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今年8月3日，到北京上访的安徽姑娘李蕊蕊，被阜阳市驻京办截访后送进丰台区聚源宾馆。次日凌晨，21岁的李蕊蕊遭到一位“看守”的当众强奸。这一备受关注的案件日前有了一审结果。北京丰台法院认定被告人徐建强奸罪名成立，判处徐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附带民事赔偿李蕊蕊经济损失2300．9元。而依《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3项规定，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李蕊蕊案的一审结果在网上引发了舆情激愤，批评与质疑持续井喷。连作为公诉机关的检方也看不下去了，丰台检察院已正式提起抗诉，理由正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此外，李蕊蕊也已就民事部分提出上诉。

　　尽管这则个案还在上诉期间，司法公正仍可期待。“李蕊蕊案”已从一个侧面真实透露了截访的成本与风险——就算是在截访过程中发生了强奸这样严重的刑事罪案，截访单位也置身案外，毫发无损。正因为这宗“强奸案”剥离了“截访案”，身体与精神双重受损的李蕊蕊也只好就着刑案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看似“赋权”的条款，实则大大限制了原告的权利——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仅支持被害人就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请司法救济。这也是丰台法院并未支持李蕊蕊精神赔偿诉求的原因之一。

　　在李蕊蕊案中，“看守”徐建实则是“孤独”的，那些成功截访了李蕊蕊的截访者同样应站在被告席上。他们的罪名是“非法拘禁”，如果没有非法剥夺李蕊蕊的人身自由，强奸也就不可能发生。更何况，强奸者徐建的身份乃是截访者的“看守”。有必要追问的是，这种“看守”行为，究竟是截访部门的职务行为，还是接受截访部门委托的雇佣行为？“看守”与截访部门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截访部门的责任。因截访而起，并在截访过程中所发生的强奸，截访者怎能置身事外？

　　以公正司法来遏制非法截访，能否从李蕊蕊案始？且保持期待。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