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在呼吁宪政民主的请愿书上签了个名，领导找谈话，我问会不会有行政处分，领导说不会，只是好心提个醒，搞这些事的人鱼龙混杂。我们相信你是出于好心，可是有的人就不一定（其实，都是爱国知识分子，谁不是为国家好，社会进步？）我说，我只不过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回到清朝去，这是底线。领导也笑了，说，你这个底线很低嘛。

　　我是这样想的：经过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经过军阀混战，经过国共两党的生死角逐，现在终于大局已定，国泰民安，中国也进入了百年来最好时期，特别是经济制度运行良好，稳步向世界第一迈进（总量，而不是人均，人均还差得远）。咱们的政治制度显然有过人之处，有它独特的优点，不然国家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

　　这个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一种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它可以大致做到不看出身只凭才干选人（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只要使天下英才可以觉得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他们就能在各自的岗位励精图治，发挥才干，在造福社会的同时自我实现。而这个制度也能因为有了这些精英的勤奋工作做成很多事情，一直保持活力。这就是从古代科举制度到现代高考及各级组织部人事部的正面功能。如果要说“制度自信”，我们对这个人才选拔制度还真是可以有自信，这个自信的底气来自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的行政首长虽然不像西方那样经普选上台，但是还是民意能够接受的，是能够代表民意的，是能够使政权有效运转的原因，只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不会出大错。而这个笼子就是宪法。

　　在本届政府执政之初，曾非常郑重地承诺，要严格按照宪法执政，一言九鼎。我相信习近平做这一承诺的诚意。虽然中国目前的状况不错，但是可以说，60年来凡是犯错误，做错事，如反右和文革，无不是因为违反了宪法，如果我们严格遵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的规定，就不会犯反右和文革的错误，国家就不会陷入灾难之中。自文革结束后，几届政府都在向着遵守宪法的方向进步，虽然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等几次短期的批判运动，但是并没有造成像反右文革那样全国规模的损害，而且进入新世纪后，此类违宪的批判运动再没有搞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尺度大大拓宽，人们基本上能够做到畅所欲言了。我们国家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尚未达到像老牌民主国家如欧美及新牌民主国家如俄国那样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高度。其中的顾虑还是出自专制传统的惯性和害怕反对的言论导致社会动乱，出自对国家目前发展状况的不自信，好像反对的声音一发出来就必定会导致社会动乱，政府垮台，所以只能压着。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

　　首先，从国家发展的健康程度看，我们应当有放开言论的底气了，虽然一些蛀虫贪腐的程度相当严重，但是他们仅仅是健康肌体上的小小溃疡，整个社会并没有腐败到病入膏肓的程度，批评的言论只会帮助我们清除这些蛀虫，而不是会使整个社会崩溃，使政府垮台。

　　其次，各国的言论自由都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美国有过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也有最近斯诺登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俄国也是直到1990年代才接纳了过去受迫害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如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只要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进步而不是向着钳制言论的方向倒退就好。因为言论自由是所有社会（无论什么标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发展进步的方向。

　　再次，言论自由主要的功能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人们天然有个要求，就是要知道事情真相，这真相既包括历史真相（比如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打仗），也包括现实真相（比如某个刑事案件的真实情况）。此外，人们还需要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当然有对有错，有的聪明有的愚蠢，但是人们如果想了解那些错误和愚蠢的观点，他们也有权知道。言论自由就是保证让人们了解那些他们想了解的事情，实现他们对身边发生事件的知情权。

　　总之，人们要求的不过是一点点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已，让人们畅所欲言，天不会塌，地不会陷，社会不会动乱，政府也不会垮台。而如果一味压制言论，觉得每个批评自己的人都是不怀好意，跟自己过不去，反倒会显得过于心虚气短，小肚鸡肠，过于不自信。应当有这个自信，而且不只是一个，是三个。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