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洪斌

    老弄潮儿：梁启超的思想性格
　
    当梁实秋还在清华念书时，听过大师梁启超的一次演讲，当时的情形，一直牢牢镌刻在他的脑海深处：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然后，开讲中国古代韵文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特色，说到兴奋处，不禁手舞足蹈，在场的听众，包括梁实秋在内，也都随之如痴如醉。
　
    梁实秋对梁启超的深刻印象，在当时的青年才俊中绝非孤例。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一直活跃在中国近代思想舞台的中心，对晚清民初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变迁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他那颇具魔力的生花妙笔，曾经打动和征服了几代中国人，尤其对于五四一代的新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位不是吮吸其思想养分而成长起来的。但是，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学术见解常随环境、时代而变，其师康有为乃以流质易变加以规劝，同时代学人对此亦啧有烦言，而梁启超却依然故我，并高调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与昔日之梁启超战斗。若对梁启超思想性格做一分析，其驳杂善变的思想面貌似亦不难理解。

    趣味主义者

    实则梁启超对自己的个性，颇有自知之明。他坦率地告诉公众，自己对新知有强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锐而浅尝辄止，趣味驳杂而多疏。还用过一个比方，说自己读书治学素秉趣味至上之原则，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更有趣味的，是他留给儿女们的一副自画像：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随心所欲地做事，一般被看作缺点，就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然而，梁启超对自己的天性没有一味自责，相反还带有很大的自得。

    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清末从事维新变法起，梁启超始终沉浸于引领时代思想的激越和亢奋之中，世人的期许，个人的设计，两者交互推动，驱使其永不甘寂寞，不断捕捉新知、投身新潮。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自诩新思想界之陈涉，但其抱负实不止于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此言张扬而自信，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野心。自然，梁启超的终极人生理想，并非做有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专业知识分子，而是想跻于王阳明、顾炎武等大儒的行列：但开风气不为师。易以今语，则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

    学术与政治之纠葛

    学者每惋惜梁氏陷于污浊之政坛，不能专心致志从事学术创造。陈寅恪则对其志业具了解之同情，持论允当。陈氏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长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在儒家思想中，学术并非像西方一样，是一种知识的学问，而是一种行动的学问。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提升个人道德，并进而推己及人，促进社会道德、政治的和谐，便无价值可言。梁启超晚年说过，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最后归结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到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因此，站在儒学境界中，学术与政治本是一件东西。所谓通儒，就是将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打通一片。

    从1916年始，梁启超几度宣示脱离政坛。1920年开始其讲学生活，似与政治渐行渐远，也曾忏悔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然而，终其一生，对政治从未忘怀，也未彻底脱离。晚年专注讲学，用意不全在造就几个读书种子，实是效法宋明大儒，培育学行俱佳的门徒，造就未来能影响社会政治与思想的一股势力。事实上，梁氏虽然设帐清华，外界却一直以研究系党魁视之，而划入研究系的要角，如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无不与梁氏暗通消息。当大革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时，由于对国、共两党政见深为不满，梁启超已在酝酿重出政坛，只是因病重而未果。梁启超讲学的深层旨趣，借用钱穆的话说：便是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中西文化之选择

    趣味至上的人生态度，定位于通儒的人生理想，游走于学政之间的人生轨迹，这些因素又和梁启超的文化选择相互牵引，加深了思想变动的复杂性。像他这样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们本身继承的文化传统对其吸纳西学的深刻影响。

    美国学者张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如果不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便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应。早在梁启超系统接受西学之前，他已承受了晚清思想界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的薰陶，这些传统思想元素，在西学的关照下，或者被排斥，或者被改造，或者相互融合。这个过程实际不是单向的，西学思想元素也同时经受中学的检验，或排斥，或接纳，或相互融合。

    此外，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兴起了一股反思近代文明弊端的思潮，延续至今，便成为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传统。上述因素就加剧了文化选择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思想背景下，梁氏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常随时代风潮而波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中西学在他身上的碰撞、交融，并非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样简单，反而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说梁启超流质易变，流质恰是其思想性格的譬喻，不当狭隘地认为是个人品性的缺陷。每读他《自励》第二首，总是忍不住在心里说：大丈夫当如此也。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