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甘阳和刘小枫为他们所编的“西学源流”丛书写了篇总序《重新阅读西方》，俨然就是一篇文化宣言。他们声称：“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这几年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宣言的时代”。从蒋庆的读经，一群名流的中国文化宣言，到甘阳们的这个大序，大家争先恐后扯着嗓门喊：“我们本来没有病，我们成了病夫，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病了，是因为乱吃西药”。这里我们需要问甘阳们一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到底是否有病？如果有病的话，治这种病的药是否应该到西方去找，或者只关在家里翻自己的抽屉就可以了呢？
甘刘二位的基本问题，不仅仅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对先贤面临的困境和心灵的奋斗全无同情的了解，而且把西方神秘化、博物馆化。比如他们说：“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神秘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惟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而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按这个标准，中国健康的西方阅读者有没有十位都成问题，甘刘两位自己是否合格也值得追究。人读书，从来都是从自己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别人的问题出发。你如果从来没有去过雅典，也不懂外语，是否应该读柏拉图呢？你在接触柏拉图之前，有机会了解雅典民主的病症吗？甘刘们当初开始读西方时，连西方什么样也不知道，即使自以为是在想西方的问题，其实脑子里装着的还是中国的问题。这么十几年、几十年读下来，是不是病态？如果这样一路病下来，怎么有资格突然宣布自己健康了呢？
把西方说得如此神乎其神，骨子里还是想为自己建立一种文化特权：只有我这种在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中受过训练的人才有资格谈西方。这种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特权心态，在甘阳近几年的言论，特别是反对留学的言论中，是始终如一的。对这种老大心态、不平衡的心病，我在《谁的大学》一书中已经有详细的批判，在此可以不表。但这里需要指明的是，柏拉图之所以有生命力，首先在于他能回答我们时代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回答自己时代的问题。如果柏拉图的意义仅在于治古希腊民主的病，他早就被人们忘记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能够对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思索自己面临的困局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没有这种超越时空的能力，柏拉图的书就不过是研究古希腊的史料而已。
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说他们在心灵上离古希腊、罗马比离当时的英国更近。对此我尤有共感。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的心灵离古希腊比离先秦更近。如果许多中国人这样感受，中国文化会成病态吗？像希腊罗马这些古典学问，对美国的建国之父，特别是亚当斯、杰佛逊等学养好的几位影响至大。当初美国建国的一系列制度，和这种古典传统一脉相承。这也正是古典传统的伟大所在。
甘刘二位的问题，就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批评的那样，他们不把西方的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把中国的文化当成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文化博物馆，里面分了各种展厅，把世界的文化按自己的归类分放在各种展厅中。这与其说是弘扬文化，不如说是给文化送葬。
如果西方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意义，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读西方？甚至“重读西方”？又何苦要把那么多关于西方的书翻成中文呢？如果仅从西方的脉络来了解西方，那就应该像一些饱学之士所声称的那样：“希腊的著作要用希腊文来读，罗马的著作要用拉丁文来读。”就应该在西方世界以西方的文字发表自己对西方经典的解释。跑到中文世界以中文大谈从西方的角度看西方，是否有些滑稽呢？
当今的中国人，要学会把西方的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有这种兼容并包的心胸，中国文化才有前途。我还是劝甘刘两位：你们编的这些书，就像过去编的许多书一样，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为中国人思考自己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这不是什么病态，而是你们的历史位置。在西方的脉络里谈西方，在这个世界里，大概还远远轮不上两位。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救世情怀，觉得别的国人都有病，唯独自己没病，而且还是个医生。中国一有问题，他们就迅速诊断出“病灶”：中国人没有他们认为应该有的思想。这底下的预设，和思想专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今这样多元化的时代，难道还需要有人出来规定大家以一种固定心态读书吗？真正的经典，真正的圣贤，能够给有各种心态、关怀和需要的人提供智慧。甘刘两位，还是不要看轻柏拉图们。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世世代代，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和这些圣哲沟通，这可不是你们两位拦得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