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近影

　　一个阳光温暖的下午，如约走进北京昆仑饭店采访的笔者直奔一间咖啡吧，对面坐着的就是这位除了台湾琼瑶剧、香港金庸剧外，大陆唯一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海岩剧”作者——海岩。他很随意地斜靠在落地玻璃窗前的沙发里，鼻梁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看起来文人气十足，面容清瘦，一脸的轻松与淡泊，举手投足之间总令人想起一个“儒雅”的词儿。

　　了解内情的人士知道，海岩正是这家五星级饭店所属的酒店集团的管理者。这似乎正像他今天的穿着，上身是讲究的西装外套，给人强烈的企业家的职场印象，而一袭休闲裤却是闲适的文人作派。这于他，竟然和谐地统一起来。

　　“最”字当头的海岩剧

　　最先谈及的还是海岩的创作新动态，他透露，11月3日，湖南电视台开始热播海岩最新剧作《舞者》，而他目前又开始忙于与人合作构思一部以记者这个职业为对象的小说，写记者群体故事。通过记者的眼睛，来折射社会的人生万象，各种温暖的、冰冷的、柔软的、坚硬的社会现实。

　　在星光耀眼的影视圈子里，海岩剧《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五星级饭店》等等，在中央电视台也以情感剧拿下不低于5个百分点的收视纪录，让业内人士不得不公认海岩在创造当代“收视神话”。海岩剧均由海岩小说改编而成，有人指称这是一条文化产业链。而这条链的无形结点，其实是背后这诸多不起眼的“最”字。

　　在人们不再热衷阅读的时代，不久前的江南文学会馆海岩作品版本展出现惊人的160余个版本，可谓版本之最。在那特殊的动乱年代里，海岩只念完小学四年级，而如今利用“上下班途中和上洗手间”的空当时间构思，睡前失眠时间写作，可谓业余之最；在作家少有手稿的电脑时代，海岩不会使用电脑，为辟“雇枪手”之谣而公开上千万文字的圈圈点点的手稿，并且每年发表80万-90万字的作品，岂非勤奋之最？

　　海岩对于自己作品的收视率还是很不满意，他说，自己的作品比较受年轻的知识阶层喜欢，尤其是后面几部作品，比如《舞者》，更偏近文学性，受众面更小。而现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多数是家庭伦理、军旅的大众题材，家庭妇女、居家老人都爱看，而他们才是最重要的电视观众，年轻人一般不会按时守在电视前看黄金档。据说，某些编剧们有一句发泄情绪的话，以前是“收视率高的不一定是好剧，收视率低的不一定是坏剧”，现在是“收视率低的不一定是坏剧，收视率高的一定是坏剧”。

　　名片与名流

　　接过海岩手中的名片，上面写着：锦江国际（集团）公司董事、副总裁，锦江（北方）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昆仑饭店董事长；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国家酒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其实，他还是资历颇老的中国作协会员、颇有成就的室内设计师。

　　持有如此一张名头响亮的名片，可否算得上当今名流？而海岩对自己的定位只是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文化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名流，他的时尚，一定和精神层面的追求有关，一定与文化的创新和继承相关，有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做派，才能称作名流。”

　　不以名人自居，是一种谦虚。但也许有着海岩所说的深层次因素，他颇有感触地说：“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的社会，你的事也是我的事。特别是有网络以后，人人都有发言的平台，其实网络上大家重炮轰击的不一定是真事儿，不一定就是事实，但每个人的‘舌头片子’压死人，网络通缉、网络判刑、网络裁决盛行一时。所以，作为名人不愿意生活在公众的注目下，而别人认为你是名人，你就有义务让别人知道你的事儿，议论你的事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

　　作为名人的海岩，时时感到名人才有的危机意识：“因为名气只能尊重你的过去、你的历史，人家夸奖完你以后，对你的现在是很严格地审视的。”

　　文学最光明的时代

　　海岩在1988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处女作《便衣警察》，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海岩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作协。

　　关于改革开放30年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海岩重新戴上手里的眼镜，郑重其事地掰着指头算起来：“从最初的《便衣警察》到最近的《舞者》，有着明显的变化。比如，《便衣警察》写几个家庭随着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政治命运的变化，人物的人生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30年前，年轻人更关注国家政治形势，国家政治变迁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后来，作品更多地表现人性本身的美好、脆弱和肮脏，表现个体与个体的冲突。政治变动对民间生活影响没有那么大，年轻人在寻求工作、爱情和家庭的时候，他们面临的选择，更加个人化。”

