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的唐雨“耳朵认字”开始，以人体特异功能为代表的气功运动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热潮，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运动，前后持续二十余年，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便会再次沉渣泛起，王林、张必清便是新时期的代表。气功与大师的兴起与权力的诱导分不开，王林横行的资本也是与高官的一张张合影。但内在原因远非这么简单。事实上，气功热潮的潜流隐藏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下被进一步扩大化，最终成为八十年代的一场全民狂欢。

　　01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气功热的民间潜流

　　主导五四运动的先贤们强调“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念，在一段时期曾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上层人士，不过，在当时，这种理念远未达到深入人心的地步，相反，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虽然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各类神秘主义文化倾向，但并未像中国表现得这样明显，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真正起到转变中国人思想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神怪文化依然存在于中国大地，黑巫术仍然在被使用，到了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各类黑巫术、神秘文化的运用和信仰开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各类原始的巫术文化层出不穷，其表现本质上与杨芳的“马桶御敌”和义和团画符无敌无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主将杨芳等溺于迷信，收集大量粪尿，并筑星坛，结果贻误战机，损失惨重。

　　具体到气功热，其源动力是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将健康的希望寄托在“大师发功”等虚无飘渺的事物上。这与大跃进时期将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亩产“放卫星”，解决工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土法炼钢上，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原始野蛮性文化成为一种针对“阶级敌人”的手段，被广泛应用。“牛鬼蛇神”本是佛教用语，“永世不得翻身”更是明显违背唯物论，强调人有“来生”。红卫兵与造反派们上演了各类残酷的“黑巫术”手动，典型手段如在人的姓名上打X、“剔鬼头”，向“黑帮”头上倒粪水等等行为，希望以此彻底打垮牛鬼蛇神们，好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仔细观察“文化大革命”中广泛存在的这类黑巫术，不难发现其背后影藏的神怪文化和神秘主义文化传统，显现的是一种类似于特异功能的奇特“技艺”，红卫兵和造反派利用这类手段来打击政敌，并且，他们相信这类手段是行之有效的。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神怪文化并未在文革中被压制，相反，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运用，它获得了空前的疯狂发展，本已被部分祛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又再次被 “赋魅”，神乎其神的各类神秘文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波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空前动乱，进一步深入中国人内心，本来就没有深入人心的科学理性观念被扫荡一空。

　　这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逻辑：既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采取原始的神秘手段来打击政敌，那么文革之后，这类神秘手段就能够被用在其他领域上。事实上，这种怪力乱神手段已经通过文化大革命潜移默化的深入每个人内心，它需要的只是一个爆发和再次流行的时机。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刊登了大足县一名名叫唐雨的小朋友能耳朵识字的奇闻，为气功之类的原始文化再次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唐雨事件背后展现的是神秘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权力所有者的推动和媒体智能的缺席。

　　02 思想解放的副作用：糟粕文化沉渣泛起

　　必须明确的是，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并不是同义词，思想解放可以带来人们观念的飞速变化，打破固有的僵化思维，但也可能带来各种糟粕文化的兴起，脱离开实事求是精神指导的思想解放就难免走弯路出岔子。回顾八十年代的中国气功热潮，在思想上的跃进程度堪比大跃进时中国的钢铁产量，怪力乱神的人体特异功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

　　由于解放思想的需要，各类社会思潮便会被提及和推广，进而进入研究领域，依靠实践来检验真理，这需要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实践观察，这一过程可能存在常识被忽略的现象，一些已经被证伪的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抬头。

　　气功热潮的兴起正是建立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这其中，钱学森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作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着深刻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但当钱学森把自己的科学思维和理想运用在社会现象上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差。

　　钱学森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最早是在1980年。这一年他访问《自然杂志》时，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之后全民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痴迷逐渐成风。此时中央也意识到了一定的问题。1982年4月28日，中国科协发出《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试图对当时已经蔓延开的“气功热”降温。一周后的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

　　虽然时任中央领导的胡耀邦对特异功能持否定态度，有过“荒谬绝伦”的批示，主张“不要介绍和宣传”。但面对支持力量，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不批评”。6月15日，中宣部发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明确将“不介绍和宣传”、“不批评”、“不争论”写进通知中。“三不方针”从中科协的通知上升为中宣部的通知，成为中央对特异功能的定性态度。

　　国家科委曾组织实验组分赴各省调查验证特异功能，但在地方屡碰钉子。“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很困难”。

　　此后，1986年2月23日，钱学森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每一百个当中就有一个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就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就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个尖锐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到那时，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闻名于世了。”

　　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下，是没有多少人敢表示异议的。仅有的一些异议也在压力下被消解。经济学家出身的于光远在当时被视为反对“特异功能”的精神领袖。1981年7月，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发表演讲，题为《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于光远在演讲中认为所谓“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科学上毫无价值，一些人之所以相信是犯了在哲学上的“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错误。9月15日，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了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看法时也说：“在普及科技知识方面，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有虚假。”

