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博渊
人们高呼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好多年了，出发点似乎不尽相同。渐渐地，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一个疑问：传统文化是干什么使的，是玩的还是用的？
读了刘梦溪先生去年6月17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一文之后，这个疑问更加清晰了。
马一浮这个名字，我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见到过，知道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的书却没有读过。毕竟是隔行如隔山，有许多学问，如果与自己的饭碗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无暇顾及了。刘梦溪是何许人，我居然也不知道。从他的文章看，显然是当代儒学界中的佼佼者。他在文章中说，马一浮的学问很深，“当时在复性书院听他课的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连资质最好的几位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地懂他”。而刘本人自然是懂了，否则不会有上述这篇文章。以此推测，刘梦溪先生的儒学造诣一定了得。作为一个门外的普通读者，我对于儒学只是看见一个轮廓，对它的深奥理论不敢说三道四，只能以常人的眼光和思维说一点常人的理解。
刘先生说，学问家中极少数人能担当得起高人的称号，熊十力和梁漱溟都不是，而马一浮“的的确确是高人”。据他说，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点杂，而且还有“理障”；梁先生则“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他还说，现代学者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只讲“证据”，不讲“证悟”，不能“达之于道”。明确反对西方为谋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奉行的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可见刘先生心目中真正的学问是悟道，是偏重于内心的，似乎与心学比较近。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自明代开始由盛转衰，当时据统治地位的、专门研究心性的理学要负重要责任。所以，明末出现了一批清醒的学者，主张搞学问要有助于国家社会，提倡经世致用。他们嘲笑理学家们是一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废物篓子。但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抛弃了专门谈心性神学的经院哲学，转而研究实用的学问，科学研究蔚然成风，才有了后来的崛起，对于我们来说，也才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有人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提它干嘛，现在谁还会打上门来？不然。全球化时代的本质是全球合作加全球竞争。当今世界是一个列国纷争的时代，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优胜劣汰的挑战比任何时候都现实。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毕竟还没有大同，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本单位的强弱、贫富、盛衰关乎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不要听西方人谴责民族主义，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奉行民族主义，都在谋求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美国人在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当自由贸易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不是民族主义又是什么呢？现在，国人都在期盼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什么？不仅仅是光荣、解气，其中有重大利益在。常在国门外走动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崛起意味着在世界上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意味着国家的竞争力，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意味着我们这个核算单位的财富，也自然意味着中国人的幸福、体面和尊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调动一切因素为崛起这个民族目标服务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且不说国家的竞争力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果不迅速壮大起来，连固有的利益都可能丢掉。新疆有分裂势力，西藏有分裂势力，台湾也有分裂势力。此外，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都觊觎着我国南海一部分领土。在所有这些势力的背后，都有美国和欧洲大国的影子。印度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和中国较劲，背后也是利益争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这些合法利益能保住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袖手谈心性”呢？
为我们这个核算单位的利益计，弘扬传统文化应该为现代化服务，为民族振兴服务。传统文化应该是用的，不是玩的。服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造我们的文化，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另一个是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增强软势力。其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物质利益。
如何创造一种能为民族崛起提供精神支撑作用的新文化，是一个目前还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文化战略，许多行为都是盲目的。这么多人在弘扬国学，却少有人指出如何对待其中的糟粕。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应该是弘扬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古代文化，不管它属于哪门哪派。季羡林先生晚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刘梦溪先生对此不屑一顾。他连“中国学”都反对，只偏爱“小国学”。他十分赞赏马一浮的主张，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据他说六艺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刘先生看来是现代的董仲舒，在那里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退休以后，我读了一些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只是一个门外汉透过窗户往里窥视，多少弥补一点自己知识的不足部分罢了。但外行有时候可能有外行的优势，就是“旁观者清”。
