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基本上是侃累了睡，在重庆基本上是喝麻了睡；在重庆容易侃累，在北京容易喝麻。由于在重庆的时间大大长于在北京的时间，所以喝麻了睡的时候大大多于侃累了睡，于是从曾经的学者相变成了如今的酒鬼相，从曾经的头大身细变成如今的肚大腿细。好心的朋友劝我管住自己，但我想把自己当做研究地方文化的个案。
来重庆之前我是不喝酒的，也就是说，喝酒完全是在重庆培养的。这是第二次入乡随俗，前一次是在美国。对于我这种从小住校学外语的人来说，进入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除非自己不愿意进入。进入并不等于演戏或变种，就像当年在内蒙牧区插队的知青对牧区生活的适应，要骑马、摔跤、喝马奶子、大碗喝酒，都是真的，不是装的，但他们并没有彻底牧民化，依然保持了他们和牧民不同的那一部分。到中国来的大山也一样。正因还有另外一面，我才能跳出来看这里的地域文化特征，不但能喝酒划拳，还能写喝酒划拳。用老话说，就是“长期深入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在美国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文化融入标准：达到经常有人向我问路，后来这个标准又拿到了重庆。我们在街上问路，都不自觉地选择最像当地人的，街上的当地人是什么样子，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是一种综合表现。为什么要达到这个程度呢？因为只有融入到这个程度，才能把自己当做当地文化的活标本和可靠个案来研究。在美国，达到这个融入程度用了9年时间，在重庆也差不多这样。这里，言谈举止的本地化是起码的，在重庆，我个人认为，最突出的就是划拳行酒令，要做到言谈和举止的统一，并且是自己的风格，绝非一日之功。
回到西南酒神文化的话题上，起因是我在《扬长与补短：glocal语境下的文化策略》中提到的张小涛和李一凡关于西南肉身文化的争论，我当时觉得所谓“肉身文化”很像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就随口说出并得到了主张发扬西南肉身文化之长的李一凡的认同。和“蜀犬吠日”联系在一起，是在李一凡家里彻夜神侃的“迁想妙得”。
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是和“日神精神”相对立的概念，前者代表感性体验，后者代表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最大特征是语言的介入，简单说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要把事情说清楚，烂醉的状态肯定不行。记得钟飙曾经略带讽刺地解释重庆的划拳：因为没话说，所以只能划拳。了解钟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能说并且能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的艺术家，这一点符合他国美的受教育背景，他对重庆的这种看法也反映了他的国美角度。但从西南酒神文化自身出发，钟飙的话应当改为因为要保持酒神状态，所以连说话都只能为了喝麻而非把事情说清楚。
“蜀犬吠日”和西南地区日神精神的贫弱纯属没有关系的巧合，但酒神行为和深层肉身体验的确不适合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西南文化又是巴蜀文化的延伸，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口音的相似性上。我想，造成西南酒神文化的主要还是其地理特征。第一，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特征使这里对政权政治淡漠，山区零散居住也不适合政治欲望的产生与实现，而天府之国的富庶又适合生活享受。常驻这里的军队面对中原军队，结果只能是七出岐山的失败。这样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呢？俗话说“事不过三”，七次失败等于三的倍数再加一，这里除了失败的超级必然性，还反应出理性超级的欠缺。无独有偶的是，孟获也是被擒七次才放弃自己的军事冒险。至于川军能征善战的说法与事实（钓鱼台抗元、台儿庄与陪都抗日），恐怕只有他们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而这时的川军的地方属性已经演变为“中国性”了。红军也是中国军队，川军对红军作战也体现不出战斗力。
如果说“蜀犬吠日”和西南酒神文化的关系难免牵强，那么“少不入川”和“乐不思蜀”则是太恰如其分了。“少不入川”是用中原仕途理想来衡量巴蜀文化弊端，没有这种理想的本地人是体会不到的，他们只能从自己酒神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原文化地区，特别是北京，“不好耍”，其中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街边夜啤酒。“乐不思蜀”是以蜀地作为“乐”的最高境界，只有乐到连蜀都不想了，才算“乐”到了极致。李白的名诗《朝辞白帝城》体现了蜀地之乐，看山山绿，看水水清，可惜中原读诗人一般只能看到“千里江陵一日还”和“两岸猿声啼不住”中表达的急切归心，忽略掉“彩云间”和“轻舟”透露出的蜀地快意。此外酒神文化离不开情色，不知何时开始的重庆“打望”民风在中原文化中是无法接受的，在重庆不但“可以有”，而且正大光明，不必偷偷摸摸，被打望的女性绝对不认为看自己的男人不要脸，而是沾沾自喜，这里的女性完全无法理解打望为什么会成为中原文化的禁忌，他们实在想不通被男人看有啥子不好，男人看女人有啥子不对。
在这种酒神文化中，中原观念中的“腐败”是永远抓不完的， 这里的人甚至无法理解他们说的“好耍”就是中原说的“腐败”，他们说的“安逸惨了”的好事到了中原就成了“贪图安逸”的道德错误，他们认为的“好耍的王小箭”到了中原学生眼里就成了“流氓教授”（在女生眼里）和“江湖混混”（在男生眼里）。我到不在乎学生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他们的看法只是对我融入当地文化另一种证明，但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对大学理想的巨大冲击。我想，如果他们是我的上司，一定把我当教师里的文强拉出去枪毙。幸好，最近系里让我开专业英语课，让他们看到了我融入美国文化的程度。最终还是没有逻辑的中国文化害了他们，正确的逻辑是：既然我在重庆变得如此重庆，那么我在美国肯定也是如此美国，到了我的出生地北京会如此北京，到了学术环境也会如此学术。
在美国的最后几年，美国人也认为我是美国（华）人，我说是中国人都没用。美国人问我这种亚裔面孔的人where are you from，当我回答from mainland china后，他们还要问一次。开始我以为他们没听清楚，于是就重复一次，结果对方的回答说知道我是中国人，他的意思问是我是哪个州的（美国华人）。我想，这就是常有美国人在纽约并不是华人区的地方向我问路的原因吧。
当然地方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高速现代化的中国，划拳风气在重庆的迅速弱化绝对是高速现代化的直接结果。都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异地生存人口则在入乡随俗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当地生活习俗，重庆普通话使用率的飙升绝对和大量外地人口的进入相关联。不划拳加上讲普通话，这是对肉身的直接改变，借用李一凡的话说，就是“肉身遭遇现代性”。变化着的我们是什么？又不再是什么？本地人如何回答和面对？异地生存者又如何回答和面对？坚持原有的to be，还是变为not to be？这的确是个question。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