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玉洁

    如果把环境雕塑不称作公共艺术，就有着抑制雕塑概念外延的嫌疑。因为在当代，造型艺术已经超越了其仅仅作为造型的审美范畴，而迈向了创作者与参观者互补的作品完成时格局。没有哪件当代作品仅仅是创作主体为自己而制作的孤芳自赏的艺术行为，而是将作品以适合它的方式抛向观众、抛进艺术界，去实现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观众的反应和艺术赞助者的回应是作品得以实现和完成其双重功能的必要环节，艺术界的话语和评论文献则是作品最终的学术价值的认定。如果把环境雕塑直接地等同于公共艺术，就有着扼杀环境雕塑概念内涵的武断。因为，环境雕塑的核心是和谐，或者说是天人合一。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格局中，和谐、天人合一的指称，则是一种对其概念外延的演绎和对其内涵的补充。因为现代城市是人的力量的外化，并非纯然的自然。在人造物的环境中的和谐与合一，该从何而来？笔者以为那就脱离不开运用主题与对话的方式，即通过设计的主题与雕塑被安置的环境形成一种关系，赋予既定的环境以一种新的意义；而对话方式的设置，其情景也许是以点睛之笔、互补互衬、新旧对比、立碑存戒等方式而形成一种在公共环境中的环境本身和雕塑作品本身的呼应对照关系，这种关系给介入于这种景观关系中的人以一种特别的启迪意义。一句话，这种关系并非在于标榜艺术家本身，而是给观众展示一种能够促成其观看视角出现思想萌动的启示之物。将环境雕塑纳入公共艺术的范畴，意味着环境雕塑与公共艺术在概念和本质上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面向公共领域的、具有使用和审美价值的、具有设计感的、具有规划性的、具有资源规整和利用的、具有特定文化意义发挥和传播的，可供公众认知甚至参与的一种社会化的艺术形态。公共艺术的实现形式和作品的与文化或学术等精神形态相关的内涵，成为衡量其价值的必要的考量因素。

    如果我们把霍去病墓的石雕看作是考量环境雕塑乃至于公共艺术时有益参照的艺术遗迹，那么我们也不难看出所谓的和谐与天人合一到底表现在哪里。霍去病墓的石雕在主题、材质以及安放位置上，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限地文字记载和由此相关的想象意境中，均会出现一种自然的意象。这种自然的意象包含汉代的五行观念所致的方位常识，包含着动物象生所象征的人化意义，也包含着一种材质和环境的和谐，而其造型的手法则更不用深究了，因为线性的雕刻手法和应物象形的处理技巧，均使材质与物象的表达合而为一，达到一种恰如其分地自然。如果我们把唐代帝王陵墓的神道雕像看作考量环境雕塑乃至于公共艺术的主题性时有益参照的艺术遗迹，那么我们也不难看出主题与环境的严格吻合，甚至主题性雕塑对环境氛围的渲染和提升。这种严格的雕塑设置格局和石人形象以及等级的分布，也在那里显示着一种不可抗拒地帝王的威严和力量。庄重、森严以及蔚蔚大国的形象油然而生，显得那么地自然。不管是汉代霍去病墓的雕塑，或者是唐代皇家的陵墓雕塑，其赋予雕塑本身的意义始终没有脱离出礼教的范畴。正是基于此一点，不管是汉代雕刻的率直和粗犷，还是唐代雕塑的写真与象征，都让呈现着风格特征的雕塑在表达与安置中呈现出一种与自然景观的和谐与合一，也呈现出一种在人文关照与观者认知中的理所当然的和对礼教秩序秉持的情愫。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环境雕塑在意义的实现上的文化认同方面的依托，成为其是否成功的前提。进而言之，高级文化的公共认知和主题性倾向的公共认同，是公共艺术得以持存的前提。可是，当代社会中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存在，消费时代的商业利益和人的本能的契合，社会大众对文化的认知水平，高雅文化或者高级文化形态的缺失，社会价值引导方面的局限，都让我们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着一种混乱而又无法自知、无从自觉的情形。这就促成今天的所谓的城市公共艺术在表现形态上的幼稚、离奇、荒诞不经和不知所云，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于文化人格的自我贬低。以城市雕塑为代表的公共艺术的发展情形如同公共艺术的主要代表即建筑环境艺术被粗放型商业投资性开发所造就的粗制滥造、风格雷同、不可回收型的一次性工程，而显露着金钱的光泽和散发着铜臭，失去或者残缺地呈现出环境雕塑或者公共艺术的意义的不饱和状态。客观地来看，这是工业文明的必要环节，是资本的占有和消费及资本再生的本性，然而，那却是精粹文化和环保主义的失职，是对人类文明趋向高级发展的亵渎，对人的发展和人的完善以及天人关系的漠视。