我总的印象，儒学是强调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主张修身，谁要想服务于社会就必须首先修身，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的很多理论和论说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一直到后来与禅宗合流，专门在“心”上下功夫。这对于提高人的道德素养有一定好处，但不能单枪匹马地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类学确信，人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天使一个魔鬼，一个人性一个动物性，而不是如孟子所说只有一个良知。光靠发掘“良知良能”和“明心见性”一类“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心理调节不可能除掉人的，特别是当权者头脑里的魔鬼或动物性，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没有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是历朝历代官员腐败的根源，许多贪官是伪道学，说一套，做一套，居然如鱼得水。不以“修身为本”的帝王比比皆是，百姓奈何不了他们。西方人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教育不是万能的，所以他们提出了契约论。他们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不是一家的私产，人民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的当政者，好比董事们将管理权交给总经理。但当政者不能为所欲为，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你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罢免你，另找别人，就好比董事会决定另找总经理一样。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基督教仍然受到尊重，提倡“爱人如己”之类，所以他们比较注意尊重他人的利益和尊严，慈善事业也比较发达。教育和制度两相配合，他们的社会就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守规矩，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常有，但不那么普遍，出现了也能比较快地发现和处理，没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西方比儒家高明。[NextPage]
还有平等意识，儒学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儒学不提倡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等级差别，强调承认差别，尊重差别，“礼”就起着规范各等级行为的作用。儒学的“仁”也不是泛爱，不是兼爱，而是“爱有差等”的，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所谓“亲亲”。饱读诗书的施蛰存先生晚年发表文章，说终于明白儒学的核心是仁和义，“仁”是要求统治者善待百姓，“义”是要求百姓听君主的话，如此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他是这样说的：“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二曰义。仁是对统治阶级说的。他劝告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苦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就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喻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成为暴乱，成为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了这一个宜的限度，就是犯上作乱，大不宜了。”我相信这位老先生的分析。这样的学说是否适应现代社会呢？恐怕不行。老板再好，总不如自己做老板吧？现在人们热烈赞美民本主义这个传统文化。民本主义比不顾百姓死活当然要好得多，可是无法与民主主义相比。现代社会需要现代文化。所谓现代文化，人人平等应该是一个重要内容。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思想，也谈不上民主。我常常想，“文革”的灾难，现在看来太荒唐，可当年几乎是人人认真的，而且是异乎寻常地认真。不能全部归罪于“四人帮”，也不能全部归罪于毛泽东，千千万万近乎狂热的人民就没有一点责任？传统文化就没有一点责任？倘若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能独立思考，有独立表达的机制，事情会发展到如此狂暴的地步吗？还有当今的腐败，如果人人都有平等意识，对于各级领导不是像宠物猫一样驯服温顺，腐败分子有这么大胆量吗？“一把手”能实行“一言堂”吗？用钱能“一枝笔”吗？不在一个等级上，哪里敢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乡政府的科级干部，甚至一个村委会主任，在群众面前就像皇帝一样气派，一付君临天下的气概。周围的人也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他们转，胁肩谄笑，吹喇叭抬轿子，鞍前马后，唯恐落后。一旦他们出事了，或者退居二线了，或者退休了，人们的脸立刻就变了，非常之快，他们又急急忙忙地去捧新星了。有时候，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太没有架子，不说官话，下级就会不尊重他，官场油子会一撇嘴说：“这人根本就没有那个素质”。在他们看来，“官者，治人者也”，当官就要有个当官的样儿。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作家王跃文的文章，说当领导光临的时候，别人都站起来，他没有，最后也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觉得特别尴尬。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分流”了。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曲礼》明明说了，当长者、官员和家里死了人的人在前面走过，必须站起来，等这三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人走过之后才能坐下，反之，若从他们面前走过，必须低着头急步走过，以示尊重。对其它两类人是应该的，为什么对当官的也要这样呢？他是他娘怀孕24个月生的？但儒家在维护等级制和等级观念方面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且规定得何等细啊！
在这方面，儒学不如佛教。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佛祖没有正面对抗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却明确提出“百川入海，同一咸味；四姓出家，同为释氏”。佛教认为“大地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金刚经》里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谓“无我相”就是人我平等，所谓“无人相”就是一切“有情”即动物一律平等，所谓“无众生相”就是人与自然万物一律平等。这种彻底的平等观不仅优于儒学，放到世界舞台上也是超前的，它可以直接引导出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趣的很，在这方面，不懂佛学的美国人却在实践了，可见佛家这个理论的超前性。他们的奥巴马总统当着电视镜头拍死了一只蚊子，就有人提出批评，并建议总统用一种捕蚊器，将蚊子捉住，然后放到屋外去。大国学把佛学包括进国学有什么不好啊？当然，佛学里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应该抛弃，它们不过是一种包装，重要的是内容。
