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到二十一世纪了，还来谈论科举取士的老话，听来有点滑稽。可事实上，直至当今，科举取士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消除，科举取士的实践也没有完全取缔。而在反科举的名义下，许多操作更有害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故而所论并非妄谈。
笔者之祖先，父母两系，仅论五代，都经科举，进士及第。只祖父考中秀才后，清廷废了科举，终无功名。堂伯父沈钧儒先生，还赶上末班车，入列最后一批光绪进士。我自小在家听过不少有关科举的故事，有的振奋，有的辛酸。
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众，绝非皇帝一人能够统治，所以自古至今，如何选取各级政府官员，始终都是朝廷最重视也最伤脑筋大事，遂有科举制度之创建和实施。科举与取士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取士是目的，科举是手段。
先秦无科举，朝廷选才，采用分封和世袭。根据家谱，沈氏第一代先祖聃季，乃文王十一子，武王的小兄弟，封于河南沈国为侯。到汉代，刘邦做皇帝，出身卑微，乃废除世袭分封制，改做察举，由地方推举到朝廷做官。根据家谱，沈氏第二十八世先祖沈平，西汉时举为竹邑侯，其后代代为官，至第三十九世沈戎，坚拒入朝，南逃浙江乌程隐居。这种举荐制度，到魏晋发展为仅以门第出身取士之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堵塞民间人才，豪门世族把持朝廷权力。
隋朝破除旧习，创建科举，力求公平取士，约为公元605年。唐朝继承发展此一制度，分设科目，始有举人进士称号。武则天主政，首设殿试，进士有做天子门生的荣耀，却也难了许多，故传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哀叹。宋朝改革科举，完善公平竞争，不论出身，不计贫富，唯才取士，许多重臣子弟取不到功名，有富贵不过三代之说。元代科举基本延续宋制，改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等。明清两朝，继续这个制度，乡试中举，获资格进京会试，得中贡生，再经殿试，进士及第。值得注意的是，满清时期，朝廷不鼓励满蒙两族子弟参加考试，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甚至殿试头三名只授汉人，所谓旗人不占鼎甲，这就断了旗人纨绔子弟世袭官职的路。
古代朝廷官员都经科举选拔，多饱学之士，故而对待科举考试，从无轻慢，更不能用人唯亲。只有朝中学识最渊博者，才当得乡试主考，任得各省学政，亦称提学使或学台。我的一个叔祖沈老先生，光绪年甲午进士，若非奔母丧而误期，补考殿试，就会名列甲等榜首状元郎。他被钦授西北主考，改任陕西提学使，在陕西创办宏道大学堂，学生有于右任和张季鸾。当时我的曾外祖父陶月波，也在宏道大学堂任教，经祖叔举荐，投考经济特科，进士及第。
我小时候，祖辈老人讲他们经历的科举考试，听起来很吓人。满清时代，乡试规定三年一次，每次三场，每场三天，一共考九天。每场考试做三篇文章，再加一首五言八句试帖诗。文章题目，考生进了考场才发，都是从《四书》里挑出的一句话。光绪年间，改试策论，即解释圣贤之言，考生有了一些辩论发挥的机会。
明清各朝，考生进考场，要经卫兵检查，片纸只字不得入考场。乾隆年甚至限定考生可带入场各种物品的用料、尺寸、款式。查出作弊，刑罚严厉，或革职，或流放，乃至杀头。顺治十四年，科场舞弊，数十考官处斩，家产没收，父母兄弟妻子俱流放边疆。咸丰八年，主考官柏葰是一品大员，考场舞弊，问斩不赦。不过我的祖辈说，到他们参加的光绪最后几届乡试，则已允许考生带书进场备查。
考场贡院，通常面积广大，也很气派。大门之外，建有三个大牌楼，巍峨辉煌。正面牌楼横额是天开文运，两侧牌楼横额是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院内有大堂和龙门，显示学问的庄严，以及对考生的期望。祖辈们说，贡院内是一排排号房，一个号房住一名考生，相互见不得面。每号房内有两块木板，一块坐卧，一块当桌。每十号为一联，每联号房的一头放个大水缸，另一头是厕所。号房按《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命名，没有预先安排，考生进场，抽签号。
考生进场，自备挡风布帘，挂在号房门口。乡试号房没有门，以方便监考随时查看。考生带足三天吃用，可日夜答卷，也可连睡三天，只是不得随意离开考场。当朝宰相府的相公，穷乡农民家的子弟，都是一样，孤自圈在窄小的号房里，自炊自饮，水缸舀水喝，公厕大小便，必得熬过九天九夜，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竭尽才能，锻炼意志，方有出人头地，做天子门生的可能。
听祖辈们讲，考试难，看卷也不易。为杜绝舞弊，乡试考场严禁主考官与考生见面，而且主考官连考生试卷都见不到。考生试卷，用黑墨书写，叫作墨卷。考卷一交，编号糊名，由专职抄卷人员，用红墨誊录一份，不注考生姓名，只标编号，叫作朱卷。考生墨卷封起，朱卷交房官批阅。房官只阅卷，改错误，批点评，用蓝墨。房官批后，送主考官审查，按朱卷成绩优劣，排定名次。之后根据朱卷编号，找出封存的墨卷，方知考生何名何姓，发出榜来。朱卷再封存，备以后核查。
这样的制度，父兄官再大，家里再有钱，子弟也难在考场舞弊，除了老实读书，没别的办法取得功名。就算家里老爷子花银子买考官，考官也难做得到。当然许多朝廷重臣，或豪门富户，子弟不成器，还是会花钱走门路，捐功名。但这等人，被看作杂流，无法也不敢登大雅之堂，往往只能任地位较低的官职。
