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三农需要什么条件?

    当前关注底层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已经被商业化。真心想关注尚且常常词不达意，何况那些功利化的关注呢？这意味着文化界对农村的深度远离。

    我的建议是，要不断地吸引有三农直接经验的研究者来关注三农问题，对于没有三农经验的学者，希望能更宽容地对待三农问题，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不了解，而让真诚的关注也出现偏差。

    刘旭:现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等。

    一位全国闻名的学者，一生积极关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而且切实地做了好多从事文学研究的大学者做不到的事情。除了坚持不懈地为工农在内的弱势呼吁，切实地资助那些贫困学生，还到农村做实地调查，带着自己的同道者和研究生自发到农村义务执教。在他的研究生中，有不少是来自农村，而且有的就直接从事农民研究。

    最近看到一组他组织的关于赵树理小说的笔谈文章，在他的导言性的总结中，他却坦言与赵树理一直很“隔膜”。他特别提到对赵树理斤斤计较地算账的不解:作为一个作家，如此锱铢必较地为农民算钱，似乎境界太有问题了。如果对于一个从不关注三农的知识分子，有这种隔膜尚可理解，但他是如此地关注底层农民，竟也说出了这样的话，实在让人震动。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真诚，不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这也正说明了真正理解农民的困难。问题在哪儿？正是一些已经进入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的东西阻碍了他对农民的理解。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农民经验的缺乏。他在努力地了解农民的同时，因为这关键部分的缺乏而无法真正地理解农民。他一直生活在城市，他没有像农民那样在农村生活过，即使去考察也更像是旅游，因为他是以一个大学者的旁观者身份去的，农民的苦和乐都是那么遥远。他的这种隔膜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有来自农村的学生很真切地向他讲述农民的真实和对赵树理的共鸣，他也无法体会那种理解和共鸣到底是什么。感谢他的真诚，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理解农民是如何的艰难。

    在关注底层的讨论中，研究者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底层？如果不是，你凭什么关注底层？这个问题很妙。从一个层面来说，发问者的意思是，你不是底层，你就不要谈关注底层，不要谈为底层代言——这可能有武断的意味。以前我曾经认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现在重新思考，发现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为底层代言，就要理解底层，不是底层，就基本不可能理解底层。对于三农问题，同样如此。一个没有过农村生存经历的人，很难真正地贴近农村，一个非农民出身的人，也很难理解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笔者出身农民，我很能理解赵树理为农民斤斤计较的用意所在，因为农民的生存是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吃饱常常都是奢侈的想法，他们必须为了活着而算细账。但对于那些从未有过农村经验的知识分子，却很容易将之归为小农意识，将其排斥在现代之外。

    不但是出身城市的教授，连出身农村的一些作家、编剧也在渐渐地远离真正的三农。《马嘶岭血案》、《长发》等小说在诉说农民的苦难与多重压迫方面非常真实，但是，作品中农民和农民工内心的出路，仍然在于城市。对于那些农民工，城市带给他们最大的耻辱，同时也给了他们最大的希望。多数农村电视剧同样与“三农”貌合神离。收视率非常高的农村电视剧《刘老根》实际仍重在农村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从农业之外搞活农村，究其根本仍在于响应城市化号召消灭三农本体。这样的农村电视剧，代表着大多数当前的农村电视剧的状态，这相当不容乐观。而像1980年代《篱笆·女人和狗》那样以农村为本的优秀电视剧几乎再也难以见到。

    更不容乐观的是，某些看似反映农村和农民工的作品却恰恰在反“三农”。从大众最容易接受的电影来说。某大导演近来拿农民工为题材拍科幻“巨片”《长江七号》，其主角及其儿子的衣服和日用品多来自垃圾堆，其艰难处境相当让人同情，但其儿子居然上贵族学校，农民工还与贵族学校优雅高贵的女教师有了爱情，这些不真实的情节显露了此导演把农民工当成某种资源来利用，但终难抵心有旁骛，以致破绽百出，而成了一种滑稽的、破绽百出的农民工传奇。

    就是说，当前关注底层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已经被商业化。真心想关注尚且常常词不达意，何况那些功利化的关注呢？这意味着文化界对农村的深度远离。

    本文开始提及的学者是非常真诚的，非常地想去关注底层，甚至有着像鲁迅一样的理想和同样的执着。但是，他的隔膜却意味着一个可怕的现实:本来就很少有真正的关注者，能关注的，却因为没有直接经验而出现了偏离。包括鲁迅也没能避免这种偏离，对农民生存经验的缺乏，使现代国家想象完全淹没了农民的利益，农民成为“国民性”的抽象物。那位学者对赵树理的隔膜，正是鲁迅的“现代”精神的直接继承。这种偏离对真正改变底层面貌是致命的。更进一步说，这种偏离不是个别现象，圣人也难免。想想孔子和墨子的不同，同样一个“爱”，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精英和平民的分野。可以想见，一个出身贵族的文人如何能理解只为了吃饱而奔忙一生的农民呢？但是，反过来思考，墨子作为出身贱民的古代精英，他在身为高官之后仍然能真正理解底层人们的需要，而提出无等级差别“兼爱”理论，对于当代相当数量的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以墨子为榜样呢？

    概言之，从一个学者的隔膜，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在缺乏相关背景的前提下，会如何来关注农民。这意味着他随时可以偏离农民的立场。对此，我的建议是，要不断地吸引有三农直接经验的研究者来关注三农问题，对于没有三农经验的学者，希望能更宽容地对待三农问题，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不了解，而让真诚的关注也出现偏差。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