    在当代，当雕塑脱离出礼教、宗教的范畴而独立地成其为与个人价值相关的艺术时，其功能有着明显地变化而其本身的造型艺术的特质却没有多少地变化。独立雕塑作品和艺术家的关系以及意义的所在，几乎全是艺术史家需要关注和发现的事情，然而，这几种关系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艺术史文明和意义的书写和传承的苍白。可是，环境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体裁，它所要指称的意义却离不开笔者在前面的设问。与环境的和谐或合一、与环境的对话而赋予环境以一种新的意义，是环境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本分。舍此，大抵会出现意义的唐突、荒诞，乃至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笑话，这是公共艺术的失职、对环境雕塑的蔑视、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对公众的欺辱。

    城市美术街的雕塑的安置情形，正可谓是当代社会对公共艺术真实体认的表征，也是环境雕塑发展水平的展示，更是对不同属性的雕塑的有效性的检验。环境雕塑的意义以及公共艺术的价值，在这些以美术街、艺术街、文化街命名的街区中，都以问题的形势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说，环境雕塑与环境的关系、主题的引导意义、赋予街区或景观以一种意义的提升、雕塑与环境的对话带给观众的可启示性地思考以及基本地雕塑作为造型艺术的对审美范畴的诉求。倘若，我们有能力在这里将这些公共艺术发展中的问题一一解决，也许我们面对的将会是一种形而上的审美之途和对人生、自然乃至于幸福的感悟与思考，那将会是一种别样的生活与艺术之途。可事实上，许多的美术街的雕塑或者说环境雕塑乃至于公共艺术，却是一个万花筒般地奇怪之物，多样与唐突胜过了和谐与意义的提升。

    一些美术街或艺术街并非是一条可供人们流连忘返地观赏美术品的步行街，或者一个都够让人们逗留游玩的景观文化广场，而是城市中普通的双向车道的马路。因此，如果在此驻足观看艺术品时稍不留神就会有发生严重交通伤害的危险。所谓的美术街的公共艺术的展示即雕塑的安置，则在这些环境中的不足四、五米的绿化带上，并且以间隔几十米不等的距离正面向着主车道相对而立地安置。从雕塑的形态和风格判断其来源主要是以专业雕塑工作者的作品为主。雕塑整体的倾向是一种学院派的面向学术性的作品，雕塑语言的历练和突破是这些雕塑的最大价值。单件雕塑作品在雕塑的学术上的考量，大多具有可供评论的学科意义。只是，这些为数众多的雕塑作品中的大多数被放错了地方。也就是说，很多的架上雕塑或雕塑习作被以放大数十倍的体量走出了工作室，而充当起环境或者景观雕塑的重任。由此，促成雕塑本身的价值和公共艺术本身的价值的对抗，引发不光是公共艺术的学术面临的尴尬问题，而且也是公共艺术实体存在的意义的质疑。