除了佛家，在这方面墨家也比儒家进步。墨家主张“交相利，兼相爱”。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设计，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墨家理论还可以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推向国际。墨子说：“大夫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具此而已矣。”我们可以说，当今世界“之乱，具此而已矣。”墨子提倡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主张国际合作，争取双赢和多赢。这么好的思想，为什么要抛弃，将它排除在国学之外呢？
此外，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也一定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有益于现代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排斥在外？
当然，对待佛学也好，墨学也好，应该和对待儒学以及一切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要加以筛选，有用的留下，无用的放在一边。这样地弘扬传统文化，才能达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才有利于关乎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福祉的振兴大业。
我这样主张，不是反对少数专家关起门来钻故纸堆研究学问。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一把火烧掉，总要有人研究，研究得好，研究得深，也是有意义的，也受人尊重，如马一浮。在一个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也应该允许公民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刘梦溪先生酷爱六艺，这是很雅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不能将自己的爱好全民化。比如你喜欢吃红烧肉，这是你的自由，你不能要求全国人民的饭桌上天天只有一碗红烧肉。刘梦溪先生恰恰在将个人爱好推广给全社会。他说几年前就发表文章主张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注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这种主张如果得以实行，恐怕不是中华民族之福。
中华民族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打破国界的，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有用的文化元素的杂交型文化。这是指制度和价值观层面上的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应该有利于器物层面上的文化，即生产力的大发展，快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与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弘扬密切相关。这里有两层意思。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方面，兼收并蓄的杂交文化往往表现出更加强大的活力，而近亲繁殖的文化，也就是新儒家们所爱不释手的纯而又纯的传统文化如六经之类，则往往缺乏生命力，最后只能导致民族的式微，明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六经这根苗上生发出来的庞大无比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来其著作堆山塞海，汗牛充栋，并没有挡住中华民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由于民族的羸弱，自1840年以来，我们的祖宗不知道有多少人吃尽了苦头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会赞成现代儒家们的主张吗？所以，我明确反对独尊儒术的小国学，而拥护大国学的主张。[NextPage]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同时，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说明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清醒的。
第二层意思是如何才能真正弘扬传统文化。我的看法是，强势文化的背后，无不有强势经济作后盾。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其文化才有吸引力，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开来。太平洋里的瑙鲁，非洲的斯威士兰，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文化？知道他们的领导人说了些什么？30年前，世界上有多少人关注中国文化？现在又有多少人在学习汉语？以中国文化符号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这在30年前谁敢想象？所以，即使从弘扬国学角度考虑，也不能谴责文化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
国学热是对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集中涌入的一种反弹，其情形与20世纪初一样。一些人怀着爱国主义情怀，产生了危机感，发誓要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祖宗创造的文化。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值得尊敬。问题是，其中似乎也有一些人失去了之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目标，抱着玩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好像古董家对待一级国宝一样，反复把玩。
玩本身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在宋代达到了极致。宋代皇帝们偃武修文，对外屈辱求和，关起门来过日子。有宋一代，319年，倒有260多年向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纳贡称臣。和平和稳定的小环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也养成了举国上下一起玩的坏习惯。宋徽宗本人就是一个大玩家，他书法好，画也好，做了俘虏，被金人押送到东北的途中还惦记着他的蛐蛐。南渡以后还是玩，都城临安青楼曲栏林立。风气所及，儒学也被玩了，而且越玩越精致，理学恐怕就是这么产生的。理学的勃兴与国家疆土的日益缩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积弱在这时候就种下了种子。到了明代，明显地走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差距也就逐渐拉大了。历史也是国学。现在的国学家们不可忘记这段历史。
我深知，一个一辈子关注国际风云的人，和一个专门研究儒家文化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视野，也有不同的敏感点和爱好，因此会有不同的观念和意见。我的意见很可能有点刺耳，而且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我坚信，身处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全球视野，将中国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考察，将中国当作世界的一部分来考察，并以此来考察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主张是否有益，起码要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绝不能死守在自家小小的四合院里，沉湎于一家一门的学术，潜心地求得“证悟”。
（实习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