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曾说笑是一种不高尚的感情，因为笑往往以他的小小的不幸或缺欠为对象。柏拉图这个概括显然不够全面，引起后人的批评，但笑确实带有“幸灾乐祸”色彩，这是人所共知的，柏拉图不过说出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罢了。当然这个“不幸”或“缺欠”只能局限在“小小”的范围之内，大了则其效果正好相反。
中国古代笑话也是这样，历代笑话中都有大量的以嘲笑他人缺欠和不幸的段子。有文化的嘲笑没文化的，城里人嘲笑乡下人，官僚嘲笑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也嘲笑官僚，一帆风顺的嘲笑倒霉蛋儿……这些大都在先秦诸子中就开始了。先秦诸子都是哲学家、思想家，有人说哲学就是“聪明学”，诸子肯定都是聪明人，聪明人自然容不得愚人，很会以己之长笑人之短，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愚人”的喜剧形象。这些喜剧形象或是道德上矮子；或是智力不足干出许多可笑的事儿。在这里，叙述者总是居高临下的，带有明显的歧视。但这种歧视带有鲜明的的地域色彩。
1、先秦诸子笔下嘲笑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了笑话，但它还不独立，主要还是用来说明某一道理的工具。从春秋时代开始，脱离宗法聚居地的士人（包括一些大夫和失去社稷国土的诸侯）游走各国，或寄食豪族、或游说国君，他们在闲谈、或阐明事理都不免要讲笑话，那时还没有独立的记载笑话的书籍，这些笑话一般都收入他们著作之中（所谓“子书”）。近代相声在嘲笑愚人时都会说“那是我们街坊”“您要问我住哪儿？我跟您说，我还没找着房呐”。相声艺人不会他嘲笑的就是某地人，免得惹当地人不高兴。先秦诸子不是这样，他们说笑话时，常常点明“某某国人”。当时诸国林立，诸子笑话中所嘲笑的人物往往不是本国人，而是他国人。例如孟子邹国人，他著名的的“齐人有一妻一妾”中那位寡廉鲜耻、乞食还骄其妻妾的“齐人”就是邹国（春秋时的邾国）旁边赫赫有名齐国。齐国的晏婴许多笑话嘲笑的竟是楚王。宋人庄子讲过许多笑话，除了那个无耻的官僚曹商外，很少有宋人。韩非子是讲笑话最多的先秦诸子，但嘲笑的对象没有韩国人。郑国人往往战国时人嘲笑的对象，但列御寇是郑国人在其著作《列子》中所嘲笑的也是他国人，如齐国。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列子·说符》）
这位齐人用今天的话说就叫财迷心窍。可见当时的思想家们嘲笑愚蠢时，都把嘲弄对象慷慨给予了他国人，表现出对异国人的歧视。
在众多的嘲弄对象中出镜率最高的是宋国人，其次是郑国人，这在《韩非子》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说“宋人”和“郑人”，在先秦笑话中已经成为典型形象。
先秦诸子所遗下的著作，不管写作者目的如何不同，但大多是宣扬德行与智慧的。有人说哲学是“聪明学”，先秦诸子哲学都是张扬“聪明”和“德行”的，而且无不认为自己才最聪明（惟有孔子比较中庸，不过多地张扬自己），最有德行。要展示自己的聪明，必然要有“愚蠢”作为对立面，就要批评、敲打作者心目中的“愚人”、“庸人”。要彰显自己的德行，就要揭露败德的小人，而这些愚人、庸人、小人在诸子心目中就是宋国人。在韩非子心目还有郑国人。
2、被嘲笑的宋人
揭示宋人的愚蠢是从《列子》①一书开始的：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緼黂（麻絮的衣服），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列子·杨朱》）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易于满足的小人物，他们本来穷困不堪，却把自己短暂的舒适，看作是人间最大的享受，而且认为一切人都会这样看，所以他才会把晒太阳这类“享受”献给“吾君”。这说明由于阶级的隔阂，在上位者与下层人士是互不了解的，是这些才造成了笑话。作者似乎有些嘲笑宋国的“田夫”，可是后人用此典故时，往往把他作为忠爱国君的典范，不强调他“愚”的一面。或者认为“忠爱”本身就是带有“愚”的分子的。“忠爱”到极端的人物，在旁观者看来总觉得是有些“冒傻气”的。
《列子》中还有一些，如《天瑞篇》“向氏为盗”中的向氏想学齐人国氏致富，国氏善于开发天地之间的财产（盗天地），而向氏却偷盗邻人的财产“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凡事他能看得到、拿得到无不攫取搜罗，最后被抓了起来。“杨朱过宋”那位逆旅主人不知美丑，以丑为美等都是嘲笑宋人愚蠢的。后来的《孟子》中“揠苗助长”的主人公是“宋人”；《庄子》中那位想到“断发纹身”的越地（春秋战国时期浙闽一带还是“百越”的居所）去卖礼帽礼服梦想发财的也是“宋人”。《庄子》还有一个善于制作“不龟手之药”（使手不皴裂）的宋人，结果让别人用他的方子赢得大利。《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战国策》《淮南子》到汉代的《论衡》中都保留有嘲笑宋人蠢笨的笑话。诸子笔下的宋人颟顸，分不清事理，不知变通，办事的结局也多是自蹈霉运。
