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步冲 苗炜
网络贴吧上一个“贾君鹏”的帖子，能有几十万条回复；魔兽游戏停服，能让几百万人陷入无聊；戒除网瘾中心，能有几千万元的利润。每周上网40小时，就可能被看做“网瘾患者”，每个城市的网吧里都聚集着大批青少年，用10块钱消磨一夜。青年一代沉迷于网络游戏、社区交友，于是，他们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一代”。
忧心忡忡的长辈们担心，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让年轻一代沉迷于娱乐，沉迷于自娱自乐，而不是思考和创造，他们没有求知欲，没有感受复杂状态的能力，没有更好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如果这些判断不对，至少还有一个疑问值得深究：他们真的很好地利用了技术的发展吗？
法国小说家马丁·佩奇，生于1975年，他的第一本小说就叫《我怎么变愚蠢的》，书中的主人公25岁，是个阿拉姆语言的学士，贫穷，不快乐，孤独，并且认为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己的智识生活有关——他相信，有知识有智慧，只能让一个人更痛苦，更孤独。他想成为一个酗酒者，想做大脑手术，想方设法要变得愚蠢。这本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从未得到一个奖项，直到德国大学生将自己设定的一个图书奖颁予作者。这本小说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愚蠢，才能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快乐的一员？
“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
“无聊经济”——愚蠢一代造就的信息洪流
利用一份课余时间完成的青少年媒体消费习惯报告，15岁零7个月的英国摩根士丹利少年实习生马修·罗伯森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他为那些渴望打开孩子们的钱包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成年“麻瓜”开启了一扇窥探前者消费定式的小门——从来不看报纸，除了八卦小报和消费资讯密集的免费DM杂志。网络不仅是他们社交关系的基本构架，也是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如果感觉新鲜有趣，他们甚至会对浏览页面弹出的广告仔细浏览。音乐已经从某种艺术品鉴沦落成了青少年专注于其他活动时充当氛围制造的背景声效（BGM）。他们喜好任何带有触摸屏、网络连接功能、音乐播放和高分辨率液晶屏幕的电子玩意儿，讨厌所有有线、笨重、电池工作时间少于10小时的产品。这些数据和信息似乎确凿无误地印证了《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让美国年轻人变愚笨而且威胁到我们的未来》作者马克·鲍尔莱因的种种论断：无聊文化和愚蠢一代相辅相成，共同在把人类带向一个灾难性难以估量的未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家庭生活研究中心负责人、社会学家艾利诺·奥克斯在一项统计中，发现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一句话，“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更糟糕的是，40％以上的青少年在网络即时通讯中传递的都是“无意义信息”，似乎虚拟存在本身就具备某种终极意义。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总之，无所不在的信息媒介提供了注意力短暂停留的驻点，其间被植入了无数无用信息，而驻点与驻点之间可能会连接成一条注意力链条，使人类离自己原先制定的目标越来越远，直到产生断裂”。根据美国互联网产业统计企业comScore提供的统计数字，开心网的用户，在6月已经达到4200万，几乎是中国网民人数的1／10。在这种前提下，人类对驻点和链条产生生理学层面的依赖，社会交往也成为某种可被消费的符码效应，一旦与这种“同时进行模式”出现暂时与轻微的脱离，就会产生无比的焦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布赖恩·米克维生动地将那些平均每天接受超过100个电邮与手机短信的日本青少年称为“拇指族”，而1996年森田芳光那部红极一时的《春天情书》，则可以看做“拇指族”所代表的社会交往模式崛起的先声。
信息无用化与形象视觉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日本明治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四方田犬彦生动地将日本青少年亚文化戏称为“大头贴文化”：原本无意义的凝视瞬间由于模糊了拍摄者与窥视者的界限，以及人为附加的卡通形象与台词，便被赋予了某种叙述性内涵。这种趣怪的艺术，与Y时代青少年在借助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与其他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流通的无意义信息中，以卡通形象来表达自己心绪与状态的行为十分合拍。按照克里斯丁·罗森的论断，形象泛滥的后果就是：“这些不断闪现的要点、图像和资料碎片掩盖了他们的无知，青少年越来越习惯于面对不连贯的形象的洪流，然而缺乏一个共享的语言和词汇内核来解释这些形象，来交流他们对看到的形象的理解。”
“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这样说。凭借“无聊信息”的传播与再造而蓬勃发展的无聊经济，也许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后工业时代我们对自身身份和存在性的不确定。自从模拟人生之父威尔·怀特制作的网络养成游戏《孢子》6月17日上线以来，玩家已经在这个虚拟自然世界中，创造了超过200万种隶属于170万个不同物种的生物。受到《孢子》成功的鼓励，EA也在任天堂Wii和NDS上推出可以联机合作交换资料的探险游戏《模拟动物界》。为玩家搭建社交虚拟社区，游戏局限不大、目标性模糊的“沙箱游戏”，是用着Facebook或YouTube成长的新一代网络2.0时代青少年的新宠，比如即将在Xbox360上推出的《Banjo-Kazooie3》。