　　海岩对社会人生有着自己深刻的文学理解，他侃侃而谈：“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一个商品经济时代，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思想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的人生选择的冲突，各种所有制带来的利益冲突、价值观冲突，都是值得文学去表现的。”

　　他确信，在目前社会上人情世态、法律道德都呈现多元的、纷乱的、莫衷一是的状态，这恰恰是、应该是文学最光明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社会越复杂多变，它提供给哲学、文学的思考越严酷。文学、哲学，还有诗也是文学的一部分，都是社会越动荡、越复杂，越多变，才呈现非常精彩的篇章。

　　这位畅销书作家，还表现出对现今文学创作的忧心忡忡：“我们的时代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波澜壮阔的背景，而我们的作品显得很不够，很渺小，很软弱。”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岩再版了20年前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死于青春》，并委托作家出版社将该书的稿酬捐给地震灾区。他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当年是被派往地震灾区的先遣部队成员。他在出版序言《灾难相似，斯人不同》里说：“汶川地震，旷世之灾，垂首哀恸之后，我看到了人的本能，人的性情，人为的社会。于是，我看到了耀眼的光明。这光明就是：人民的团结、政府的尽责、士兵的坚强、人心的凝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弘扬！”

　　问及对这件事情的感想，他说，地震过去了，对于痛苦大家都不愿多说。但是，同样的自然灾害时隔30年又发生了，当人们的目光重新回到关于地震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人际关系、公众心理，在两个社会和时代里，会有什么不同与相同，出版这个小说，就不仅仅为了文学的意义，而是具有社会比较学的价值。

　　30年与两代人

　　无意中得知海岩的生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十月革命节，即苏联的建国日11月7日（俄历的10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日子，人们曾经把它作为一个节日来庆祝，举行纪念活动，到处挂满红旗。生日与伟大的日子联系起来，令海岩小时候有一种共产主义情怀。海岩笑道：“每个时代的信仰不同。”

　　海岩说起两代人，也滔滔不绝，想是他在学校里做了教授，对此深有体会吧。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常立志’，说到做不到。而我们那一代人‘立长志’，说到就做到。现在大家都在幻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有机会走捷径出人头地。年轻人学表演就是要未来当明星。几代人学田径不就出了这么一个刘翔吗？但大家看见刘翔出名，就都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去学田径。而我们习惯于按部就班，是一个国家体制在安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未来。所以，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特别有兴趣详细地设计未来，而对眼前的事想得粗枝大叶。我们总把眼前的事做好，特别没有兴趣详细地设计未来。”

　　“30年来，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总在不断向上走、越来越好，原来住不怎大的房子，后来住这么大的房子。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对未来有美好憧憬，想的是今天我上这个公司去，明天我上那个公司去。今天我挣1000块，明天我挣3000块，后天我挣5000块。”海岩不断用手势比画着：“而我们说的是，后天就打仗了！要是被敌人抓起来，我的体魄能扛得住吗？”海岩的声调提得越来越高，显得有些激动。

　　记忆的闸门就此打开了，海岩沉浸在回忆中了：“我们那一代每天都在危机中度过，天天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时候，城里大街上满是标语，天天都是大喇叭广播。好不容易回城找到一个工作，又刮学历风。所以，一篮子苹果，我们一定是先吃掉最坏的一个。”

　　两代人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海岩总结说：“我们那时是在承受一个群体性的‘集体压力’，人人有压力，人人紧张。毛主席一发指示，人人都兴奋；而现在年轻人的压力是个体的、有差异的，张三郁闷，李四不一定知道，你兴奋我不一定兴奋啊，社会生活呈现一种自由的状态，个体差异性显示出来。”

　　海岩说话仍然像写小说，30年的历史背景铺开了，鲜活的两代人物形象就站在你面前了，让你觉得他的语言有股子魔力，说话滴水不漏，深刻得让人拍案叫绝，生动得令人非得紧紧抓住那京味十足的声音，唯恐跟丢了。

　　随着采访的结束，面前这位被推门而入的服务生称为“侣总”的公司总裁，与一位著名畅销书作家的形象，逐渐重合为一，愈加清晰。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