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盖伊·索尔曼  翻译：吴万伟

　　译者按：本文作者似乎对中国抱有敌意和偏见，这可以从文章的内容和口吻中看出来。相信读者能批判性地阅读本文，同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在经济繁荣的统计数字背后，中国是个分裂和遭受折磨的国家。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外国评论家喜欢狭隘地把中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实际上，中国是个庞大的、拥有众多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帝国。国家的统一一直是上面强制推行的，是自从1949年后上台的中国共产党高压下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统一是意识形态的和专制的，并非来自中国人自发的感情。任何到过中国的游客根本不需要具有经济学的背景知识，都能很容易地亲眼目睹巨大的差异。一个省与另一个省的生活水平差异、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国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就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黄亚胜探讨了中国社会这种分裂局面的深层原因。黄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课程，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有意推行的政策造成的结果。

　　黄提醒我们，中国的经济在1980年代初期起飞。在1979年，邓小平把土地交还给饥饿不堪的农民，打破了集体所有制（虽然没有完全私有化）。结果是让人惊讶的，完全符合古典自由市场理论。考虑到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中国人个个成了创业者。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缺乏自由市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财产权，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理解的那种财产权。从技术上看，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是国家所有，虽然在实际上，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国家尊重财产所有权的现状，允许适度的自由操作空间。这种自主性给予创业者越来越大的安全感。比如，农民已经觉得足够安全，在国家按长期合同租给农民的责任田里种植庄稼。因此，在1980年代农业增长率达到十位数。一直忍饥挨饿的中国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可以养活自己了。

　　黄谈到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历史巨变，就连最贫穷的省份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也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这种资本主义繁荣仍然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财产权和法治的情况下出现的，但这些新企业家与当地中共组织和政府的官僚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发财赚钱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受到鼓励，毕竟，经济增长符合中国的利益，直接投资和腐败机会也让党员得到好处。这些乡镇企业虽然设备落后，法律地位不确定，但能够通过服务于国内市场而立足，因为在1980年代的中国，什么东西都缺乏。经过香港和华人的途径，这些家族型的乡镇企业迅速认识到全球市场是个获得利润的更大来源。当时在偏远地区看到为美国商店生产商品的乡镇服装加工厂或者玩具厂，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中共在80年代在政治上也采取了更加自由的道路，蓬勃出现的资本主义似乎有利于政权的民主化。这个发展似乎证明了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1年的著作《第三波》中提出的自由市场一定导致政治自由的著名理论。中国将跟随韩国和台湾的步伐走向民主。但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黄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1990年代初期，经过天安门广场学生动乱之后，新一帮势力控制了党的领导权，实施了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战略。这个群体的成员来自上海，具有强烈的都市偏见，根本瞧不起农民。他们不相信民主，却相信开明专制是管理中国的适当手段。

　　从1990年后，中国的政策集中在如何让国家变得强大和都市化。正如黄通过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的，这个政策和党的野心正好吻合。但关于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的数据并不能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黄没有指出来中国领袖选择通过剥削最廉价的中国农村人，迫使他们到都市工厂打工，为世界市场生产商品来增强国力的道路，这和发展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党的支持下繁荣起来的新都市资本主义和现在已经衰落的从前的农村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这种分裂的程度在无论贫富的任何其他国家中都不曾出现过。黄记录了这种分裂，用让人震惊的细节揭露了中国农村地区文盲率的上升，这是中共经济战略的直接后果之一。只要到中国农村走一走，亲眼看到的东西就能证明他的发现：在1980年代还存在的学校和医疗保健机构，虽然形式很有限，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黄本来可以通过讨论统计数字中没有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来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把中国人和他母亲所在的村庄联系在一起的户口管理体制。实际上，这等于是合法的种族隔离制度，让都市雇主能够把没有生产能力或者焦躁不安的工人送回到老家去。

　　黄写到“尽管有十位数的经济增长，中国人中仍然有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事实说明了中国选择的经济增长道路是不正确的。”从民族的角度或者从中国农村人的角度来看，黄或许是正确的。但是黄谴责的战略却完美地符合党的野心：由工资低、竞争力强的十亿农村生产大军供养起来的强大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现代的、以都市为基础的中国。

　　黄的调查截止到2007年，但是他确实谈到了党内最新的权力变化。上海帮被迫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看来更加真诚的共产主义。胡主席谈到了社会公正和和谐社会，但是除了这种诱人的高调之外，真正的改变非常少，虽然这种言论让黄充满希望（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户口体制仍旧岿然不动，城市还在不断增大，土地仍然属于国家。农村地区的学校和医疗健康方面的公共投资仍然少得可怜。民主化不仅看不见了，而且压制变得更加严格。随着2008年奥运年的到来，人权积极分子、宗教领袖、律师、博客作家、喇嘛僧人都失掉了曾经享受的有限自由，因为党加紧了对异议分子的控制。值得记住的是胡在担任国家主席之前，曾经是西藏的一把手，很难说他担任的是中共体制中软心肠的装饰性岗位。西藏人没有理由期待在他的领导下他们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除了嚷嚷几句关于社会正义的高调之外，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发展道路或者追求真正的变化。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党很可能被民众选下台。如果它在真正的选举中勉强赢得胜利，肯定要服务于农村大多数而不是城市少数人的需要。党员们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们都是享受特权的都市居民。如果黄仔细看看中共的社会构成，他就会失掉对政权自我改革的希望：在六千万党员中，“农民”和“工人”所占的比重不足10%。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对于整体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正如黄清楚显示的，它对于中共党员来说绝对是好的结果。

　　当今全球经济危机能够破坏党的战略吗？到现在为止，失掉工作的农民工已经被遣送回家，他们才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党的领导层讨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比如土地私有化作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刺激手段或者通过投资农村地区刺激经济，重新关注国内市场需求等。但是这些内部的争论并没有带来实际上的变化。中共如果改变起管理模式和对于穷人的控制，他们会失掉太多的东西，这让他们承担不起。当前的政治现状和黄展示的城市中国剥削农村中国的现实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将持续存在。

　　译自：China’s Dubious “Miracle” by Guy Sorman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bc0313gs.html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by Yasheng Hua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6 pp.， $30)

    作者简介：盖伊·索尔曼（Guy Sorman），《城市杂志》编辑，著有《谎言帝国：21世纪中国的真相》。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