这种对于“差异”近乎病态的偏好，促使以几何速度萌生、碎化的最小公共文化（PICC）进化成了秋叶原与原宿的“壁龛文化”：这一词语最初来源于动漫与电器专卖店内设立的每月租费低至2000—2500日元的透明储物柜，其用途是供玩家陈列自己的私有藏品，如果发生交易行为，店主将从成交额中抽取手续费。“壁龛文化”以其高度的私密性、排他性以及封闭性为特征——其繁琐艰深的内在符码一旦脱离自身依托的狭隘环境，立刻会沦为无用信息。在“勇者斗恶龙6”中炫耀自己拥有“3只金属史莱姆”的游戏玩家，热衷于收集全套口袋妖怪扭蛋玩具的“御宅族”，或者醉心于南美角蜥蜴等稀有动物饲养，其学养不亚于动物学家的“宠物控”，都属此列。为何“无聊经济”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任何宏大叙事与社会实在依托？曾著有《宫崎骏的世界》、《日本风景论》的日本著名文化批评家切通理做分析说，生于70年代左右的日本“Junior Boomer”一代，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缺乏诸如“二战”、核爆、美国占领、激进学生运动、经济复苏等共同记忆，日本文化急剧的分裂和层次化，使得他们唯一的共识在于日本经济丰裕带来的大规模消费，这种消费的最终具象化就是动漫及其衍生产品。[NextPage]
需要强调的是，“无聊经济”与“无聊文化”的滥觞，给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精英文化造成了更加致命的一击。正如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所悲叹的那样，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从2004年春季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正式开设了一门名为“城市流行语言”的课程，这门新兴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直被中产阶级所不齿的黑人说唱音乐——从“50分”、“吹牛老爹”到“艾米纳姆”。同年，纽约爱乐乐团宣布在演奏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时候，试验用15英尺×20英尺大小的屏幕投射演奏员和指挥的形象给观众。鼓励这个项目的管弦乐团管理人对《纽约时报》坦率讲述了他的动机：“我们想增加音乐会听众的数量，改变现在人少的现状。”因为“年轻一代对视觉信号更容易做出反应”。确实，根据comScore提供的数字，大约有74％的中国网民年龄在13—34岁，而美国网民中这个比例只有35％，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2009年上半年腾讯依靠QQ秀、交友服务和网络游戏就可以轻松拿到53.82亿元的收入，以及中国网络文化所体现出的不可逆转的简单粗暴趋势：似乎一个“顶”，或者一个“踩”字就可以囊括对一切问题的态度。
当然，自从诞生起，“无聊经济”自身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因自身的特点而存在。缺乏核心意识形态的视觉饕餮与头脑糖果无法保证它的偏好者何时会突然厌倦：在过去两个月中，MySpace已经流失了400万用户，即将被搬上百老汇舞台的音乐剧《蜘蛛侠》预期只能上演10场，它们毫无疑问地将被另一波无聊的无意义信息洪流所淹没。而我们最终面临的问题是，将不得不身处一个有大量形象却没有记忆的社会，每分钟都往前看，迫切希望知道最新发生的事情，却没有人停下来努力将那些真正的文化传给下一代。
Google杀掉了常识？
7年前，在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大家都坐大巴到球场，散场的时候，再排队等大巴，1万多人排队，秩序很好。陪同我们看球的是一个赌博公司的高管，他忽然提议：我们来互相问问题吧，你问我一个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认为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我问你一个我知道答案而我认为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完全晕了，经过翻译再三解释，我算明白过来，他要大家玩一个常识测验，这位英国绅士双手抱在胸前：“你先问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英国人对常识的热爱，后来知道，英国酒吧、餐厅等场合经常能看到测验问卷。英国人对知识测验（Quiz）的热爱是一项文化传统，全英国目前流行的测验门类大概有2000多种，涵盖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的大多数“常识”。
“二战”期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是“你的姓名、军衔、战俘编号”，除此之外，再没人多问他什么。“二战”之后，他成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为了报复那段只能回答三个问题的日子，他开创了一个名叫“Mastermind”的测验节目，把英国人流行的“测验”变成了一场秀。1972年，第一场比赛在利物浦大学举行，BBC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节目太过“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结果收视率惊人。最近几年，这个“常识测验”节目受到“谁能成为百万富翁”、“最薄弱的一环”等问答游戏的冲击，但依然保持本色——没有奖金，4人或5人对决，回答问题得分最多者获胜。2006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程序员，他获胜轮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世界杯历史的。2005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律师，他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小说《飘》的。曾经有一位伦敦出租车司机获得过“Mastermind”的冠军，他随即成为电视明星，他决赛轮的问题是关于伦敦著名景点伦敦塔的。
最近，这个“高眉”的电视节目卷入一场有趣的对抗，一位冠军选手连同几个参赛选手面对同样人数的一个“黑莓小组”，前者凭借头脑，后者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Google，回答同样的“常识问题”。结果是，“黑莓小组”输掉了。其中一个成员不解地问：“他们怎么能赢呢？他们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随口一说，但也可以被拿来当做骂年轻人愚蠢的证据——他们似乎不知道，有许多事情就是凭借脑子做到的。