有时宋人表现出点小聪明、做出点出彩的事，但其背景也是愚蠢。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列子·说符》）
这则笑话中的“宋人”是不是有些机灵过头了。他道路上拣到一个遗失的借据②，人不知，鬼不觉地拿回家里，一数借据的齿数还不少，高兴得不能自抑，便偷偷告诉邻人说“这回我要发财了”！一个没名没姓的借据引得一场空欢喜。宋人的“巧”也多是“无用”的，例如有“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在酸枣刺尖上雕刻母猴；宋人还有用象牙雕刻楮叶者，三年而成，放在楮叶之中可以乱真。在当时就是令人发笑的技艺。列子还批评说，不要说三年，大自然中，一年只长一片树叶，那么树木会成为什么样子？！宋国的能工巧匠也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在讲到君臣关系时曾以宋国的善于酿酒的庄氏为例：
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外储说右上》）
庄氏的酒非常好，然而没有人买，直到酒变酸了也无人光顾。其原因在于他家养了一条其凶无比的恶狗，使人望而生畏。这位能造出美酒的庄氏却不善于把它卖出，让读者看到宋人在小事上的能干，也不能掩盖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蠢笨。
然而，今人读这些故事会有不同的的感受。这些笑话中的宋人不都是蠢货笨蛋。其中手巧能干者不少，有的发明了“不龟手”药，有的善于制作礼服礼帽，有的会微雕，有的长于牙雕，有的善于酿酒。诸子不表彰他们的长处，反而借其长，烘托其短，这显然对宋人有成见或偏见，是歧视心理在作怪。
有些笑话对某些宋人的德行提出指责。《庄子》中写到宋国使者曹商。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屨，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癰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这篇故事有些恶毒，但也是曹商咎由自取。他在宋国和秦国受到赏赐后自鸣得意，以轻薄的口吻说“住在穷街陋巷，贫困潦倒，编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这真是我难以做到的啊”！“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下子打动了万乘之主，受到一百辆名车宝马的赏赐，这是我一点小小的长处”！曹商不仅得了便宜卖乖，而且嘲笑庄周的无能，再者秦为虎狼之国，它只是法家和纵横家政治冒险的乐园，不是有自尊的士人的乐土（韩非子就死于秦）。曹商受秦王之赏和秦国本身的因素大约都是庄子或其后学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才有为秦王“舐痔”的讥讽。庄子本身就是宋国人（原籍蒙），对国人自然会有很深的了解。他不会认为本国人笨，但认为其中确有以献媚而获取利益的小人。这种品类之人，虽然哪国都有，但出于本国本土，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更令人痛恶。
3、为什么是宋人？
为什么笑话老是发生在宋人身上、并为各国士人津津乐道呢？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讲“宋人”的短长、喜欢以他们为嘲弄对象呢？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宋国是殷族后裔建立的，商亡之后，为了不绝其祀（战国以前，兴亡继绝是所有贵族应该遵守的原则），先立纣子武庚，武庚反，改立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号宋公，以奉殷祀。这就是宋国。其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宋国君常常自谦地说，宋国是“亡国之遗”，其实这也是事实。失败者是弱势者，强者嘲笑弱者，仿佛是一条铁律。未庄的人们嘲笑阿Q，阿Q嘲笑王胡、小D或小尼姑也是明证。
二、宋国封爵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国——鲁，连姜尚的封国——齐，也仅仅是“侯”爵。宋国封爵高，但国势很弱（墨子就讽刺楚国攻打宋国是百万富翁偷盗破落户），春秋时老打败仗。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宋国又嫉妒，又看不起，嘲笑可以化解因嫉妒而产生的痛苦。
三、宋国既然是殷人之后，其它各国统治者多是周族姬姓之后，周、殷两族文化差别很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③虽然，殷人受封于宋以后，政治制度上不会完全保持殷商那一套，一点变化没有，必然向周靠拢，但文化习俗上必然保留许多殷族的东西。孔子晚年做梦“奠于两楹之间”，说这是殷人习俗，自己是殷人之后，恐怕寿数不多了，可见当时殷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周人的习俗的。这就会令宋国四周许多姬姓诸侯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看不惯（如阿Q鄙薄城里人把“长凳”称之为“条凳”；煎大头鱼不放半寸长的葱叶，放“葱丝”等），被看作是异类。宋国人自然会受到周族人的嘲笑。殷族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可笑的，于是后代说到愚人闹的笑话，常以宋人为模特。