    以美术街或者艺术街命名的马路或者街区，通常毗邻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名胜或者具有特色的文化单位，不管是名胜古迹，抑或是文化单位，它们都是社会高级文化形态的应有符号。而实际上在这些街区中，有各种性质的机构林立，包括医院、学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当然还有最少不了的商业机构。这样的街区在社会功能中扮演着生活、工作、消费等社会生活形态的职能，无疑这是一些具有复杂功能内涵的街区。这也就为环境艺术的设计与安置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使得不经过精心设计和市政规划的公共艺术在这样的街区中显得顾此失彼。

    城市的美术街或者艺术街之所以这样去称呼以替代原来的道路或者社区的名称，就是因为与政府相关的这一创意文化产业项目。通常，城市文化项目的模式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景观或活动是招牌，拉动经济发展是核心。可实际上，很多城市中单薄的艺术品市场，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的。这反而促成这一街区的美术品或者公共艺术本身成为其本身具有的公共艺术所应该有的特征和意义，尽管其是否符合设计者的初衷。美术街或者艺术街倘若真正意义地成为公共艺术的展示空间、一条公益性文化宣传的街区，那毫无疑问将会提升公共艺术发展的水平和城市文明的形象。今天的诸多的美术街和艺术街在这样的意义上并非是没有作为，而是做得不太理想，这也为下一步的文化艺术的拓展留有了足够的继续完善的空间。以历史文化名胜遗迹为依托，以高级文化形态和实体为基础，以还原环境雕塑、还原公共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为出发点的艺术创作，将会在古今文化和现代技术的时空中成为具有精粹人文内涵的公共艺术的出路。

    实际上，我们也许只需注意一下这些街区的一些明显特征，对于将这些街区改造为美术街或艺术街而进行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来说，都将会恰如其分的注意到功能与意义的诉求。譬如说需要改造的街区是城市交通的要道，在马路上行驶的繁忙车流成为其特征之一。马路等级与车流的规划是市政部门的事情，作品的创作者是无法干预的。然而，以灰色为基调的城市的颜色却与公共艺术的色彩设计有关，成为创作者应考虑的问题。马路的灰色，车道标识的黄白线条，绿化带，交通指示牌以及红绿灯，是一种既定的色彩心理学的应用。由此而言，绿化带上的鲜艳色彩的雕塑，比如红色的、闪着金光的、色彩搭配花哨的雕塑物体，就会起着分散驾驶员注意力的作用，而留下引发交通问题的隐患。驾驶员在经过这条马路时，设计者不能只考虑给其传递视觉经验，还要控制这种视觉经验的传递途径、方式和效果。因此，一些色彩鲜艳、形状奇怪的雕塑，并不适合于摆放在这里，不管其构思多么新颖、创意多么可贵，不否合环境的和谐则是事实。作为公共艺术，文化的标识性是其特征，而其与环境的和谐、观众的互动则是更重要的议题和实现的目标。同样，当你驾车或者乘车驶过这条街区时，万花筒般地杂乱印象是主要的心理感受，因为太多、多样以及时间太短而无法感受，有的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视觉刺激，这不能不说是公共艺术设计上的不足。再譬如说需要改造的街区中坐落着较大的医院或其它和健康有关的机构，这就要求公共艺术的设计者和雕塑的创作者不能不去考虑医院这种社会的特殊机构的功能性和特殊价值。健康与死亡是一对不能调和矛盾，而医院，则是这对矛盾的中间状态。由此，医院这种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处所，对健康的关注与渴求成为其主要的基调，病痛的苦难则是其要化解的目标。在这样的环境中，主题性的雕塑或者是别出心裁的对话性雕塑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而实际上，在这样的机构的周边环境安置的雕塑依然是学院派的习作性的作品，或者是对形式及语言进行探索的作品，这样的布置舍唐突其谁啊！我们可以从被安置的雕塑介绍牌的被破坏，可以感知这样的雕塑并不具有打动人的功能，更不用说观者思想的迸发与精神的提升了。倘若我们将雕塑介绍牌的完整与干净看作是生活中健康的人，而将被破坏的残迹看作是生活中的病痛与苦难，在医院这样的环境的周边，为何我们的大众不珍惜那完整或者健康，而要去制造残迹或病痛呢？因为，我们的环境雕塑和环境不和谐，没有回归它的应有之意，更没有让遭受病痛的人们或者家属或者路人感受到健康的意义，领悟到残迹与死亡是对健康的反动。也许，我们会抱怨大众的素质低下，可是作为公共艺术的设计者，难道这是可以推托责任的借口吗？人类的良知与感情是趋向于美好与健康的，倘若我们的环境雕塑和公共艺术做得到位，人们还会麻木不仁而不珍惜吗？这些美术街或艺术街中的为数不多几处比较好的雕塑布置，更说明了环境雕塑在安置上必须与环境和谐的重要性。这种和谐在人造的物的城市景观中，依然有赖于人造景观的辉映与设置。比如，一些古代名人的雕像，因为有着小环境的营造，或者数株修竹、几棵枯木的掩映，显得比较地自然，也促成了主体与情景的明确。虽然仅仅是数株修竹或者一些半死不活地枯木的衬托，也显得无比的重要。比如，一些与城市街区文化定位相关的背景相协调的古人形象雕塑的安置和呈现出和谐的效果，也是比较成功的环境雕塑艺术的处理手法。[NextPage]

