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刚在网上看到一个“海外学者”联名声援汪晖教授的公开信，我一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询问了两位平时在美国教书的友人，得知这确实是真的，他们都收到了这封要求联名要求清华大学校方支持汪晖的邮件，不过真正签名的只是在西方的“新左派”阵营中的少数。

    这封信中将这段时间以来，对于汪晖抄袭事件的质疑称作“有组织的媒体攻击”，定性“一场媒体化的狂乱”。并把对汪晖的质疑等同为对整个学术体的质疑：“在极端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时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我们许多人都见证了不少媒体的攻击，这些攻击的共同特征，是对学术研究的轻蔑以及对大学学术如何使日常生活更加丰富的不理解，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的社会生活避而不谈。”声称质疑汪晖，就是对学术研究的轻蔑，这种文风和逻辑，就好象当年你只要质疑一个生产队长，就可以定性为“向党进攻”。

    网上还流传一封据说是李猛写给《南方周末》编辑的信，其关键句是：“媒体以这样的‘酷吏’作风行事，算得上公正吗？”连一贯拥护文革，提倡打倒精英的乌有之乡网站都把对汪晖的质疑，称为“媒体暴力”。

    汪晖和他的哥们儿们在这次抄袭事件中的态度，证明了他们没有最起码的学者的真诚，以往我曾经向学界提议，对于一些在中国为文革、大跃进和反右辩护的人，不该被当做左派，他们某些方面的立场其实并不左，左只是他们的包装而已，他们应该被称作特定称谓的“中国新左派”，现在看来称他们是派都是抬举他们，应该称他们为团伙（Chinese new-leftist gang）才准确。

    而眼下，显然已经到了一个时候，理清楚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叫做媒体暴力？

    德国学者卢曼有一本书叫《信任》，讲对于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维系这个社会的纽带就是信任。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相对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大家还是都不怀疑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因为人们对于无力学科的学术规范有一种信任，既然物理学界的人对推崇爱因斯坦，那么他一定在这个领域很了不起；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在半夜的路上拦你的车，你通常都会配合，你并不了解这个人的品格，但你对警察队伍还怀有一种基本信任；一个厂家的奶粉卖150元一罐，其实你没有亲眼看到这罐奶粉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可你还是愿意掏钱，因为你对这个品牌怀有信赖。

    而媒体就是维护这种信任体系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媒体的不断质疑，不知疲倦的找麻烦，甚至从鸡蛋里挑骨头。这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才知道我们可以相信什么？什么经得起质疑，什么才值得信赖。

    这种质疑什么情况下能被称作是“媒体暴力”呢？那就是，只准你质疑，却不允许别人来回答，自说自话的批判。最典型的就是在文革中的“大批判”，被批判者不能自我辩解，否则就要“砸烂狗头”，道理讲得过你，就和你讲道理，讲不过你，就对你实行专政，让你闭嘴，再不闭嘴，就割你喉咙。汪晖教授和他的学术团伙对文革一直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想必对此是非常熟悉的，自然应该对什么叫媒体暴力有充分的理解，这次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现在的媒体暴力确实非常普遍，比如一个矿难发生，某些报纸只许被营救矿工说“首先要感谢政府”，不允许揭露问题，电视台光拍农民数钱，不拍农民上访，这就是一种媒体暴力。

    但这次从王彬彬教授开始对汪晖的质疑，之所以被媒体越来越关注。根本原因是汪晖本人，竟然拒绝回应，一副你能拿我怎么着的态度，“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对于抄袭这样一个关乎职业道德的严肃指控，被指控者无论如何都应该作出回应，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要么认错检讨，要么自证清白。在这种情况下，是汪晖自己的姿态，把对自己的抄袭指控推卸给整个学术界，使整个学术共同体面临信任危机。

    如果是汪晖写了一份关于抄袭的自我辩解，投给南方媒体的编辑，那些编辑拒不发表，汪晖把自辩材料发到网上，结果被“有关部门”勒令删贴，令汪晖无处说话，那样，确实可以说是汪晖遭遇了有组织的媒体暴力。

    可眼下媒体对汪晖的追问，恰恰是体现了媒体的公共责任，媒体的追问，代表着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编辑记者们固然不是鲁迅研究专家，也不是清华大学教授，但他们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把汪晖抄袭事件的追问视为“媒体暴力”，那么水门事件中的华盛顿邮报的穷追不舍是在对尼克松总统施加媒体暴力；孙志刚案中的南方都市报，是在对广州公安局施加媒体暴力；三聚氰胺案中，东方早报是在对三鹿集团实施媒体暴力。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