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昕捷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纪录片

　　在纪录片界，她直来直去，经常“断言”，爱激动，有时又很感伤。在追求票房和收视率的时代，她致力于推广含蓄隽永的纪录片。她相信这样一句表述：“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这个女人对纪录片爱恨交织。

　　在国内一次纪录片论坛上，她发言如同开炮：“中国纪录片的专业水准跟海外比，差50年。”据目击者说：“当时一屋子人脸全黑了。” 
 
　　会后，有导演追出来叫：“中国怎么可能差那么多？50年？”“靠，谁说是50年？”这个1.53米的女人挺直后背回敬：“明明是100年好不好？”

　　将中国纪录片贬到一无是处的郑琼，是个40岁的女人。她曾经3次高考落榜，做过工人，北漂学过外语，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却又在公司方兴未艾之际，写了8页的辞职信，跑到外地去专门观鸟。

　　后来，一位台湾导演把郑琼领进了纪录片的世界。郑琼成为中国第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东方全记录》的片源提供者与广告代理商。可到后来，这位台湾导演突然不做了，因为觉得根本赚不了钱。

　　“我倒是转过脸，认真看了一眼纪录片的世界，从此就跌进去了。”郑琼说。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办公室里，这个身材瘦弱的女人捧出一个纸箱，箱子里塞满了印着外文的纪录片。“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她说，“我把房门钥匙留给你，你可以一直看，看到晚上回家。你就不会想要采访了。”

　　在得知“一定要采访”之后，她还是忍不住打开电视机，播放了3部自己最珍爱的作品。一部记录“存在了1500年，而缅甸之外的人却一无所知”的《神秘球》；一部“把墓地和死亡拍得很温暖”的《永远》；还有一部“每天面临生与死抉择”的《英国医生》。

　　当影片中黯然神伤的医生对患者母亲说“我很抱歉”的时候，宁静的屋子里响起了她抽出纸巾的声音。

　　“我已经不记得看了多少遍。”她把纸巾攥在手里，“每次看到这里还是忍不住感伤。”

　　这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发行纪录片公司的女人，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很温婉，但她推广纪录片的方式却又很剽悍。过去3年中，每周四晚，她都在这间办公室里举办一场小范围的纪录片展映沙龙，她也曾尝试把展映搬到酒吧、高校甚至中央电视台编导的业务例会上，前后差不多搞了700场。

　　开始人们也好奇，把这些国内很难找到的片子免费拿来放，还自带翻译，这些人有什么目的？

　　“我从来都不自认为是一个高尚的人，”郑琼说，“只是像一位同事说的，这些片子都太好了，我们看完之后只能在办公室咬桌子。后来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不能一个人咬桌子。”

　　郑琼常说：“在纪录片的世界里，我就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她自己没有拍过一部纪录片，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办公室成为国内外纪录片界的信息交流平台。有纪录片导演开玩笑说，因为掌握了一些发行渠道和有关纪录片的最新信息，郑琼是各地导演进京后都要拜的“土地庙”。

　　不过，在她心目中，达到国际水平的中国导演不超过5个。[NextPage]

　　张以庆或许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武汉电视台记者以《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儿园》等纪录片获誉无数，甚至因此获得了记者的最高荣誉范长江奖。

　　2004年，郑琼第一次见到这位纪录片界的大腕。她告诉对方，看完《幼儿园》之后的感觉，用两个字表达就是：绝望。据说，当时张以庆听完一愣，“瞬间沉默后表示了极大的认同”。

　　2004年以后，张以庆没有再拍新的作品，郑琼得知之后就断言，“张以庆‘死了’”。

　　在这位纪录片的爱好者眼中，中国纪录片就没活过：设备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土壤差很远。没有资金源头，不鼓励个人表达，没有专业制片团队，没有艺术院线，没有播纪录片的渠道……

　　郑琼一度打算让她发行纪录片的公司关门。直到2006年5月初，郑琼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HotDocs。在看片室里，她一直在流泪。“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她用“真实而美好”来形容她所看到的一切。比如一部描述肌无力者生活的片子，“他像霍金那样，必须用头顶去碰电脑显示屏才能‘说话’，于是他就那样费力地说着话，指挥着其他人盖自己梦想中的房子……”