一年前，美国科学作家尼可拉斯·卡尔提出问题：搜索引擎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他在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说：“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从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书或长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这位作家说网络上的信息让他烦躁，注意力很难集中。爱因斯坦曾经对读书有过这样一个建议：“别费神去记那些你能查找到的东西，把脑子留出来从事创造性的思考。”但是，尼可拉斯·卡尔并没停留在阅读与信息这些问题上，他认为，机器既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就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尼采在使用打字机之后，写作风格就从雄文变成格言了。
据说，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之后，好多制表匠就不再做手表了，因为时间被重新定义了。人们或许真的不再需要手表，但对其他机器的依赖更严重了。斯宾塞家，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娘家，有个姑娘最近闹了个笑话，她要去伦敦的斯坦福桥看一场切尔西队的比赛，上了出租车，司机拉着她就去了约克郡的斯坦福桥，150英里之外，开了两个多小时，斯宾塞家的姑娘居然没有发现，她当然错过了切尔西队的比赛。这个逸闻被认为是人们过度依赖GPS导航、过度依赖机器的愚蠢行为。有个英国人在网络上留言：我10岁的时候，乘大巴车去伦敦，经过约克郡的斯坦福桥的时候，我问我爸，切尔西队就在这里比赛吗？全车的人哄堂大笑，这让我感觉到耻辱，但也是我地理常识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发奋学习地理。
布莱恩·卡思卡特（Brian Cathcart），英国金斯顿大学（不是加拿大的金斯顿）的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地理问题：在今天能轻松搜索的年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教给孩子们，哥伦比亚的首都在哪里？英国教师协会负责小学教育的主任大卫·范恩（David Fann）先生明确地回答：“孩子们不必学习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首都都在哪里，法国首都是巴黎，这个要学习，但哥伦比亚首都是哪里没有学习的必要。孩子们要学的是怎么使用地图。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在教授那些基础知识的课程，现在更需要发展技能培训的课程。现在入学的这些小孩子，可能在2024年才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那时候的科技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电脑，都会使用互联网，我们要教会他们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NextPage]
1997年曾经获得“Mastermind”冠军的安娜·阿什赫斯特现在已经70岁了，她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很小就接受教育，真的教育，学校里可不让我们玩。家庭作业经常要写读书报告，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常识考试’。现在的孩子们学的都是怎么通过考试，这真是羞耻。”另一个“测验高手”加斯科因则认为：“现代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了，比如教育孩子们去思考，但学生们要系统地学习常识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本增刊名叫《智识生活》，布莱恩·卡思卡特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三个常识问题：哪一位哲学家在1781年完成了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哪位作曲家于1905年在伊斯特本住过，带着他怀孕的侍女，而他的妻子刚刚自杀？哪个古罗马的护民官倡导改革，结果公元前133年被议员们用椅子给砸死了？答案分别是：康德，德彪西，提比略·格拉古。这三个问题都出自1969年的一篇文章，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那篇文章中说，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最小限量的常识”，什么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学，也应该听说过孟德尔和开普勒；即便他是个音盲，也应该知道点儿德彪西和威尔第；即便他是一个社会学者，也应该知道点儿希腊古罗马神话，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图斯·奥茨（Titus Oates）和提比略·格拉古”。
问题在于，常识总是在变化的，知道一个古罗马的护民官比知道奥巴马更好吗？卡思卡特教授说：“尽管我的学生在我看来好像脑子里缺少点儿什么，但他们肯定知道许多不同的东西——我根本一无所知也无从问起。”
互联网到底是否贬低了常识的价值？卡思卡特教授将这个问题提给了BBC的一位节目制作人——约翰·劳德，他是另一档“测验秀”节目“QI”的创作者，他给出的回答也具备“QI”特色：“去看看埃及神话中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故事吧。”透特负责守护文艺和书记的工作，据说他曾经给埃及王献上有关记忆与智慧的长生不老秘法，但埃及王对这东西很是抗拒——这东西让人更健忘，只是一种智慧的假象。劳德说，这个故事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人们对常识与媒介的上一次争执是15世纪印刷术发明时。
凯文·阿什曼先生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拿过英国多项测验比赛的冠军，据说温彻斯特当地举办“测验比赛”的小酒吧都不太欢迎这个人。他说，年轻人的问题是总把“我不需要知道这个”放在嘴边。阿什曼和劳德先生都说，互联网其实有更大的教育的潜力，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信息了，这给人们很多机会去扩充自己的常识，在你离开大学之后，网络依然可以作为知识的源泉来使用。
（实习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