四、从西周进入春秋之世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政治力量重组，原有的贵族制度解体，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也逐渐消失。奇怪的是国力中下的宋国却还保留许多不适于竞争贵族的礼仪制度。如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不鼓不成列”（对方不排好队列，自己不进攻）“不杀二毛”（不杀年老的军人）等等做法就属于贵族战争的游戏规则，春秋时代已经不被理解，无怪毛泽东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左传》写到宋国与他国作战时，常常当作笑话来写，可见春秋时人对宋国统治者和殷族人的一些做法是抱嘲笑态度的。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国与郑国之战：
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狂狡輅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使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这个故事很像一篇诙谐小说。宋国上下都有点特殊性格，这是不是与殷族的民族性有关呢？郑国（郑国也不算强大）伐宋，由宋国华元为主帅出兵抵御。战争不利于宋。宋的一个将官狂狡积极迎战，但他看到一个郑人逃到井里，便把戟柄递给郑人，救他出井。不料郑人借此俘虏了狂狡。华元在两军大队人马对垒时也被俘虏了，他是因为在战前宴会上忘了给自己战车的驭手羊斟分羊肉。当两国交兵时，这个驭手说：“分羊肉时，你作主；现在打仗了，我作主。”于是把兵车驰进郑国军队。华元被俘。后来，宋国用100辆兵车。400匹战马赎回华元。赎金刚送了一半，华元趁机偷跑回来。到了宋国城外，他立在城门口报名而入。羊斟先跑了回来，华元见了他说：“不赖你，是你的马出了问题了吧？”羊斟回答：“是我故意的，不能怨马。”羊斟回答了华元，便跑到鲁国去了。宋国加固城墙，防备郑国再来入侵。华元主持这件事。一次，他在巡视工程时，筑城的民工唱起打夯歌：“瞪着大眼睛，腆着大肚子，败军之将挺神气！浓密的胡子长满腮，丢盔卸甲逃回来！”华元让自己副手回答：“牛儿全都长着皮，旷野的犀牛还很多，丢点盔甲算什么？”筑城工又唱：“纵然犀牛都有皮，您到哪里找油漆？”华元对副手说：“他们人多，我们说不过他们，赶紧走吧！”这是宋国战史的记录，也是宋人性格的展现。狂狡这个人勇敢善良，但不宜于做将帅。华元也是如此，他有贵族的全部的教养，勇敢，遵守制度，有礼貌，宽容，总是给留人有余地……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打败仗，成了“弃甲归来”的败军之将，因此，那些好的品质都成了笑料，上上下下，包括《左传》的作者都不原谅他。战胜对方几乎成了当时唯一的价值，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后世人们常常说的“成王败寇”。其实从这时就开始了。这种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在以胜利为惟一规则的时代，当然会被人们视为蠢货。
宋人被嘲笑是与他的国家密切相关的。
4、还有一个“郑人”
法家理论，苛酷寡恩，韩非子爱讲笑话，其中许多笑话给读者的感觉是阴冷的，但他讲到郑人时有点例外，郑人的故事往往是使他开心的笑话，他的开心使整个笑话的氛围也开朗起来。我们读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写到这些时很开心，下笔很放松，有点肆无忌惮地嘲笑他们，不必有什么顾虑。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
古往今来许多争论与此相似，永远不会有结果，谁最有耐力，能说到最后，就是胜利者。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外储说左上》）
黑格尔哲学中讲“异化”，当“异化”出“度”来时候，郑人只相信这个“度”，而不相信本我了。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说林下》）
人有亲疏，人们所表达的意见不应该有亲疏。实际上在有权者听别人说话时首先是想像言者的动机，推度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当然推测的结果是由言者与听者关系的远近决定的，话的内容反而是第二位的了。常言告诉人们不要交浅言深就是这个意思。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毁新，令如故袴。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以上《外储说左上》）
