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恒

　　这两天一直在看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今天早上读到一句话，联想起来，让我感触颇深。在开始今天的评中评之前，我想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做的一方可以找个适当的理由把行为合理化，也能忘记。不想看的东西可以把眼睛转开。但受害者一方却忘不了。眼睛也无法转开。记忆从父母传承给孩子。所谓的世界，青豆姐，就是一种记忆和相反一方的另一种记忆永不休止的战斗喔。”

　　一种记忆和相反一方的另一种记忆永不休止的战斗——就是这句话，瞬间就刺进心里，让我想起了许多东西，也想通了许多东西。我们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现在活着，真的有价值的话，那就是用力的记住这种记忆。哪怕你真的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做不了，还可以努力的记住这种记忆，守护你所相信、珍视的记忆，然后传承给孩子，传递下去。记忆与记忆的战斗，遗忘是最大的危险。

　　是这样吧？

　　当然，本文与《1Q84》这本书无关，我们也好端端的生活在2009年的世界里，与村上春树描写的1Q84年的世界也毫无联系。我今天准备说的是那两个因为感冒被赶下汽车的农民工。

　　昨天，远文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两个人不是农民工的话……当然，我们不能通过假设来分析这件事情，可是，我倒是见过不少人，在汽车上、地铁上、火车上，咳嗽、打喷嚏，戴着口罩，一副病怏怏的样子。甚至许多人咳嗽的时候，连掩口的动作都没有。但是，我却从没遇到过有人提出要赶他们下车的情况。或许，是因为我遇到的人们，都很善良也说不定，因为中国最自私的人都去那辆汽车上，驱赶那两个感冒的农民工去了。

　　或许是因为报道中的“举手表决”等字眼，这件事情迅速的被套入“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的缺陷”等语境进行解读。但说实在的，这是在有点太过度阐释了。而这种过度阐释，也让容易让人们忽视问题的真正所在。

　　当这两位农民工能够通过车站的安检，购票上车后。实际上他们和车站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契约关系——客运公司，具体到实际操作就是开车的司机，应该顺利、安全的把这两个乘客送到车票上标明的目的地。可是半路上，这两个农民工在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任何客运交通的规定的情况下，只是因为被怀疑是甲型H1N1流感，就被粗暴的赶下车去。而司机非但没有阻拦，反而默许了这种行为。从程序上来说也好，从法律上来说也罢，这个司机和司机所属的客运系统，都是违规的。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表达的问题，也不是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在一个合法的程序下进行的。而这两个农民工所遭遇的，应该是程序不当，是契约被漠视，是规则缺失下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悲剧。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虚伪民主的大本营美国，如果共和党的议员和奥巴马共处一室，因为大部分人都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政策，于是在那间屋子里，当着奥巴马的面，举手表决处死奥巴马。结果大多数人都通过了。然后议员们手起刀落，奥巴马人头落地——人们会认为这是民主的缺陷，是多数人的暴政吗？那可是切切实实的法律问题。或者，如五岳散人所说的，是切切实实的权利问题——个人的生存权不应被随意剥夺的权利，两个农民工购买车票后和其他人一样享受顺利到达目的地的权利。

　　或许，我们最应该去批评的，是人们对这种程序正义的忽视，对这种个人权利的漠视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民主的暴政的问题。这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的现状，当人们怀疑两个农民工患上甲型H1N1流感的时候，不是给医疗部门打电话，不是咨询疾控中心的情况。而是直接将两个人赶下车去，然后剩下的人，坐着车扬长而去。就像当一个人以“黑社会老大”的符号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即使只是嫌疑人——我们最先想到的也不过是直接将其关进监狱算了，而当有律师为其辩护的时候，这名律师无疑遭受到和那个所谓“黑老大”一样的骂名——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继续假设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有人站出来，为那两个农民工辩护，认为这样做不应该的时候，这个人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

　　当然，我们总是有很多理由去反驳：黑老大罪大恶极、农民工被怀疑是甲型H1N1流感。打击黑老大就是维护社会稳定，驱逐那两个农民工就是保护全车人的权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记忆往前推的话，我们总是能想到似曾相识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的狂热，美国麦卡锡时代的疯狂……人类史上的多少错误，都是假借着一定看起来道貌岸然的大帽子而行。而程序也好、基本权利也罢，则被扔到一个角落里落满尘灰。

　　或许，我写的这些字，也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是我还是想在最后，提一下那句话：所谓的世界，就是一种记忆和相反一方的另一种记忆永不休止的战斗。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