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东

    最近，中央电视台改版，《实话实说》因为收视率大不如前，将彻底告别荧屏。

    据说是话题性和关注度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其实，电视上不是没有话题可说，而是失去了讨论真问题的空间。《实话实说》刚出台时，杨东平、郑也夫等学者参与策划，把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拿到节目里讨论。中国社会已经走向多元，人们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也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看法。让不同的观点各自表达，形成碰撞，思考的乐趣就在其间。一时间，《实话实说》收视率飙升，主持人崔永元也因此火了一把。后来，那些能够引发激烈争议的选题受到限制，节目变成一碗温吞水，争辩没有了，思考的乐趣也没有了，收视率当然谈不上了。所以，《实话实说》不是寿终正寝，只是抑郁而终。

    当然，电视节目品质的下滑，不能归咎于电视节目的编导，关键在背后还有更强大的支配性力量。自由是智慧的土壤。没有自由，一切文化都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电视文化自不例外。如果支配性权力视智慧为敌手，电视文化必然走向弱智。

    早就有人把所有的电视文化一概归结为弱智文化。原来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电视本来只是一种诞生于20世纪的信息传播方式。早于电视的传播方式——报纸，引进中国大体上是清末的事，史家公认办报的意义是开启民智，而不是把国民导向弱智。晚于电视引进中国的传播方式是网络，网络在上世纪末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多认为国际互联网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发育，虽然网瘾问题困扰了一部分青少年，但还没有人指责网络使人弱智。唯有电视，背上了弱智文化的恶名。问题并不是出现在电视技术本身，而是出在权力对电视功能的定位。

    央视还有个栏目叫《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也有个栏目叫《世纪大讲堂》，两档节目都是请学者上电视上讲学问。《百家讲坛》曾经一度很火。《世纪大讲堂》没有大红大紫过，但一直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定位，所选的话题，不少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请的学者，也以有独立思考精神者居多，节目还安排网友、听众当场提问，质疑。它展示了电视的一种可能性：学者可以把电视当作思考的平台、表达的通道，来关怀社会，影响现实。就是讲历史，也可以选择那些与当代生活有联系的话题，努力挖掘历史对现实的启示。而《百家讲坛》的选题虽有一定的学术性，但给人的感觉不是讲学，而是说书。说书是一种曲艺形式，宗旨是娱乐观众，不要求讨论问题，而讲学不能没有问题意识，不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就不叫讲学了。“百家”讲坛本来出自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含有“自由表达”的意思。《百家讲坛》的选题多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但缺少自由探讨的精神，要么是刻意与现实保持距离，以历史话题为主，有意追求娱乐性、趣味性，回避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要么是曲意迎合，与学者追求真理的精神相违。即使是平素有思想、有见解的学者，到了这个讲坛上也只好自废武功，无以发挥。

    权力对电视的功能有明确的定位，第一是宣传，第二是娱乐。宣传就是让观众接受政府发布的主张。娱乐就是让观众获得感官的陶醉。那些安排在黄金时间的栏目，不是服务于第一个宗旨，就是服务于第二个宗旨。有的节目同时服务于两个宗旨，比如每年收视率最高的春节晚会。在贯彻两个宗旨的背后，电视台、节目制作商和广告商实现了第三个宗旨——分享巨大的经济收益。这场游戏表面看似三方共赢，其实公众不是赢家而是输家。在不知不觉中，就成被催眠的对象。

    哲人笛卡尔有言：我思，故我在。形成思考的风气，一个民族的智慧才能得到发育。电视本来有可能让观众享受思考的乐趣。但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享受这种乐趣却成了奢望。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