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岳

    ●他们的非草根化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富过二代，如果他们过于谋利则他们的谋利成本昂贵，他们如果无所作为他们就成了奢侈的社会盲肠。

    清代末年的状元公张謇先生经商一生，所积财富累计百万两，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平常的生活非常俭朴，没有客人来鲜少杀鸡杀鸭。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前往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客票，他说：“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我有一些朋友因为升了官，就只在他的高官圈待着，忙忙碌碌直到有一天下台或者倒霉的时候才能被一般人重新看见。有一些朋友，生意做大了，就只在投资圈或者富人圈待着，直到有一天生意完蛋变成常人的时候才能被一般人重新看见。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有了点家世，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际学校、贵族学校，甚至平时也让孩子在富孩子的圈里待着，直到他们证明自己是败家子为止。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社会精英起于草根，他们人生打拼的方式就是脱离草根，进入精英，然后与草根隔绝——这决定了他们是草根的敌人或者对手，并最终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为草根所埋葬的坟墓。我一直对于草根中的有出息者希望自己远离草根，甚至泯灭自己身上的草根特性的强烈愿望感到悲哀，因为那原是他们相较于非草根出身者的优势。

　　在草根中蕴含着进入精英阶层并取而代之的巨大资源与潜力，人们对待草根的方式，决定了自己到底是在草根中吸取能量，还是成为草根斗争的对象。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空间很大是一方面，社会矛盾尖锐是另外一方面，缺乏社会关系经验与情商者很难真正在这个社会持续发展。我要说的是，当那些草根创业群体成为财富精英以后，从他们把自己锁定为精英群体之时起，他们在情感上与草根远离，在社会关系上与草根疏离，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与草根隔绝，不知不觉就成了自成一国的人，孕育出不同于草根的思维、心态与行动模式，而慢慢沉湎到与草根的情感与世界观对立的阶层里去了。

　　我曾经说过，富二代其实并不比平二代与穷二代更差，他们与后者中的平常人、超常者或者说庸人、差劲者的比重既不更大也不更小，人们只是把仇富心理转移成了仇富二代心理，而富二代很以富二代自居的样子与心态更加剧了他们在公众中注定的孤立。富二代如果像社会草根人群一样，经历一个自然的社会过滤过程，也许更好；但作为独生代的富二代，从一开始就被在社会过滤中诞生的富一代安排在贵族化的成长圈子、商业化地购买来的社会荣誉中发展，并放在组织领导候选人而非所有者红利分享人的位置上。薄弱的草根感情、大半属于庸人型的领导职位决定了他们缺少驾驭人群与进行关键决断的能力。即使富二代中的一些优秀者，在一开始就已经在富一代设定的圈子中陷入迷思。和富一代相比，他们会有更多的管理障碍与社会关系冲突，更缺少脱离社会险境的能力与机会。他们在富二代圈子中的亲结亲不能改良他们的文化性质，他们中一些悲天悯人但非发自肺腑的“公益行为”并不能增加他们的社会道义地位——因为是他们的非草根化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富过二代，如果他们过于谋利则他们的谋利成本昂贵，他们如果无所作为他们就成了奢侈的社会盲肠。

　　我从吴晓波兄的《跌荡一百年》里读到，民国初年有一位家世显耀的企业家聂云台先生，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曾与黄炎培先生一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写过一本十页的小册子《大粪主义》，大意是：旧时中国有对中毒者灌大粪解毒的做法，他认为当世有四种毛病：骄慢、体面、娇懒、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就一切化为乌有了——在教坛上，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去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级官员，每天早上去指定的地点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聂云台先生说的道理是极端了点，但他接近草根的意识却很明晰。我们今天的精英，太多用金玉之法来对待自己与孩子的了，而肯用大粪之法的实在不够多——大粪也许可能成就金玉，而如果仅仅是金玉恰恰可能造就大粪一堆呢。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