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相信的是平等自由的逻辑，不是推崇自由的洋权威、土权威。不能因为节约思考费用而迷信权威，迷信权威是丧失自由的开始，消除迷信的第一步是让具体逻辑而不是让既定观念主导思维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是“新自由主义大师”、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1899-1992）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感觉的秩序》（1952）、《自由秩序原理》（1960）、《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1976、1979）等主要著作之后的成熟之作。但不管《致命的自负》是谁写的，我们都可以独立地批评它。
《致命的自负》是一部批判“理性社会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的成功之作，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成就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它在学术理论上却是非常失败的。本文针对的是《致命的自负》中的具体逻辑，采用的是一种直接面对文本的方法，反对“明明书里这么说，却旁顾左右找其他解释”的企图。本文的目的是让逻辑在白纸黑字中说话，不是让意识形态在逻辑之外说话。本文的引语来自冯克利等翻译的《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的版本，核对用的英文版是“Routledge1988年版”。本文的小标题包含了原书导论和9个章节的对应标题。
1，哈耶克的三大错误（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哈耶克“论证的要点是，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人为一方，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够产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这种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用的数量。”（第2页）
哈耶克明确认为，争论的“不单纯是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知识”和“事实方面的错误”，即“公有制和指令经济”优于“竞争市场和自发道德”的信念产生于一种知识事实而不是权力利益的错误。1930年前后，在米塞斯、哈耶克与泰勒、兰格、勒纳之间，曾经发生一场关于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辩论。所以，哈耶克的目的是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深化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主张“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理性计划思维。
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事实错误”，但是，哈耶克在起点上却犯了一个更严重的“事实错误”。这个事实是：计划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结果，计划经济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哈耶克认为问题“不单纯是涉及到利益或价值”，而是“知识和事实错误”，可问题的本质，恰恰就是政治控制的“利益之争”而不是知识事实的“真理之争”。与哈耶克辩论的计划经济理论，本身根本就不是一种事实认识，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主观愿望，它本身就是极权主义言论控制的结果。关于计划经济的辩论，本身也是利益价值的“话语冲突”而不是真理认识的“知识冲突”，话语权是最大的政治权。另外，市场经济存在周期危机也无法说明计划经济有可能正确。计划经济只有在极权控制的基础上才可能施行，没有极权控制，任何理性设计观念都不可能导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要害是计划价格机制取代市场价格机制，西方国家某些历史时期的国有化，其背景依然是市场价格机制，而国有化本身显然也已经包含了极权主义的因素。如果一定要说各种经济计划有程度上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的背后也是专制权力的程度差别，不是理性设计观念的程度差别。
但更重要的是，推行“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极权主义，并不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而是特定专制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社会主义思潮也许是法国笛卡尔理性建构主义的一种结果，但推行“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极权主义却是政治强人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尸，来还专制文化传统的魂的结果；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一些文化中会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有市场。把“利益之争”转换成“真理之争”，这是哈耶克在用学者的思路去套政客的思路，这是一种学者中常见的“自发的扩展移情”。
知识分子夸大具体理论观念力量、忽视背景文化力量是一种通病，哈耶克的这个不能免于通病的错误认识其实也早就存在。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就认为，反效率和反自由的计划经济观念，会不可避免地迈向专制极权。用他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7页）。可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极权政治只是在自己的专制文化传统中，通过借助社会主义观念来实现自己；不是一般的观念不对现实起作用，而是具体的专制文化观念在对现实起作用。
哈耶克谈一般的文化进化，可他忽视的恰恰是具体的专制文化的进化，“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极权主义正是专制文化的一种进化结果。另外，“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社会主义。西方民主中的福利国家和政府管制，其基础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公有制和指令经济”。哈耶克当然可以担忧西方民主中的福利国家和政府管制会摧毁自由，但是，西方民主中的福利国家和政府管制服从的不是理性设计的逻辑，而是“选票最大化”和“利益短期化”的逻辑，问题依然是政治权力的“利益之争”而不是知识事实的“真理之争”。在最彻底的逻辑里，真理也只是一种精神利益。问题主要不是谁对，而是要服从谁。拿“建构论理性主义”而不是拿“博弈论现实主义”去分析“计划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是哈耶克在基本政治认识上的一种严重判断错误。
哈耶克关于“理性设计而不是权力利益”的政治认识错误导致了另外两个错误：一是把人类理性设计从“自发的扩展秩序”中完全排除，从而把“建构论理性主义”与“自发的扩展秩序”对立起来；二是主要从有限理性、人类合作而不是从利益价值、人类冲突，去理解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演化。《致命的自负》全书的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本书所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第1页）
概括起来说，《致命的自负》的全部荒谬，就是用“自发秩序可以完全排斥理性设计”和“自发秩序主要是知识信息过程而不是利益博弈过程”这两个更大的错误，去论证“理性设计导致极权政治”这个大错误。下面将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人类的荒唐之处在于，哈耶克的价值观点是“为反对极权政治而反对社会主义理性建构”，由于价值观正确，所以即便《致命的自负》和《通往奴役之路》再怎么错，在其基本逻辑错误被揭示之前，哈耶克也早就已经获得了公众的欢呼和“诺贝尔奖”的肯定。逻辑辩论对理性的要求太高，人类为了价值又可以放弃逻辑，这两个事实，鼓励了从“正确价值”出发去曲解人类历史现实的反逻辑学术（本文写成时的2013年，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类似例子是吴稼祥的《公天下》一书）。只是，哈耶克在轻而易举地迎合了公众的价值观的同时，等于也附带伤害地把公众和“诺贝尔奖”评委确认成“无逻辑头脑的猪”，并把认识社会现实的理论引向混乱。
崇尚自由不是问题，但崇拜用错误的方式论证自由的哈耶克就是大问题；不能因为热爱自由，我们就去崇拜一个用错误逻辑论证自由的人。可是，这种价值利益压倒理性认识的“崇拜狂热”也反过来再次表明，哈耶克用理性设计去推导社会主义和极权政治的思路是错误的，计划的疯狂同崇拜的疯狂一样是由于价值利益而不是理性认识；在“崇拜狂热”中理性认识可以被价值利益所牺牲，在计划经济中理性认识可以被价值利益所收买。我们可以批评出于价值利益而不顾理性认识的人类疯狂，但我们不能象哈耶克那样不从价值利益去分析人类疯狂。人类的理性局限表现于容易因价值利益而疯狂，不是表现于因计划设计而专制。专制导致计划而不是相反。
哈耶克失算的地方是，能证明其逻辑有误的观点，既不需要同时反对他的自由价值观，也不需要同时反对他关于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认识。本文的以下分析不是为了争论价值和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还原人类社会的实际逻辑。哈耶克把主义隐含于问题之中，把愿望隐含于认识之中，本文则希望还原问题和认识的本来面目。（待续）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