古代科举，考的都是文科，从不考数理化，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数理化的概念。但文则文也，并非诗词。科举的所谓文，指经义史论，是高度的学术。听祖辈讲，他们自小读书，志在科举，朝朝暮暮读的都是经义子集，诗赋杂文只可兼作。外祖父讲他幼时作文引了《三国演义》文字，被老师严厉责罚，牢记终生。中国历代科举考经史策论，就是考察学子们的历史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皇上殿试，为期一天，更就朝政作答辩，以识别新科贡生的学识和急智应对，实非易事。肚里没点墨水，脑中一片浆糊，只懂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绝对过不了关。
古人称赞及第书生是满腹经纶，而非满腹诗赋，足见科举成败靠的是经史策论。李白诗做得好，皇上喜欢，封了个官，还是不入流，没几天就卷铺盖走人。考科举的学子，熟习各朝历史典故，知道先人面对某种状况，采取某种对应措施，所以成功或失败，从而掌握各种权术操作，即现代所说的管理技巧。同时那些学子也从经义史论的苦读之中，培育起成熟的做官素养，如处乱不惊，冷静沉着，察言观色，老谋深算，胸筑城府，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大智若愚，能言善辩，进退自如，喜怒不形于色等等，即现代所说的政治家素质。
总而言之，古时科举所选之士，或可能是伟大的政治家，或可能是阴谋弄权者，但都不是庸碌无为之人，更非不学无术之徒。因此中国古代之科举取士制度，亦被日本越南韩国效法，并远传欧美各国，甚至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据说英国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仍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很相似。
诚然，科举考试会导致一些具应试本领的人欺得高分，比如梁启超，十二岁入学，十七岁中举，科场得意，堪称神童。他遇见康有为之后，才发现自己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帖括是纯粹应试教育，并非真才实学。科举考试也会把一些有学问的人关在门外，比如康有为。南海康家，书香门第，家藏万卷。康有为自少读经史子集，十六岁得秀才，而后乡试六考不中，科场失意二十载，三十六岁才中举，进京会试终于首名及第。科举考试也会让一些奸雄取得途径，高居庙堂，比如秦桧，北宋进士，南宋宰相，侍奉昏君，前后执政十九年。
但是如果没有科举考试的严格实施，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之下，所有寒门子弟，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抱负，多高的学问，多强的能力，也终究没有机会进入朝廷，施展才能，治世报国。朝廷大权，只能永远被官僚贵族父传子，子传孙，世代延袭，不论其多么昏庸愚蠢，结果必然造成乱世，毁掉江山。在这个意义上说，废除科举，断绝平民寒士的仕途，不一定是个完全的进步。
科举考试早于1905年便被废除，然其观念和操作，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国内大中小学无休无止的考试，特别是高考和近年疯行的公务员考试，几乎完全是科举的模式。而且很多方面倒还不及满清科举了，比如在主考官的任用上，从唯才的高标准退化到唯亲的低层次。又如在防止舞弊上，虽仍有糊名却不再誊录，亦无墨卷朱卷之分，考官直接批阅考生试卷，乃为徇私舞弊提供了方便。
尤其甚者，没有科举之严格制度和实施，众多考试徒具形式，考生花钱贿赂，权势后门，利益互换，出卖肉体，便可通过考试，金榜题名。也有官员，利用权势，不进课堂，取得博士学位。更多官二代富二代，甚至连样子都懒得做，仅靠血统世袭，直接自上而下地任命书记董事长，真还不如满清科举了。这样的领导，多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头脑迟钝，能力平庸，却又目中无人，利欲熏心，贪得无厌，实在于国于民，均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取士之精义，并不在于是否采用科举，而在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状况。科举不过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之中的一个环节，虽然重要，但非全部，也非根本。在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之下，就算没有科举考试，也能够公平有效地从民间选取真正优秀的人才，成为治国栋梁，造福大众。而在另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之下，即使实施科举考试，也只能让一批胸无大志的白痴衙内或阿谀逢迎的奸佞小人，高戴峨冠，滥用职权，祸国殃民。
先秦以降，我们的祖先为求公平取士，组织有效政府，做过许多尝试，科举兴废，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可是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妥善解决，现在官场职场之种种陋习，颇似魏晋之风。而魏晋年间，国土分裂，经济衰退，内战频繁，外族侵犯，实乃乱世，非盛世也。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