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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够我再说一辈子

2013-08-27 20:04:24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刘立福说师爷陈士和、 父亲刘建英是 “朱砂”, 自己只是 “红土面子”。陈派评书最擅长 “聊斋”, 刘立福把它当 “人间书”, 可“聊斋” 从1950年代就成了禁忌, 一直禁到21世纪初。 (戏剧展供图)

  从艺六十多年,评书艺人刘立福基本都在家门口说书。远一点,他去过武清、小站,再远,到过沈阳,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天津的茶楼、文化馆说书。满座儿300个观众。

  2013年8月4日,首届天津西岸·“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开幕,精瘦、驼背的刘立福从天津大礼堂的侧幕上场,灰布长衫,灰白的背头丝丝不乱。九十岁的老爷子要对小两千人“使活”,而活儿是他以前从没使过的“包公案”之《乌盆记》。

  烫金的四个大字“墨壳原态”,悬挂在红绒布的幕遮上,好像当晚演出的大标题。“墨壳”是旧时木匠用的墨线盒,后指口头文学的“老本”——前辈艺人的表演,好比木匠拉出的墨线,后人“量活”要照着墨线来,因循旧制、移步不换形。

  “墨壳”《乌盆记》是导演马千的创意。1949年之后被禁了很久的《乌盆记》是马千听的第一出折子戏。起初听于魁智的唱,后来对充满魔幻感的故事着迷:丝绸商人刘世昌雨夜投宿赵大家,赵大夫妻谋财害命,刘世昌尸体剁碎,烧成灰,和泥一起做成乌盆。卖柴老汉张别古到赵家要积欠已久的柴钱,赵大耍赖,将乌盆掷给张别古抵债。刘世昌的冤魂聚在盆上,乌盆开口讲话,让张别古替自己鸣冤。张别古把这桩奇案带到包公面前。

  马千用“首、颔、颈、尾、跋”归拢整场演出:前跋福星、寿星“跳加官”——这是旧时戏楼开业的时候,才能看到的老例。尾由大红官衣的小生和凤冠霞帔的旦角谢场。首是相声《猜戏》;颔是评书《包公案》;颈是京剧《乌盆记》。首、颔、颈之间有检场:一个高挑、敞亮、流利的男声在侧幕报:“有请马志明马老板、黄族民黄老板上台……”

  “墨壳”的态度,深得刘立福之心。评书界“南王北陈”。包公案是“南王”王少堂的拿手戏;“北陈”陈士和善说聊斋。作为陈士和的徒孙,刘立福一辈子基本都说“聊斋”。但这次,他要“跨界”说“包公案”。而且头回跨界,就是和相声名角、京剧名角打擂台:同一个故事,评书说一道,京剧演一道,相声作为勾缝剂,将两者粘连在一起。

  排练场上,报到“刘老板”,刘立福立刻纠正:说书人不叫“老板”,叫“先生”。为什么叫先生?因为评书这行的祖师爷是孔夫子。

  评书评书,关键在评

  同一个故事,京剧是配角傍着,胡琴托着,台上三角鼎立:名老生王珮瑜、名花脸邓沐玮、相声名角马志明。评书只有刘立福光身一个人。

  马志明是京剧“乌盆”的戏眼。相声演员反串京剧丑角,在“丑儿”的程式化表演中,加入马氏相声特有的小市民性格。他演的张别古处处算计,抠抠缩缩,该仗义的时候也仗义,仗义起来又伸不开腿,在舞台上占尽风流,悲情故事中的谐谑成分被放大成全剧的主基调。

  与这样一个性格鲜明、外放的对手同台,刘立福头一宗要做的是在内容上、趣味上,把评书跟京剧择开。左思右想,刘立福把“书胆”设计在奇冤得报(《乌盆记》又称《奇冤报》)的那一刻——刘世昌被害不奇;之后又烧成一只乌盆,乌盆会开口讲话,让素昧平生的张别古替自己鸣冤,已是奇事;包公开堂审奇案,这是奇中之奇。

  书胆越是奇绝,开头的铺垫越要平稳。按传统评书的讲究,“四梁四柱”得先立住。开书从包公身上开,几句话勾勒出包拯的相貌、性格、经历。交代完包公,交代刘世昌和张别古。两人的经历越来越离奇,但刘立福丝毫不让情节的奇幻干扰自己叙事的节奏,该“书要简言”的地方寥寥数语带过,类乎白描;该用贯口的地方用贯口,大小音错落,流利得像大白话写成的赋。