这几个笑话中出现的郑人都是可笑的。他们有的贪生怕死，听说敌人来了，还没有交手，他先吓死了。大约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恐惧劲头过去了，他又活了过来，仿佛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他们愚昧，还很教条主义，“宁信度，无自信”；比照旧裤子做新裤子，就要在新裤子上挖个洞，做到百分之百相同。这个“卜子之妻”是有些缺心眼，不仅给丈夫的新裤子上挖洞，买活鳖竟把它放到河里饮水，让它白白跑掉。郑人夸夸其谈，好说大话。一个说与“尧同年”，一个说与“黄帝之兄同年”。他们的愚昧还表现在不相信别人，自己不认识“车轭”，别人好心地告诉他，他还认为别人欺骗他，非要跟人家动手。同样的话，儿子的告诫，他就相信；别人的告诫，他认为是试探。东西丢了以后，这位郑人还“智其子而疑其邻”。这些形形色色的郑人，在韩非的笔下都是很可笑的。为什么都是“郑人”？韩非是不是有些地域歧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韩国的贵族，而郑国是被韩国消灭的。三家分晋，魏、赵都各有辉煌时期，战国七雄中的秦自不必说，齐、楚、燕也都各自强盛过，惟有韩国，除了建立之初（前375年）灭郑国以外，真是乏善可陈。于是灭郑成为韩国人永恒的光辉的记忆。韩国灭郑后，把国都迁徙到郑（现在河南的郑州），韩国贵族们每天面对的都是“郑人”，为了回忆自己的曾经的光辉，这些郑人就成为他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这也说明尽管到了韩非时代（前280？—前233？），韩国已经以郑为都城100多年了，韩国人与原有的郑人都经历三四代了，按说两国的人民应该磨合得差不太多了，然而从韩非大量关于郑人的笑话来看，韩郑两国人的关系还没有摆平，这是因为韩国贵族对郑人的歧视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在叙说郑人的笑话时才使读者感到他很开心。其实不久之后，韩国人民也面临着与郑人同样的命运，做了秦人的亡国奴。
5、不亵不笑
所谓“亵”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黄”，现今人们为泛滥的“黄段子”所苦，古代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说黄段子。明代的陈良谟在《笑政》说到笑话“十忌”中就有“涉阃政”一条，反对拿闺中的男女之事取笑，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中。然而自古以来拿着类事情开玩笑的也真不少，到了明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娱乐业繁荣，而“娱乐”中说一些黄色笑话也成为一种时尚。当遭到反对时他们便拿“不亵不笑”为挡箭牌。
《金瓶梅》第六十七回温秀才说：“自古言‘不裘不笑’。”传统笑话中明代以前涉及到两性内容的不多，民间有一些，人们称之为“荤笑话”。文人士大夫的荤笑话相对“文雅一些”唐代《中兴间气集》记女道士李季兰与诗人刘长卿互相嘲谑事，言季兰
尝与诸贤集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
“阴重之疾”即疝气。如果将这个故事译成白话，必涉猥亵，然而李、刘二人互相讥消，反应敏捷，两人俱用陶渊明诗的成句，语意双关，十分巧妙。他们的机智给人们带来了欢笑。其它如《聊斋志异》等一些文言短篇小说中在描写两性关系时大量运用典故、比喻隐语，往往十分巧妙，虽亵而不流于秽，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和会心的笑。明代这种笑话为市井细民所酷好，即便是文人士大夫也未能免俗。应该承认这类引人发笑的幽默文字与专为嫖客服务取笑的下流笑话以及反映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荤笑话”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在评价传统笑话时不要把凡是涉及两性内容的就认为是“淫滥”而全部驱逐出这个领域，关键还是由作者对这类题材作品的态度而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写两性的笑话才能给人们带来愉悦、才可笑（外国笑话中这类作品也很多）；也不必对此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不许人们去接触它、研究它。
注释：
①《列子》被认为是伪书，但有些著作（如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认为不伪。
②当时还没有纸，账条是竹木制成，一剖两爿，结合部刻有锯齿，这一方面是表明借钱多少，以齿数为记，另一方面，也可以准确地认出另一爿。
③《观堂集林》卷10。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