其次是可笑,如它只敢写非一把手的涉贪犯罪与腐化堕落,如正、副市长和省市两级驻京办主任等,尽管他们中有的人照例有一个身退心不退、留居北京能量尚在的“某老”做后台,但只要作为“班长”的主管领导带着精神从中央回来,或从党校回来,哪怕是从病院回来,就无一例外如败兵山倒,束手就擒,并“一阵哽咽,泪如泉涌”。对照现实中太多的活教训,这样的场景,最是滑稽。
再看人物塑造与情景摹状,小说处理得也极简单极粗鄙,有时穿插坊间荤段,更往外透着庸俗的趣味。至于偶尔引史用典,生硬得简直没法说。但就是这样对人性浅表的刻画,对情感粗糙的表白,连采信都成问题,居然也吸引人。譬如,小说第五章写东州市唯一称得上为官廉正的副书记李为民(非常无聊的是,这样的人物,往往会被按上这样的名字),在工作中因车祸去世,“李为民的牺牲对东州百姓震动很大,人们无不为失去一位好书记而感到悲痛惋惜。然而,肖鸿林似乎并不以为然,因为在他心中,有更重要的一件事让他火冒三丈,那就是陈富忠斗胆包天居然威胁自己的儿子,恐吓自己的情人”。肖鸿林固然不是君子,但作为一市之长,即使与同事气味不投,也不至于在人家死后不依不饶。事实是,这两者一码归一码,根本放不到一起。原作者本意,或许是想说“肖鸿林似乎不以为意”,而不是“不以为然”,现在这样的用词与折转,显然太过随意;从想取得对比的效果而言,又有些刻意。真正小说家的布线与针脚,断不会粗率如此。至于“李为民的牺牲对东州百姓震动很大,人们无不为失去一位好书记而感到悲痛惋惜”云云,更非小说的语言,社论也不过如此。但遗憾的是,小说通篇各处,就充斥着这样的语言。
再如,第二章写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给李为民送来两万元钱被喝止,“恨不得赶紧离开李为民办公室,他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李为民这样的人,一点人情世故也不讲”。事实是,钱学礼本为图利而行贿,或事起情急,心存侥幸,利益交关之下,一时不计对方的脾性是完全可能的,如写他经喝止后回过神来,急忙退去,才符合人物的身份与处境,现在,说他做梦都想不到,不仅不够真实,还失了道理。从来,小说的写作,人物及其关系的刻画最不能悖情乖理。此处所失虽小,也决非小说家能犯的错误。至于这个李为民更有意思,平日里就满口高声大腔,此时见人走了,“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走到窗前,望着市委大院那个花岗岩制成的大门楼子,越发感到它的朴素、坚定、大气、雄浑厚重”。不说他的地位远高于钱学礼,单就两万元戋戋之数,只见得钱学礼的卑琐,断不至于引动他转念之间的天人交战,需要长长的舒气吗?接着望门楼子的描写就更拙劣了,这样浅劣而牵强的比德象征,有几人吃得消!依此例衍推,如果他哪天看了窗外的草长莺飞,是不是就意味着心生浪漫?可书中各章各节,凡收煞结尾处的镜头定格,这样的浅劣与牵强在在多有,让人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并无法准确评价作者的文学素养。
联系此前翻览过的其他同类小说,个人可以明白的是:它们或许是在写官场,但应该非关小说;它们可以勉强地将自己的作品归为虚构类的报告,但绝够不上称文学。至于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如此粗糙浅劣的写作,会吸引来那么多的人掏钱花时间?或许,除了上述猎奇心理之外,官本位社会恶习下纯真简单的人际关系的缺失,权力运作不透明情势下政治人格的普遍萎缩与普遍被污名化,包括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入班房的草民式的促狭的快意,都是原因吧。
还有就是官场中人了,他们通常拿这样的小说当教材。以前是二月河的清宫小说,把几百年前满汉朝廷的上书房,活脱脱地写成了中央政治局(小说中那个市长正是以此为目的读《雍正王朝》的),现在就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了,把渐有规范的现代行政运作,硬生生地倒退为黑箱操作与密室政治。那种只有同类意识,没有是非意识,总是以一己之私,迫人站队选边,并一朝得罪,终身衔恨,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或为人有场面气,貌恭心狡,才小术多,取浮名有术,干实事则不足,平居道貌愈酷,道心愈微,高喊口号,勤政爱民,结果一兼二顾,为百姓成了兼差,为自己成了本业,然后竭尽粉饰伪装之能事,实际是烂到了彻底,都让有些人感到慧眼点开,茅塞顿开,或知所进退,善自伪饰。当然,也不排斥有的人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但曲为弥缝,以求容于世,结果学为周慎,终露马脚,两头不得理,既可与为善,一不小心,竟也为恶。凡此种种,让他们觉得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原型;一旦作者没能将这些原型表达到充分,他们会以自己的经验将它补足。阅读即创作的接受理论居然在此放出光彩,真让人始料不及。
就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样的写作不仅非关小说,有时简直也无益于反腐。它虽然在客观上多少揭开了官场的黑慕,有利于社会的正气,但当主观上缺乏认识的高度和道义的担当,特别是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同情与悲悯,其对官场黑幕的揭露就可能无关激浊扬清,并很可能因一味的展览罪恶而流于欲讽反劝的窘境。至于有的人正想以此为卖点,人以为他欲讽反劝,其实他正想以讽为劝,离真正的小说就更远了。(作者:汪涌豪)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