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说，中国人的痛苦不在于生和死，而是孤单。
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新书将于3月24日（下周二）上市，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刘震云批评了一些自诩“知识分子”的作家，认为怜悯和“暴力乞讨”式的写作，与劳动大众无关。而谈到在电影《我叫刘跃进》和《桃花运》中的客串表演，刘震云笑说，“连我妈都说不靠谱”。
谈新书 中国人是“有话没处说”
新京报：书名《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说过的话，为什么拿它做作品的名字？
刘震云：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事隔43年重新提起，是觉得这话不同寻常。话同意不同，他说的是句恭维的话，为了恭维毛主席，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知心话。
新京报：《我叫刘跃进》突出的就是一种“拧巴”的状态，这次的故事听起来也非常“拧巴”，这是否是你的切入点？
刘震云：“拧巴”不是这个事拧巴，也不是话拧巴，而是事后面的理儿拧巴。中国人特别多，特别喜欢热闹。比如建筑工地的民工，凑在一块也是笑语欢声的，并不因为繁重的体力活而特别沉默，但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艳照门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这种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
新京报：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抛弃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探讨的都是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和大部分人的看法不大相同？
刘震云：不是跟大部分人不同，是跟“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同罢了。我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有时我听舅舅和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
新京报：你最近在邱华栋新书的首发式批评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
刘震云：有知识的人少。知识分子要对世界有独特的发现。许多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一写到劳动大众，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谈朋友 我跟“这个界”很少来往
新京报：你在生活中找到说知心话的朋友了吗？
刘震云：很难找到像老曾、老汪、老裴（新书中的人物）这样的朋友，为什么呢？生活中的朋友都没有作品中的朋友那样具有耐心。生活中的朋友从来都是忙碌的，你想把谁拉来说一段知心话，挺难的。但是写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你作品中的人物，只要跟他交上朋友，他总在等着你。
新京报：那你在同行中能成为知心朋友的不就很少了吗？
刘震云：我跟这个界很少来往，我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干些什么，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
新京报：你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刘震云：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于当面的表白，而是看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却说：“咱们有这么熟吗？”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杨百顺和牛爱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同样会遇到。
新京报：你自己是怎么给别人做朋友的？
刘震云：我跟鲁智深和柴进有些相像呀。当然不是上路护送朋友（林冲），我周边也没朋友刺配沧州；也不像柴进那样仗义疏财，我没有老柴那样的家产。但朋友一声喊，拔刀相助和尽我所能，还是做得到的。另外，为人处事，从来不动小心眼，从来没占过别人的便宜。
谈作家 80后得先学不写错别字
新京报：你之前也说了《小时代》的书名起得很好，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本书？现在很多人觉得一些青春作家可能销量很高但是文学性不够。你怎么看待80后作家？
刘震云：我泛论一下吧。我觉得一个时代产生自己的文字书写者是非常正常的。凡是新产生出来的群体，新产生出来的文字，一开始都是要遭到责难的，但是新的总会慢慢变成主流的、中坚的、成熟的。
目前80后作家的作品我还是读过好多，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对于新的元素、新的人类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对于整体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相对了解得比较少，广度够了，深度严重不足。另外对于艺术形式，比如像小说本身的研究也非常不够，我能看出他们的结构能力、情节能力、细节能力、语言能力都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胸襟和气度，动不动就骂人的人我觉得很难写出好作品。最后一点，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写错别字，一页纸如果有3个错别字的话是不可原谅的。就好像杨百顺学杀猪，把肠子捅烂了，弄得满腔都是烂肠子和大粪，这就不对了，我觉得是不是从学好汉字开始？
谈电影 我不是爱惜羽毛的孔雀
新京报：你在《桃花运》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挺深刻的，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刘震云：紧张，那一条我拍了十几次，因为我总是笑场。但是这种紧张也正好符合了那个人物的性格。对于我演电影这事，连我妈都说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二，也怪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三，“刺打”（挖苦）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却觉得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有什么啊，还值得说”。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新京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可能会考虑一些画面、镜头感，观众的接受度，这些对于文字会不会有一种消耗？
刘震云：不是说电影消耗文字的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度。一个要去的是汴梁，一个要去西安，不但吃的东西不一样，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你事先心里要知道你不能按照汴梁的食物、语音和风俗习惯来要求西安。拍一个电影不会给这个作品增加一个字，也不会少一个字，你的作品还是作品。它又给了我一笔钱养家糊口，这不好吗？
我跟其他的作家是不一样的，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我是靠写字来养家糊口的，其他的专业作家他们是拿纳税人的钱的。所以我看到其他的专业作家在义正辞严，在教诲和教训我们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是一个作者，就应该用自己的写作来为生，哪有钉皮鞋的不钉皮鞋就有人给他钱啊？
新京报：大家现在都把你的作品称为“刘氏幽默”，你的幽默来自于你的生活吗？
刘震云：幽默是最能消解苦难和沉重的方式，一个是生活本身的幽默，还有一个是产生的地域幽默。河南人是非常幽默的。我曾经举过一例子，我写《温故1942》的时候，如果写悲剧，没啥意思，但是悲剧里藏着极大的喜剧这是我关注的点，一人走着走着死了，临死之前他说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伤心欲绝，他说：“某某，三天前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我值了。”
谈冯小刚 他离大师还差0.7公里
新京报：从《甲方乙方》开始，你和冯小刚合作了很多年，你怎么评价冯小刚这些年来的变化？
刘震云：冯导演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知心朋友，他对我很善意，交往的过程像兄长一样。冯导演的电影受大家欢迎，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除了有幽默这么一个别人不具备的才能之外，他非常知道电影的规律。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很少看这个电影的结构，而特别关注这个电影的细节，而冯导演电影的细节我觉得都是精彩的。他写书的时候我曾经给他写过一个序，离大师还有1.7公里，现在我想可能还有0.7公里，如果冯导是编剧出身，他懂得剧本的重要性，他的结构能力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的话，他离大师就更近了。
新京报：《温故1942》原来说要跟冯导合作？
刘震云：我期待，不过这全是外在的因素，都是我们两个所不能掌控的。
新京报：现在还存在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吗？
刘震云：存在。只要有一天外在的因素不存在了，《温故1942》就可以开拍了，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难，我跟冯导演都不是原来的刘震云和冯小刚了，也许在把握这个题材的时候会比以前更大气，确实能够拍出震撼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民族心灵史。
谈生活 太太和女儿说我智商顶多65
新京报：在大家印象中，你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这样？
刘震云：多数的时候不太着调，甚至有些“二”。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大了就看出来了。喝酒跟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
新京报：你写作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刘震云：跟喝大了差不多，智力严重降低。与书中的人物结伴而行，晓行夜宿，披肝沥胆，说的都是知心话；当从书中又抽身回到生活，出门走到大街上，突然不知身在何处，应付生活的能力会严重下降。
新京报：听说生活中你什么事都听太太和女儿的？
刘震云：不是听她们的，是因为她们说的确实比我有道理。生活中的天地和作品中的天地之间的转换有时候会使你的智商特别低，我太太和我女儿觉得我的智商顶多有65，所以她们做事也不跟我商量。我想建言献策，可是我在我们家不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从来都在会场之外。当我认识到自己确实说话没道理的时候，我在会场外边溜达着倒是自由了。
新京报：那你女儿肯定生活在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吧？
刘震云：我给她宽松，但她将我弄得很不宽松。处处管，事事管，一点也不知道抓大放小。
（编辑：黄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