    面对这样一些功能复杂的街区，要求公共艺术的设计能够尽善尽美，显得勉为其难。然而，假若简单地将习作性的雕塑和架上雕塑毫不考虑其有效性而搬到公共环境中充当公共艺术作品，却是雕塑范畴中不同属性的作品的僭越和违规，超出其使用范围，必然促成其失效，不出现荒唐、离奇、不知所云的情景是不可能的。这关系到公共艺术设计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不用说具有别开生面的对话性的公共艺术、以及公众可参与性而赋予艺术作品与环境以意义拓展和精神提升的作品了。

    环境雕塑的本分是与环境的和谐，天人合一是其最高的标准，与环境的协调是其最低的要求。舍此，将会是雕塑或者其他艺术范畴的概念的人为的僭越与滥用，其动机是对文明的蔑视，对自我利益的膨胀。公共艺术作为当代生活中艺术与生活相结合的形态，艺术家并非公共艺术作品所要宣扬的主体。而相反，艺术家担负着更高一级的职能，既要赋予作品以造型的审美的要求的同时，还要设计作品与公众、与环境的关系意义。这种关系的意义是公共艺术之所以成就的核心，给公众创造一种具有可提升感受、可萌发思想的视觉经验和观看世界、社会的视角，是真正的公共艺术设计者不得不考虑的议题。城市的美术街或艺术街的雕塑作品的安置所形成的雕塑的有效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公共艺术的职能和意义的问题，是对造型艺术门类和艺术与实用艺术关系的考量。我们不难看出，公共艺术作为人类社会化的高级经验的呈献，需要历经千般锤炼的文化经验和某一民族文化中的集体认同的价值和道德的秩序以一种合乎造型、表达与环境的模式来实现，独立的纯艺术体裁和公共艺术在范畴学上有着相应地重合与溢出，将独立的艺术体裁推延进公共艺术的领域，需要在基于其自身之上去观照社会、道德和学术的良知。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在公共艺术的领域里更加地突出，倘若失却了对艺术体裁范畴的判断力，失却了作为公民对社会的良知，失却了在艺术与利益面前秉持崇高精神的毅力，艺术为市场所吞没是轻车熟路的，不否合公共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被当做公共艺术的周边作品的出现将是公共艺术领域无法摆脱的瑕疵。当我们回顾汉代至唐代的文明遗迹时，那经千年而不倒的雕塑作品，至今在那里呈现着雕塑艺术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不变的特征。自然、天人合一、意义的提升与对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艺术的创作者和管理者而言，对于寻求公共艺术的意义来说，并非不具有启迪意义。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