  从张别古鸣冤,故事渐入高潮。“堂台子”书(公堂审案)是陈派评书绝活,刘立福把这段书摔打得跌宕起伏:张别古告状时,天还没亮。老百姓有冤,包公立刻升堂,审清案子,派马快逮人,扔出去的是签票。衙门传票分几种:捕票一时拿不到人,可以缓时间;签票一刻不能缓,急案。四名捕快到赵宅门外,天刚微亮。头天夜里,赵大夫妇心惊肉跳,似有不祥的预感,遂以酒压惊。酒毕,昏昏睡去,浑然不知天亮。门外,为捕快带路的地保垫了一句话:“我琢磨差不离了。”——赵大突然发迹,左右乡里都觉蹊跷,联系其为人,知道大约是不义之财。地保的话音未落,捕快已经挑开了赵大的被窝,铁链“哗啷啷”套上了赵大脖颈。

  赵大归案,包公升大堂。刘立福在此处岔开,说了一段“书外书”:审案一般升二堂。除非大案特案,或者接钦差、领圣旨,大堂一般不开。大堂六扇门,西门两扇,许进不许出,充军发配的犯人才走西门。天津卫有句老话,“快出西门了”,形容人之将死。

  审赵大升大堂,说明此案非比寻常,赵大进西门,暗示他犯的是死罪。

  “唱竹板的也是说书,唱大鼓的说书。跟评书有什么区别?评书评书,不唱光说,关键在评。评道理,评人情,评是非。”刘立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评论难免会中断叙事,拖慢速度,“陈派评书”想的办法是:让评论推动叙事。升堂、捕票等等掌故的介绍,恰到好处地烘托了包公的特事特办和捕快拿人急如星火。

  只要把聊斋的说法搁里,都行

  马千把评书比喻成听蓝调。蓝调“越是大烟袋嗓子越好听”。好评书不温不火,声声入耳,效果太多是广播剧。“听刘立福说听评书,你永远想调大点声。”

  “朱砂没有了,光剩下红土面子了。”听到赞美,刘立福不动声色。烟一根接一根点,腾起阵阵烟雾。

  在刘立福眼里,朱砂是师爷陈士和,是父亲刘建英。

  15岁,刘立福想学评书,父亲认为他太小,学评书还不到火候。陈派评书说“聊斋”,有人情,有风月,有鬼神,有官场,小孩子怎么压得住阵脚?

  刘建英自己,三十郎当岁才当起说书先生。他是念过洋书的公子哥,原本有人人艳羡的家世:父亲在华俄道胜银行公干,两位兄长分别是津浦铁路段长、天津邮局局长,姐姐是天津道台的儿媳。如同乱世中的许多不肖子孙,1920年代,爱玩、爱唱、好抽大烟已经把家败光了。四处找饭辙的时候,见说评书虽然是挣“天儿钱”,歇一天三天上不来座,但挣得并不少,而且来钱快,现场敛,遂拜入知名评书艺人陈士和门下。

  从十二岁起,刘立福就泡在父亲的书场上,泡着泡着就被“扣住(吸引住)”了。

  评书的门道真多。别人说五天的书,师爷能说上半拉月,处处有“闲白儿”。“闲白儿”又叫“书外书”,离故事的主线不远,随时能回来。有人专爱听这个。

  书场说书,十几分钟说一段,一段一收钱,为尽可能让观众留下来,每段书都要留“驳口”。驳口的功能类似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诀窍是利用语言或情节制造悬念。陈派评书,驳口是一绝,明扣、暗扣、虚扣、实扣、连环扣……变化多端。

  包袱怎么包的,要包什么,得让人看明白。包袱一抖,出来的东西跟原先不一样,矛盾打这来,趣味打这来。

  书场子里头什么人都有,少爷、老头、玩鸟的、下棋的,听一段书出去接茬做买卖的……有人想听热闹、有人想听包袱、有人想听故事、有人想听道理;有听书找乐的,有想听哭了的。把台下说哭了难,说乐了容易。师爷、父亲上台一搭眼,就知道台下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喂什么。