　　她第一次看到《神秘球》，看完后，逮住谁跟谁讲：“你赶紧去看《神秘球》。”后来一个老外导演说，“一般般而已，没有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郑琼却“好像摸到天堂的台阶了”。

　　后来她又在德国莱比锡看到了《永远》，“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上飞机之前，她给同事打电话说：“特别棒，这辈子看了这部片子，一会儿我上飞机，飞机掉下来都值。”

　　这些“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体验重新点燃了她对纪录片的热情。“这些东西太好了，为什么我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回到国内之后，郑琼开始联系国外纪录片导演和制作公司，引进样片。

　　“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块无污染的豆腐”，她说，“你就得自己开一个豆腐店，然后再包下100亩地，去种有机黄豆。这样也好，捎带的结果是，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这些有机食品了。”

　　郑琼发现，自己引进的片子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开始，她还会有一点虚荣心：“哈哈，只有我们有。”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这些东西后找不到人沟通。”

　　有新锐导演慕名而来，带来一部处女作，说要送戛纳电影节。郑琼问：“为什么没有音乐呢？”“为了原生态。”“为什么这样长呢？”“长就是专门为戛纳准备的。”

　　郑琼觉得很好玩，她发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人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NO.1。于是她把钥匙丢给对方，心想：“好东西，放在这儿给你看，你闭嘴吧！”

　　不过，作为商人，她也明白，光传播影像并不能获利，得卖出去才能赚钱。截至今天，她拿到的海外样片超过千部，但卖出去的不超过10部：电视台只喜欢引进国外有关动物的片子，还是大型动物，要有捕食猎杀的镜头；今年有关魔术师的传记片卖得也不错，这要托春晚和刘谦的福；与中国有关的片子《输家赢家》最受欢迎，2万元买了公映权，卖到现在只卖了1万元……老外也觉得“很不理解”，明知道不赚钱，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买？

　　在郑琼公司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不过这个平民出身的女人说，她并没有家国天下那么宏大的理想，只是觉得好东西得让更多的人看到。[NextPage]

　　“郑琼是那种发现好东西，随时随地都要跟人分享的理想主义者。”央视《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评价说，“她带来的片子水准比较高，我们看了很受触动。”

　　在许多人眼里，郑琼是那种“一条道跑到黑”的人。她经常“断言”，爱激动，有时又很感伤。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总是想凭借一己之力撞开横在她面前的每一扇门。

　　光线传媒的老总王长田回忆，1998年，光线发行局面没打开的时候，采取的都是盯人战术。而执行这一战术的“主力”就是郑琼。其实，这位完全没接触过电视的总监当时采用的方法很简单，翻开一本内部搞到的黄页，给每位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说：“您好，我这里有一档好节目……”

　　当然，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推销纪录片比推销《娱乐现场》要难得多。

　　《大国崛起》的制片人高晓蒙，每过一段时间就给郑琼打个电话：“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活着呢。”对方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好像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愿望事情的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郑琼笑着说。

　　即使是那位在郑琼眼中已经“死了”的张以庆也认为：“她很不容易。”

　　这位纪录片导演不认同自己“死了”，不认同中外纪录片的差距有50年，不认为纪录片的唯一出路是郑琼式的市场化推广。“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不像电影可以做成商品，这跟让哲学走上市场一样荒诞。如果郑琼做得特别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悲哀，”张以庆说，但同时他又不忘强调，“她真的非常艰难，这年头谁会愿意推广纪录片？”

　　郑琼却并不那么悲观。如今，她正在筹划一个世界级的纪录片论坛，取名为“i.Docs”，意为用纪录片来传播爱。她希望这个论坛能成为将“好东西”带给国内纪录片界的一次有益努力，但这一切操作起来，极为不易。

　　“我不要被成功和失败捆绑住手脚，我只想往前走，然后活下来。”她说，“我是做生意的，我接受现实，但我不会去考虑市场。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市场都不会有改变的。我只想，明天可能会更惨，你怎么活？”

　　她明白，如果没人做，这里永远是一片空白。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