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并经常出现在电影里，但实际上，三合会大多动口不动手，他们本身并不想打架
近日，香港多个黑帮成员在深圳福田集会时遭深圳警方突击清查，160名疑有香港黑社会团体背景的港人被带走审查。其中包括香港老牌武打明星陈惠敏在内的14名“重量级”的人物。…[详细]
在香港，黑社会被统称为三合会。算起来，黑社会在香港至少也有100年了，深深根植于香港社会。香港黑帮电影，相信大家看了不少，那么戏外真实的黑社会又是怎样的？
01香港三合会百年发展史
19世纪末黑社会已深扎于香港中下层社会，三合会成员约占华人成年男性的1/3
在香港，人们通常把黑社会组织统称为“三合会”，因为香港的黑社会大都发源于三合会。根据英国殖民地部档案，19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三合会会员达1.5万—2万人，会员渗透到工务司、船政厅、华民政务司、高等法院和巡理府的府员等香港政府机构以及华人警察。可以说，香港开埠初期，三合会早已深深扎根于香港中下层社会。到19世纪末，三合会成员约占香港华人成年男性人口的1/3。
三合会类似“互助会”，华人移民出于生存之需入会寻求“保护”和支援
1842年清政府割让香港后，香港成了自由港。英国人在香港殖民开垦，急需大量劳动力，其时，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动乱、天灾等诸多原因，正好有大批失业人口。到港的大批流动人口到港谋生，提供劳动力之余，也为三合会的发展提供机会。
内陆民众到港后当苦力，为了得到工作和保护，加入帮会是最快捷之举
这些移民到港后，多在码头当苦力。在西环和上环一带码头，搬运工云集，竞争激烈，移民为争夺地盘经常械斗。这些新移民操着各路闽粤方言，由于离乡背井，人生路不熟，又失去了原来的地缘和血缘的保护，为了在剧烈竞争的环境下生存，就必须寻求替代家族或地缘以外的集体保护，来对付外来的欺侮力量。这些早期移民，就像海外华人一样为了相互安慰和支援，团结在一起，他们加入三合会多是出于需要，而非被迫。
鲁言的《香港掌故》一书记载，香港开埠初期，移民加入帮会就能够获得工作：“本港开埠之初，并无公会组织。三合会成为初期团结工人的帮会，是以很多出卖劳动的工人，为了维持工作，必须加入帮会，则这一帮获得一个工作地盘，就全帮都有工作。就以码头工人来说，也分成很多个帮会，帮会拥有会员多，便有能力承包各种工作，则全帮都有工作，这是开埠初期有很多小帮会的原因。”
三合会长期控制九龙城寨，为寨内居民有偿提供“保护”和服务，居民不需向政府交税
英政府殖民早期，乐见华人社区自治，亦无意对华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服务的缺位给予三合会可乘之机。大量移民涌入，香港政府当时在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的需求都无法应付，三合会于是垄断提供建造木屋及非法接驳水电等其它服务，获取利益。而华人对此并不反感，毕竟交了费就能够获得保护和服务，从理论上说，与向政府纳税获得福利，并无实质区别。…[详细]
一方面警方腐败警力不足，无法为民众提供保护，民众被迫加入三合会
当时三合会日渐渗透香港社会各阶层，开始把他们的活动从收取会员费用而转移至勒索。他们的暴力足可为妓业和赌场提供保护，很快把这种力量用于更广泛的层面，当时商业及贸易环节兴盛之时，三合会恐吓民众，要他们缴付保护费。
但香港早期警力不足和腐败，无法为这些民众提供保护，民众了为了保障自己的个人利益，只有加入三合会，或者只有接受本地三合会的欺凌和勒索，或者组织自己的力量对抗
另一方面，香港警察部门贪污成风，与三合会同流合污
香港政府意识到三合会给社会带来问题，可是未有全力打击三合会，因为三合会已经于香港社会盘根错节了，与香港许多华人的生计息息相关，他们亦不会为主动配合警方打击三合会。根据1955年香港华民政务司贺勤士(B.C.K.Hawkins)致殖民地辅政司的内部文件中称：
“我应说这些会社对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做成的损害实在极大。敲作勒索盛行，但是很遗憾地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社会有很多人成为敲作的目标。这是明显的，当你考虑到殖民地有多少人今天在法律边沿讨生活；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有最少的基本生存条件。……于我看来，很难动员这些群众来主动参予打击三合会的计划，而且一些青少年将从受敲作者转而成为三合会的活跃分子。换言之，除了扩张的敲作勒索外，并且有更多人被招幕成为罪犯的行列。”
另一方面，警察部门贪污成风，与三合会同流合污，并不会认真打击三合会，他们需要利用三合会作为提供消息和情报的线人，及代表警察向非法场所定期收取贿款。
56年“双十暴乱”后，港英政府担心三合会危及其管治，便开始严厉打击三合会
1956年10月10日香港九龙等地区发生“双十暴动”，部分三合会社团成员参与了搜掠和抢夺。
解密文件显示，英政府担心中方借双十暴动“干预”其对香港的管治
“暴动”件的导火线由当时港府公职人员在10月10日（即“双十节”）移除悬挂在李郑屋徙置区的“中华民国国旗”及大型“双十”徽牌而引起。虽然有证据证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给予支援和策动，但是港英政府在表面一直否认政治动机，而归咎于三合会的参与和乘机煽动以图私利。然而，英国和香港政府都清楚知道三合会引发的暴乱可能导致中国干预的严重政治后果，进而威胁英国在香港管治。其后解封后的机密文件也证实这一点，当时英国政府最关注的是中国对香港的影响，及对殖民地管治的冲击，而不是三合会对民生问题和社会治安构成的威胁。根据香港政治顾问达顿(P.GF.Dalton)的一份绝密文件中称：
“[1956年]十月暴动显示中国如何容易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能够声称香港政府无能维持社会管制，而致使他们必须干预以保护中国人的生命与财富。”
这样的观点和政策在1959年11月23日英国殖民地部东亚办公室首席官员布尔(J.C.Burgh)呈交英国国务大臣SecretaryofState)的一份报告中更为明显：
“……2.中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及无可置疑地将会重新把它纳入管治。…4.中国将会较有可能试图利用颠覆的手段而非公开侵略以取得香港。由于共产党工会对大部分必需服务的渗透和对食物来源的控制，中国共产党随时有能力在香港造成严重的干扰(seriousdisturbances)。…”
无论如何，三合会策动暴力也好，还是作为棋子被摆布也好，三合会都直接间接地威胁着港英政府的管制。因此，暴动后，香港政府即时检讨政策，成立三合会调查科，在随后的10年，严厉打击三合会，维持管治权威和社会治安。在1956年至1966年期间，超过10，000名三合会分子被定罪。三合会调查科局部和检控超过600名三合会职业及领导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警方成为最大的“黑社会”，三合会在香港日渐坐大
警方的行动并未能大幅度削减三合会会员的人数，三合会的核心组织仍然存在，1966年后，港英政府对三合会的问题过于乐观，削减扫黑的开支。于是，从1966年开始，有关三合会的暴力犯罪明显上升。根本问题在于，当时警方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当时香港流传的说法是“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可以说，整个警察系统是香港最大的一个黑社会组织，也是在那时出了个“五亿探长”吕乐。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