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鲁迅说：“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是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在上个世纪已基本绝迹，即使偶发，也不至于非得死人。本世纪不符鲁迅“小病”条件之大病，非癌症和艾滋莫属。因而，符合以上两大必要条件的、既有福气又有雅趣而且还不俗气的病，于今算来，一是写诗；第二，大概就是忧郁症了。
当然，若能因忧郁症而写诗或因写诗而写出忧郁症来，诚可谓两全其美，福有双至了。这事要是办好了，不仅可以给文学史做出贡献，而且还有机会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一段佳话。
写诗是一种修辞，修辞可以解构，而解构可以治病。我认为，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基本上就是以修辞的手段（对隐喻的层层解构）来替她自己以及大众治病的。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肺结核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而癌症是现代苦难：“从隐喻的角度，肺病是一种灵魂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因“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肿瘤“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
肺病的这种浪漫主义影响力在中国一直要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苏珊·桑塔格的生父（Mildred Rosenblatt）在中国死于肺结核的十年之前，《小说月报》刊登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博客风格小说的女主角，就是一位身患肺病的文学小资女青年。在这位猛女的病中独白里，肺病与爱情、革命、浪漫主义、失眠以及“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以一种妖精打架的姿态狂热地纠集在一张病榻之上：“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
在莎菲女士为我们创造的“疾病隐喻”中，针对肺结核的“医嘱”就不得不变成了一种“反灵魂”、反浪漫主义并且极其没气质的隐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
我不能，我偏不能——对“医嘱”的反抗同时又隐喻着对高级精神境界的追求。一旦抵达修辞的彼岸，无非就都是观点角度问题了，比如以同期的政治隐喻，莎菲女士所患的肺病，其实就属于典型的“左派幼稚病”。
到了二十一世纪，肺即便仍旧长在十九世纪的原来位置，但是肺病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精神地位却沦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至少在反吸烟广告里，非典就更是不堪，癌症和艾滋更是提都不要提了。除了电视剧《血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有可能使白血病取代肺结核（二十一世纪初的努力是韩剧《蓝色生死恋》），今天，在人类所能罹患的所有病症里，最有机会担负起“疾病的浪漫主义文艺复兴”之大任者，惟有忧郁症了。
忧郁症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主要杀手，就是它。在我国，排名前二十五位的疾病当中前六位都是精神疾病，而精神疾病里排名第一位的便是抑郁症。据有关的报道说，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抑郁倾向，到2020年，就疾病负担而言，抑郁症将成为中国继心脏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
忧郁症之所以有文化，首先是地缘。像肺部一样，它“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而且比肺结核更接近“精神化”的境界。其次，忧郁症的起因很多，但临床上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忧”字。忧柴忧米是忧，忧国忧民也是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境界不同，却俱是进亦忧，退亦忧，直到进退两难，忧出病来。
更有文化的是，肺病再“精神”，最终也还是不甚浪漫地病死，而据专家表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识别和治疗，约四分之一的忧郁症患者最终会选择自杀。
总而言之，忧郁症——即因忧郁而病比因病而忧郁来得更有气质，有文化，有深度。就像减肥或不断谈论减肥那样，就疾病的隐喻而言，忧郁症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压倒性“忧”势显然毋庸置疑。
我个人对忧郁症所怀的最大忧虑是，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而我国人口中三分之一的人有抑郁倾向，果真如此，这种病未免也就显得过于大众，其应有的气质、文化以及深度势将大打折扣。换句话说，忧郁症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未免过于快了些。
好在专家同时还指出，在以上数据中，“其中绝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精英们因而就得到了难得的话语空间。在公开声讨“万恶的收视率”之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在电视上宣布：“我得的是忧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忧郁症，重度。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我同情小崔，但这又是哪儿的话？电视人也得了忧郁症，说明中国电视越来越有文化。什么歧视，景仰还来不及呢。
不过，忧郁症是否真的能取代肺结核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尚取决于对以下障碍的克服。其一，是媒体。疾病需要文化，文化需要媒体。在桑塔格的著作里，不难发现关于肺结核的那些文化隐喻，大多出自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欲借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媒体来传达忧郁症的文化和深度，已经有人开始找上了电视。
台湾电视人蔡康永在写给小S腹中块肉的《宝宝日记》里说：“听说有人在电视里面找深度耶。我好诧异。电视很方便，但很肤浅，在电视里面找深度，太看得起电视了，太看不起电视没出现前的文明史了。何苦看电视找深度啊？为什么不去看书呢？”
据医学界人士反应，相对而言，法国男性的心理之所以整体比较健康，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比其他文化影响下的男性更会发泄感情，有更多排解心理的不愉快的自由——法国人比较散漫，不端着，不满口仁义道德，尤其与邻国英国比，大革命以后等级消失，浪漫，做爱多，效率低下，爱讲话，饶舌，爱吃，爱喝。
“散漫，不端着，不满口仁义道德，等级消失，浪漫，做爱多，效率低下，爱讲话，饶舌，爱吃，爱喝”——虽然不能说这就是我们对电视的基本要求，但不能否认大多数观众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电视的。
忧郁症取代肺结核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有文化的疾病的第二大障碍，在于表现力。与肺结核相比，忧郁症在临床上比较缺乏像咳嗽那样富有表现力并且容易辨识的音效，而肺病之所以能在媒体中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大的文化隐喻，就是因为咳嗽：“整整两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里，没有一个人来，也没有一封信来，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炉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莎菲女士的日记》）
有声电影发明以后，具有浪漫气质的男女主角要么没病，凡有病的，不管是不是肺病，一概狂咳不已。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是否也咳成这样，我记不得了（得肺病的是上官云珠饰的文嫂的儿子），但在柔石的小说《二月》里，查到萧涧秋有一声隐喻性的空灵咳嗽：
清早的冷风吹着他们，有时萧涧秋咳嗽了一声，女孩问：“你咳嗽么?”
“是，好像伤风。”
“为什么伤风呢?”
“你不知道，我昨夜到半夜以后还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做什么呢?”
女孩仰头看他，一边脚步不停地前进。
“小妹妹，你是不懂得的。”
最后一句，许多年以后真的很适合那些向电视要文化的老师们拿来转赠给超级女生以及她们的粉丝。我认为，这些老师们近来已经不约而同地发现，要使忧郁症取代肺结核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有文化的疾病，光盯着电视要文化，不行，还得对着电视大声咳嗽——超女没文化，超女有文化，超女“民主文化”的隐喻，说超女有“民主文化”乃严重误导，才是真正的没文化——字字血，声声泪，都是忧郁症患者们发出的超级男声。
向疾病要文化，按桑塔格的说法，具有解构作用，能使死亡变得“优雅”，“令人肃然起敬”；向电视要文化，算不得与虎谋皮，虽也优雅，更令人肃然起敬，但容易得病，尤其是忧郁症。对待电视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幸，不得吾命。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命，不得吾幸。如此而已，反对过度诠释。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