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两岁的女孩，还没有来得及认识这个鲜活的世界，便被一个男人高高举过头顶，当街摔下，不治身亡。
这不是恐怖小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伟大首都的新闻。
7月23日20时50分许，这名只有两岁的女童熟睡在婴儿车里，由妈妈推着走到大兴区科技路公交车站附近时，两名驾车男子因不满其挡道，双方发生争执，无辜的女童被一名男子用力摔在地上，后送至天坛医院救治。
三天后，她走了，留给家人无尽的哀伤，以及全社会无边的愤懑。
有两种声音在舆论场进行激烈的PK。一些人说：这是极端的个案，专家甚至拿出北京连续天热作为论据。另外一些人说：这是报复社会，是对城市管理者敲响的警钟。
如果说是极端案例，可以举出如下事实进行反驳：首善之区北京从17日到26日，一周时间连续发生7起恶性治安事件，其中4起存在恶意伤人行为。期间，轰动全国的长春盗车杀婴的罪犯周喜军刚刚被核准死刑；此前的6月7日，厦门人陈水总公交车纵火，导致47人身亡；而在北京被摔女婴离开人世的当天，黑龙江海伦联合敬老院发生火灾，共造成11人死亡，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46岁，消防初步调查是人为纵火。
如果说是报复社会，那也有失偏颇，毕竟这些受害者都是那么无辜，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的常识：冤有头债有主。
但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却有个潜伏的共同点：恶魔都是他人，与自己无关。
必须承认，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上述行为都严重挑战了法治和道德底线，如此恶魔都不可饶恕。遗憾的是，罪犯尚未审判，就有人主张宽恕，纯属脑子进水，菩萨低眉但身旁必须有金刚怒目。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没有忏悔的宽恕。
即使如此，惩罚是必要手段但不是目的，法的精神却在于预防犯罪。因此，必须认真思考这些貌似孤立的事件的内在成因，以尽力避免悲剧重演。
公安部称，对实施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都必须坚决依法严惩，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谴责极端暴力犯罪的舆论环境。但在一些出现恶性事件的地区，已经对菜刀和汽油进行了严管，街头布满监视公众的探头，却依旧难以阻挡恶性事件频发，说明仅仅靠政府部门的严厉管制，在越来越尊重公民个体自由的时代，显然会付出难以负荷的高昂成本。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在这个崇尚自我、强调竞争的年代，功利主义、成功学外加情欲至上成为一种可怕的社会价值，加上转型社会尚未来得及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于是，叔本华的谶语便演化成一种可怕的现实：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缺乏利益之上的追求，又没有真正有效的制约机制，一个由13亿组成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个人都宛如孤岛，无法联成大陆，为利益而战，整日PK。
阶层的固化、贫富的分化又导致普通人上升通道日益狭窄，而来自官场的腐败丛生以及妻妾成群，无疑又在进一步点燃民间的戾气，成为个别人转身成魔的直接诱因。
当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牢牢地绑定金钱和权力的战车，整个社会的竞争便异化成悲催的零和博弈，最终没有赢家。
中国教育本来是第一道救赎的防线。可惜在市场化驱动下，借助应试教育无比功利的模式，导致太多孩子变成考试的巨人，做人的脑残。进入社会，全是红了眼的奔向成功的对手，比如中国合伙人不管披上什么华丽外衣，都往往是利益最大化的同盟，都是成功学最大的宠儿，多元价值被压抑成单一的成名发财当官，一些失意者再遭遇坑爹的不公，难免不产生拼命的冲动。
第二道救赎的防线是法治。可惜权大于法的阴霾浓重，权力寻租，违法行政普遍存在却受到即使应用的惩处，必然导致社会最后的底线被全民突破，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嘛——百姓有时恨贪官不是因为心中向往公平正义，而是恨自己无法腐败。面对底层积聚的社会矛盾，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维稳至上主义，化解矛盾疑似激化矛盾，成为一些利益受损者绝望极端的主要诱因。
社会上不是迸发的正能量不是被异化成粉饰太平的工具，就是被一些慈善公益的重重黑幕消解殆尽。一个比坏型社会便在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大国显露峥嵘。
威权社会首先剥夺的不是人的义务，而是责任。如果想避免人人自危，每个人首先应该以公民的名义承担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朋友负责，对邻居负责，对社会负责。只有负责的公民，才是遏制公权腐败的最有力武器。
面对被摔死的两岁女童，除了默哀和愤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关于人性，关于良知，关于法治，关于爱和尊严。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