　　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早在1979年便对“耳朵听字”不以为然。那一年的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叶圣陶《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的文章认为：“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

　　相比起支持特异功能的人，在反对者中缺乏钱学森这样在科学界、政界都有颇高威望的领袖。到了1985年前后，特异功能和气功已经在中国大面积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反对特异功能的学者作家，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责难。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大环境的压力下，“清醒的文化人不能说话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钱学森的观念都不能说有多大错误，但当这种科学研究的理念被推向社会时，不可避免的会走向粗俗化和简陋化。科学实验讲究的是精确观察，一项数据的得出可能需要前后数十年的观察，需要数量众多的样本，以此才能得出结论。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多的程序显得太过繁琐复杂了，于是“眼见为实”便成为准则，亲眼见过一次气功大师的表演，那么这便是真的，于是信以为真。但须知，缺乏科学理性训练的中国人是不具备这种鉴别能力的，并且眼见也未必是事实。

　　在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推广之下，在解放思想的社会大气候下，气功这类神怪文化被重新提起，逐渐从学术研究的领域转向大众信仰的范畴，无数中国人开始投身于各类气功的练习，各种气功大师也发现了商机，于是纷纷在这个时期出现。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最早公开报道的大足县发现能用“耳朵辨字”的儿童，名叫唐雨（左）。右侧科学家钱学森.

　　03 肉食者的推波助澜：权力所有者自身不硬

　　观察气功热潮的兴起，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当时的老干部群体，他们多数相信人特异功能的存在，相信气功能使自己长身不老，正因为如此，他们选择了支持气功的态度，没有他们的推动，气功也很难影响到整个中国，他们为何相信气功的万能作用？这或许要从八十年代高干的出身说起。

　　许多革命者参加革命时文化程度较低，对现代的科学文化了解不多，许多人甚至认为“泥腿子”大老粗最光荣，加之长期的革命战争，使他们很难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因此他们缺乏基本的科学理性。

　　建国后，执政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对革命干部进行科学文化培训，比如刘伯承建立了南京军事学院，开始提出军队正规化建设，但遗憾的是这类建培训续时间并不长，刘伯承1957年收到教条主义批判，正规化的培训被打断。随后中国开始了各类铺天盖地的运动。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这种向下学习的过程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科学理想的进步，相反会带来各类负面影响。同时，许多老干部在文革受到黑巫术的整治，这对他们也有一定影响。

　　文革结束后，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或许充满了工作热情，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他们推进各类思想，但由于自身素质不够硬，内心存在的神秘主义文化倾向，使他们轻易的接受了气功这类特异功能。

　　1985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军队高级干部占到一半。

　　作为权力的执掌者，他们对气功热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的作用。由于自身科学和理性素养欠缺，许多干部亲自去参加各类气功班，加之权力缺乏相应的制度束缚，他们的推动作用就显得更为巨大了，他们以自己的身份影响媒体报道，使大众传媒丧失了本应肩负的责任，同时也使小道消息满天飞。气功大师在这一过程中也与他们结合，权力拥有者成为大师们背后的推手，他们一手推出了各类大师，同时，也一手推动全社会的气功热潮，使得一种小范围的气功狂热在整个中国得以散播。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

　　04 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中国人内心安全感缺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农村，大锅饭制度被率先打破，中国农村社会的既有矛盾开始显现：人多地少，农村人口过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过去农村运行的方式，大量农民被排除在土地之外，于是中国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移向城市，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类观念的迁移，其中自然包括农村社会和底层社会存在的神秘主义文化倾向向城市的迁移，尽管我们还不能证明这种观念迁移的具体影响，但毋庸置疑这种观念影响是巨大的，这股庞大的“盲流”对社会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同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内部也开始了分化，个体工商业者开始出现，社会上出现了大量闲散人员，工人之间的收入也开始出现差距，这一直接结果是造成城市贫富分化，一批人先富起来，但这批先富起来的人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内心并不安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维持心灵和精神上安稳的良药，气功大师们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一趋势，各类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大师开始在各地讲学，成为社会的知名人士与风云人物。

　　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来物质的富足和贫富差距之外，还带了人心理上的压力感和不安感，一部分在被排除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之外，许多人开始滑向城市底层和边缘阶层，他们同样缺乏安全感，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他们转而寻求不花钱少花钱的气功之法，以求内心的安慰。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放松，社会产品富足了，人们为了追求更有档次和品位的生活，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使得全民都处在焦虑感之中，全民都迫切一种思想能够维持内心的平衡，这时，在权力者和气功大师们推动下出现的各类气功便应运而生，这些具有神奇功效的气功正好满足了人们的期待，于是全民狂欢，众人皆醉。

　　结语

　　中国的神秘主义文化传统其实一直没有被压抑过，在文革时期更是大范围死灰复燃，文革结束后，受思想解放的影响，加之权力拥有者的信仰与推动，最终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在全民的信仰和练习之下，进一步成为一种社会狂潮，影响至今。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