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遇罗克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该文以这样诗情澎湃的议论来展开震撼心灵的叙述：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流水行云，真是弹指一挥间！1980年，至今竟已过了三十三年！该文两位作者，不知近况如何？不知是否还记得他们当年激情？至于一些传媒近年来的状况，相信海内外的读者都心里有数……且不管这些，且让我们刻下的心思，只集中在遇罗克一个人身上。1979年，〈划破夜幕的陨星〉发表一年之前，遇罗克案件刚透露出来，尚未正式平反，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很多人都在读他的文章，传抄他的日记和诗作，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当时，面对被惨遭杀害的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全国亿万民众曾经何等悲愤！曾经何等痛惜！曾经何等深思！如今呢？据说时代不同了，遇罗克这种人物已成为历史，并大可以在历史中湮灭……
遇罗克，你难道就这样命中注定，就这样无可奈何，只不过是一颗过早陨落、只不过一闪即灭的流星吗？！
遇罗克遇难，年纪轻轻只有二十七岁，是1970年3月5日，至今更是过了四十三年了！
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暂且回到那些灾难深重黑暗无边的年月吧。
一
1966年，在所谓“红八月”中，北京市最早掀起一场惨无人道的“红色恐怖”的狂风恶浪，几个星期之内，单单在这么一个城市，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超过三万三千户被抄家，超过一千七百人被活活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而死。这就是那帮最早“造反”的“老”红卫兵的“得意杰作”！他们后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以便他们的恶行更为组织化。
而这“英雄业绩”得以成就的指导思想就是他们视为通灵宝玉的“血统论”。
当时有一个“红对联”事件。那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基于封建“血统论”——即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红对联”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对联”辩论双方代表时说，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这条新改对联。听了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那些貌似公允实质却是煽动阶级对立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的讲话，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观念的学生更自以为在理。更多血统论对联纷纷出笼，例如：“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这些“自来红”们，迅速以出身为标准，自为“红五类”——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者，并把其它人视为“黑五类”——即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者（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在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及其附属中学以及其它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建议，提出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要写进中共党章和法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以后，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谭的讲话被翻印了数百万份，几乎传遍全国，流毒深广，成为流行的“行话”。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于是北京掀起“红色恐怖”，而且很快“红色恐怖”就在全国风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竟然成为全国民众都得遵守的惯例：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极其震撼地突然出现了数百份题为〈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文章。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遇罗克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的作者。
“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面向苍天的吶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志士仁人。现在，遇罗克，作为一个年青的平民思想家，响应了。他断然指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描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状况，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几乎成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压死人”——一个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问题”，便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阴影之下，遇罗克尖锐地质问：“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1967年1月18日，打着“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旗号（希望这能对打砸抢的“联动”分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引人注目发表了遇罗克这篇〈出身论〉。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继续作出一针见血的系统的批判。由于他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反对派无可奈何，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因发表惊世骇俗的〈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的《中学文革报》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份小报，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十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当时，这张小报二分钱一份，但在黑市上卖到两三元，或者要用好多份其它小报才能换到。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以应对读者的来访。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伙伴们深受鼓舞，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支持他们。
二
可是，等待他们的是厄运。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这样，〈出身论〉立时便被置于死地。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遇罗克毫无惧色。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他照常写作、生活，相信人们终究会对〈出身论〉作出公正的评价。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他大声地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回答很干脆：“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狱中，遇罗克受尽了那个时代所司空见惯的摧残和虐待。有时他每天都押到各处受批判，每次带出去就像扔木头一样扔上汽车，被士兵踩在脚下，用刺刀扎住后背，脖子上还要戴一个钢制器械，如果在现场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时一名警察踩住脚镣，两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挣扎。脚镣粗糙不平，铁圈上的毛刺把脚脖子刮得鲜血淋淋。遇罗克回到牢房偷偷用布缠上，而每次看守见到就要扯下！
遇罗克一直坚强不屈。曾经与他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和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