  书场里泡3年,眼瞅到了15岁,刘立福想说书,父亲却让他去学相声,拜入天津相声名角张寿臣门下做记名弟子,一说就是9年。1948年,24岁的刘立福终于攒够了学评书需要的历练,正式拜师叔张建生为师。

  拜师宴那天,家里来了56个客人——天津评书、相声界有头脸有名号的人物到齐了。吃完涮肉,正式的拜师仪式开始:焚香、给祖师爷孔夫子行礼,给师爷、师傅磕头……茶盘上放三样东西:醒木、扇子、手绢,师爷陈士和一样一样递给刘立福。先醒木,后扇子,最后手绢。每递一样东西,陈士和都会交代一下此物的来历。递醒木的时候说,师爷说:“此木始周祖,文武分龙虎,我辈上场用,其名曰醒木。”有人事先提醒刘立福:这些说辞,必须牢记心头,日后若同业来问,必须对答如流,否则意味着师出无门,没有资格说评书。为保证行业“血统”的纯正,这些说辞又绝不能外传,否则外行该蒙事了。刘立福恪守行内规矩。1970年代末,落实政策重回曲剧团,唱大鼓的同事问他:你在台上老摆弄手绢干嘛?刘立福答:擦鼻子。其实,评书里的手绢是“地图”。

  眼见着师傅把醒木、折扇、手绢一一递到儿子手上,自此儿子也成了师出有门的“先生”,刘建英一高兴,喝得酩酊大醉。在此之前,他已经关起门来,教儿子说过书,拜了师,能登台了。当天,刘立福就替喝醉的父亲到书场去说书,半天时间,为自己挣回一套绒布裤褂。

  到了1949年,刘立福说一场书,能有约摸二十块钱的收入。

  1953年,刘立福杀到沈阳小北关。师爷陈士和责怪刘立福的父亲刘建英:你怎么让立福出关呢?我干这么多年也没出过关。他这一出去,说不好,一栽栽仨。

  当时小北关的规矩是外来的生角,一律给30块钱车钱,其余的收入,看上座率。刘立福对书场老板说:我说三天,坐不住(场子),车钱退给你。第一天,120人的场子,上了60个人;第二天80人;第三天满座。散场的时候,老板找他:您再来五天。刘立福写信回家,通报自己在沈阳的情况,父亲读完把信带给师爷。

  好光景总不长久。没过多长时间,陈派评书最擅长的“聊斋”不再适合新社会:《席方平》不能说了,骂阎王骂得太狠,让人疑心是在骂官僚主义;《小翠》不能说了,狐仙鬼怪、封建迷信;《伍秋月》不能说了,诲淫诲盗。刘立福只能钻郊区的冷僻书场。别人的书场从来不挣钱。刘立福去,说火了,戴着草帽的公社干部也来了。经人指点,刘立福拎着半个西瓜到干部家里,好话说尽,“聊斋”依旧不能说,改说“剑侠图”。

  “聊斋”身上看不见的禁忌持续到21世纪初。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几次找刘立福录节目,一听说是聊斋,都犯嘀咕。刘立福问:你念过聊斋吗?你懂聊斋吗?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脸茫然。

  “聊斋”431个回目,刘立福会说55个,其中仅《胭脂》、《云萝公主》、《素秋》、《田七郎》、《张鸿渐》《毛大福》、《阿宝》、《辛十四娘》等篇目,录制了音频或视频资料。这个数字尚不如师爷陈士和。陈士和一生说过的“聊斋”篇目是51个。1954年,在周恩来过问下,天津文化局组织专门班子,对陈士和的“聊斋”进行抢救,拟出篇目五十段,到1955年1月陈士和去世,只记录下13个篇目,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天津通俗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

  好在天津有茶楼、有书场。刘立福说到90岁,觉得自己仍然能登台。马千问他:能不能用评书演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刘立福略一沉吟:“不管什么故事只要把‘聊斋’的说法搁里面,都行。”

  “‘聊斋’里的人情太多了。哪路人应该哪路对待。反派人物为什么说出那路话、办出那路事……我说了六十多年的‘聊斋’,我也说不腻。”刘立福少年失学,“聊斋”既是他的启蒙书,又是他的“人间书”。

  (编辑:陈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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