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继讲授《玄奘西游记》后，春节期间又在《百家讲坛》主讲《解读三字经》，同样赢得一片赞誉。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记者“如何看待正在兴起的国学热”提问时，钱教授冷静地回答：一不存在所谓“国学热”，二没必要出现国学热，三是从所谓“国学热”里看到某些中国人的狂傲和盲目自负。

　　我很赞同钱先生的看法，也很钦佩他的冷静。在我看来，要想乐观地判定“国学热”的存在，起码应该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国学”，免得唱错赞歌，表错情。记得就在前两年，面对“国学大师”的廉价桂冠，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惶恐地声明自己不是什么“国学大师”。我认为那不是季先生的谦虚，而是他老人家的诚实。因为他懂得，所谓国学，乃是“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而自己所长，并非如此。依季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耐人寻味的是判定产生“国学热”的心理基础。用钱先生的话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的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有些国人自信满满，自信一满就觉得不用向西方学习了，21世纪果然就成了中国的世纪。这确实不免有些夜郎自大。他们欣欣然真的要当一回“二十一世纪的领跑者”了。

　　小平同志教导我们：“不当头”，“不争论”，“韬光养晦”，“发展自己”。被人看好，当然高兴。但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小富即安、小富称大。不管别人怎样恭维我们，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既要勇敢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又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说到文明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是“国学”的传承吧。我看还是多做点实事，少说空话比较好。这个廓大无边的话题，其中包含了文化的传承，又显然不局限于此。学术层面大的讨论，现代以降至少有过三次。先有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极端主张，后有体用之辩的两极分化，到了“轰轰烈烈”大革文化之命的当口，便只剩下“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至今日，留在新新青年脑中的，除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两条高度凝练的政治原则以外，恐怕真正得以有效传承的文明已经不多了。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古为今用”用什么，“洋为中用”怎么用，向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来没有似乎也不太可能取得“高度共识”。品三国的，讲论语的，论前清的，虽然是以快餐文化的形式在电视上呈现，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对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而我以为易中天、于丹、阎崇年、钱文忠诸位先生起码在以一己之力、一孔之见解读传统文化，做着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比那些大而无当的空头议论不知要强多少倍。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更不能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让学术文化的贫瘠、学术风气的浮躁，反衬出文明传承的表面化、快餐化、泡沫化、标题化、运动化。“国学”的热与不热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多一些钱文忠先生那样的清醒者、实干家。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