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状态的描述，理论上所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陷入这一状态。有的国家面对转型期困境，通过自身改革和调整，适应了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从而成功避免了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早期的英美和晚近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无法克服发展之后带来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危机，体制和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发展战略失误或者遭受外部攻击，经济增长回落或者长期处在中等收入状态，其中部分国家还会出现反复，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拉美、东亚诸国；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有可能从中等收入国家重新回到低收入国家行列。
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GDP）519322亿元，人均收入61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据有关媒体经过集中各方面专家意见，整合了处在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种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对中国现状观察和研究之后可以知道，中国已经具有上述“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部分症候，客观来说，中国正在走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行列或者具有强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如何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成为高收入国家，是中国未来中长期重大战略目标。其中，梳理、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发掘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参照，无疑是一条相对便捷的路径。
二、克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野
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故事中，都有一些阶段存在“成长的烦恼”，有的严重，有的轻微，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发展。全球绝大多数老牌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曾一定阶段处在中等收入国家，不过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度过了难关，直到新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西北欧一些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其高收入国家的身份变得岌岌可危，目前也在为重新找回往日荣光作出努力。在东亚，多数国家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逡巡不前，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得以成功跨越陷阱。而在拉美，巴西和阿根廷在高收入国家边缘徘徊多年后，近些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步进入高收入国家队伍。
下面我们以三组案例分享一下那些从“中等收入陷阱”状态，已经或者初步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成长故事和经验。
1、英美——高收入国家的先行者
英国从近代封建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驱主要得益于三大革命，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其长期的发达国家地位。这三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随着17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能忍受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于1642年引发了革命，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近代政治革命方告结束，从此率先建立了以议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英国政治革命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制度基础的同时，也为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扫清了道路。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1765年，牛顿去世后30多年后，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近代科学进步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大门，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生产及贸易方面跃居世界首位，以当时标准衡量，其已成为当时世界上首个高收入国家。此后虽然多次经历危机，但其作为发达国家的根本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美国与英国有相似之处，也是先行建立了稳固的民主体制，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保持国家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石和保障。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工业、运输业、通讯业等高速发展，到1890年代，其经济规模已超过了称霸达100多年的英国而雄踞全球老大的位置，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冲突等转型期现象也大量出现，但由于美国独立革命和二次革命为其创立了先进的政治体制，避免了联邦的分裂，保证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成功克服历次经济危机的挑战，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在1990年代后，更因苏联的解体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摆脱了种种桎梏，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大量美国移民提供了平等的创业机会。而对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则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新闻媒体的监督下逐步得到克服。比如美国近代的“扒粪运动”，揭露了当时大量政治和司法腐败、侵犯劳工权益事件，促使国家政府实施改革，加快立法进程，杜绝了其危害，从而创造了长期繁荣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2、日韩——成功跨越陷阱的国际典型
谈到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人们都注意到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社会保障和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做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奠定了从生产型到贸易型再到消费型经济三次飞跃的基础。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最低工资制、教育政策改革和综合开发计划等战略举措，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为社会稳定建立了稳固的防御体制。日本能够做到适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调整，主要奠基于其在美国帮助下建立了君主立宪民主政体和完备的制衡与监督机制。日本在刑法典中设立了反贪污贿赂专章，实行了财产公示制度，日本媒体享有新闻自由，对政府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
韩国也是在二战后经美国帮助建立了民主体制，不过在此后数十年里屡遭军事政变，这也使得其经济长期沉浮不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韩国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改善政府治理，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其经济高速发展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方面从法律上强调市场的作用，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变政府主导型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从对经济大包大揽变为积极引导。另一方面颁布《公务员伦理法》，进行政治改革，推行财产公示制度，建设透明政府、服务政府。政治领域的改革为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保证。韩国经济成功地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变到以技术研发为后盾的创新型发展战略，通过“新村运动”、新教育政策、税收改革和完善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确保发展成果全社会共享，从而推动了国内市场发展，扩大了内生需求，促使国家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3、巴西——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新希望
按照世行标准，巴西迄今已身处中等收入国家达38年。但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之一。据2011年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的全球经济体排名，巴西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另据世行数据，该年度其人均GDP达到12594美元，已初步显示出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某些迹象，一般认为再经几年就会成功进入世界经济第一梯队。因此，对于那些尚在中等收入国家梯队，或者积极问鼎第一梯队，或者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而言，巴西的成长经验，尤其值得参考。
巴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家发展上曾经历重大挫折，经济和社会政策基本失败。它推行负债增长战略，由此导致1981到1983年的经济衰退。但这段时期巴西在政治上的改革举措，为此后的全面改革和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巴西的民主化进程是“通过交易的转型”的杰作。政府体制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经过长时间的博弈，使得改革派和温和派占了上风，军政府从1974年开始推行稳步的、渐进的政治开放和过渡政策，最终于1985年实现军人“还政于民”，初步建立了民主体制。进入九十年代，巴西进入改革和调整的重要时期，之后在21世纪的头十年，它的经济发展成果越发显著，并连续超过几个传统发达国家，成为位列世界前六强的全球大国。这归功于在民主体制下，巴西的内外政策实现了重大改革。经济上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实现产业升级转换，巴西的航天、国防和清洁能源能高科技行业在国际上都具有竞争力；在社会政策上，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资金占GDP长期维持在20%左右，并积极开展减贫，贫富收入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国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它们都显示，巴西已经具备了顺利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各方面条件。
三、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
目前，世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者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国家多数都在东亚、东欧、中东和北非、拉美等。它们都存在政治体制不成熟、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失当，并导致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平等长期盘踞，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动荡或者存在发生动荡的诱因和危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迈上高等收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也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挑战。综合各国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政治成熟，体制科学，依法治国，按制度办事，充分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是前提条件。上述五个国家的案例都显示，它们都是在建立了稳固的科学的政治体制后，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走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在此条件下保持长久繁荣的，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者难以为继。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国家制订科学的内外政策并得到有效落实；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避免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和肆虐；只有成熟的政治体制，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向；而且，只有在成熟的政治体制下，才能保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全民共享，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维持高收入国家水平。
善于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创新政府决策和科学技术，消除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改进和完善政府治理，是重要关键。在科学、成熟的政治体制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政府制订和实施“适销对路”的政策，不断对政府体制、经济发展思路和对策、社会政策、科技能力等，进行改革和创新，确保国家永远走在康庄大道上。
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合理调节并确保贸易、投资和消费三大领域的内在平衡，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是根本途径。在我们的案例中无一例外都是市场导向型国家，真正让市场起到了基础性支配作用，建立健全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系，并适时调整贸易、投资和消费政策，使其得到平衡，才成功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如何调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防止全国各省相互之间出于自利动机的贸易壁垒，如何打破对外贸和投资的强烈依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改革社会政策，优化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完善保障体系，稳定国民心理，是重要保证。高收入国家的公民社会都很发达，公民自治、社会自治普遍，社会政策的基础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的多数中产化，培育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促进消费的关键。只有在消除两极分化、确立了平等的法律原则下，公民才能拥有公平的社会机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最可靠的动力。而公民消费水平能否保持，储蓄习惯能否改变，首要的则是为其提供安全堤坝，建立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使积极工作、放心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本文经删节后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