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炼

　　一、重要的不是艺术吗？

　　自从“重要的不是艺术”一语出，聪明人大都悟到了批评的真谛，这就是，批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批评家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艺术，而在于艺术之外的某个目的，例如政治的目的或经济的目的。尽管栗宪庭已经申明，重要的是评价艺术的标准，但聪明人哪里肯买帐。在今日犬儒文化和大众娱乐的时代大环境中，政治目的以解构主义的颠覆为宗旨，经济目的则以商业盈利的活动为要义，所以重要的不是艺术。

　　关于经济目的，人总是要吃饭的，批评家也是人，所以我在这里暂且不说经济而只说政治。就现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发展而言，在西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主流是形式主义，主张艺术批评不要超出艺术本身。在中国，八十年代前半期的主流，是在现实主义中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然而，自从西方有了观念艺术，自从西方后现代思想传入中国，形式主义便过气了，作为政治的艺术再次得势。虽然我也倾向于艺术的社会历史批评与政治文化批评，但我却很清楚，这样的批评仅仅是方法，批评的真正目的还是艺术。换言之，重要的还是艺术。

　　当年列宁说文学艺术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从正面阐述艺术作为政治的重要性。后来，伟大领袖又从反面阐述之，指责有人利用小说来反党。自此，中国艺术过多地承载了它所不能也不必承载的政治负担。从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迫害。然而，可悲复可笑的是，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却因过去的政治迫害而犯了历史迷糊，竟以为艺术真的就是政治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说，艺术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七十年代末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文艺家代表大会，邓小平出席，与会的作家艺术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是在参加党代会，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仿佛文艺家与政治家有一样高的政治地位。

　　冷静下来用脑子想一想，艺术家就是艺术家，批评家就是批评家。从社会分工上说，他们都不是政治家，他们既没有专业能力、也没有行政职务来为国家的未来绘制一幅政治蓝图。不错，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艺术家和批评家有责任关注社会政治，他们可以通过艺术作品和批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甚至含沙射影，反对某种政治体制。可是，对于这个政治体制来说，如果他们的意见不是通过行政途径来提出，而是通过艺术作品或艺术批评来表达，那么，我们可以想见这反对之声会何其微弱。

　　艺术离上帝太远了，天上听不到艺术的声音。虽然你可以象伟大领袖说的那样利用小说来反党，但是别指望凭几部小说或几幅绘画就真能动摇现存的政治体制。伟大领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你的画或文字，并不是夺权的武器。从七十年代末至今，利用艺术来搞政治的人，无非是给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国提供材料而已，西方政客只不过是利用你罢了，最多也就给你几个钱，收购你几幅画，心里却在笑看中国人的丑陋和自相作贱。到头来，这些想搞政治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仅落得个跳梁小丑的角色罢了。

　　二、批评家的职业精神

　　在西方知识界，人们很讲究“职业精神”，英文称之为professionalism，也可译作“专业性”。其实，在所有的行业，人们都讲究职业精神。艺术家的职业是做作品，批评家的职业是从事批评写作。批评家若借批评而搞政治，实际上就是外行从政，不仅没有职业精神，也没有专业性，英文说this is not professional。在职业政治家看来，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所搞的政治，都如小童儿戏。

　　如前所述，批评家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在自己的书写中表达政治态度，但是，批评家要想获得专业水平的政治话语权，可能得改行才行，说不定还有必要重返学校去回炉一番，拿个政治学的硕士学位什么的，或者投身官场，在从政实践中经历宦海沉浮、洞悉为官之道，然后才谈得上专业性。不过，要真这样改行，这些批评家的年龄、见识、修养、魄力，甚至厚黑学的知识，以及诸如此类的外在和内在条件是否允许，尚未可知。即便允许，政界的门会向一介书生打开么？如果不信，恭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艺术批评家到北美的华人政界来试试，随便你怎样骂中国、随便你怎样高喊民主口号，你甚至可以上街游行，或者到中国大使馆门前练摊，看你能不能因此而从海外民运人士的牙缝里，夺得一点台独所施的口粮。只怕你还没辨清东南西北，就已经被饿红了眼的群狼围捕而食了。

　　所谓批评，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是在艺术批评中，将政治作为一个看问题的视角，或将社会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批评的目的仍然是艺术。第二种批评则与此相反，也就是政治家利用艺术，从艺术的角度去讨论政治问题，或者将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讨论艺术以外的问题，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法国思想家福科写过一系列文章，讨论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绘画《这不是一只烟斗》。福科的目的，是讨论哲学中的再现问题，讨论语言再现和图像再现的关系。二十世纪的欧洲大哲学家们，讨论绘画者不在少数，例如海德格尔和德理达都讨论过梵高的《农鞋》一画，而德理达甚至还写过一部论绘画的专著《绘画的真理》。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他们讨论绘画的目的，并不全是艺术，对他们来说，艺术探讨是为哲学研究服务的。若用中国宋代理学家陆久渊的话说，这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

　　因此，在阅读这些哲学家时，我们应当很清楚，第二种批评并不是学科划分上的艺术批评，虽然我们借鉴第二种批评，但我们所从事的是第一种批评。我们还应该清楚，一个艺术批评家，既然上了批评这条船，那么在这条船上，你可能会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可是一旦跳到别的船上，你若不是个小童或弱智，也大不了是个小丑，就象政治家跳到艺术批评的船上，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儿童一样。所以，对政治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但对批评家来说，重要的就是艺术。

　　三、人性的弱点

　　艺术家中不乏有政治智慧的懒人，当他们江郎才尽或才思枯竭时，便与一众跟风者同道，以政治恶搞来赚人眼球，美其名曰解构颠覆。批评家中也不乏有政治智慧者，尤其是从事社会政治批评的人，其拿手好戏，就是把艺术所涉及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政治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传统。只是，这种看似深刻的艺术批评，其实不过是懒人偷巧而不用脑子的肤浅作为。这些比懒艺术家更懒的批评家，决然不会用脑子去思考艺术问题，他们面对艺术作品时，只会人云亦云地嘟哝些毫无意义的政治噫语，所谓庸俗社会学是也。

　　对于既懒惰又无才能的肤浅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我们该怎样进行批评？我们当然可以如法炮制，将这些人的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文化的弊端，这样的归结也许会显出某种深刻和敏锐。但是，在我们所批评的这种懒惰和肤浅中，难道就没有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一点点个人原因？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人的懒惰和肤浅，其实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也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体制造就的，也不仅仅是社会文化养成的，而且更是他们个人的自身问题，是他们的人格缺陷所造成的问题。

　　个人的懒惰和肤浅，是一种人格缺陷，推而广之，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对于这样的人格缺陷和人性弱点，我们不能为其开脱，不能用政治社会体制的幌子来作挡箭牌，也不能用思想文化传统的陈词滥调来作替罪羊。对艺术批评而言，尤其是对批评的批评来说，只有撇开这些挡箭牌和替罪羊，才能直达人性的深处，才能揭示人性深处的庸俗、阴暗和丑恶。

　　曾何几时，政治恶搞成为艺术时尚，少数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带动了大批跟风者。这种群体性的恶搞，看似显示了原创者的聪明才智，实际上只是挖空心思的雕虫小技，而那一大群跟风的人，只是些没有脑子而又急功近利的盲从者。且看那刘胡兰雕塑，让一个十五岁少女露阴爆乳，作者自以为聪明，给作品以政治颠覆的内含，实际上只不过暴露了作者的愚蠢和心理变态。最近又看到恶搞兵马俑的新作，其政治和文化意识的浅露，让人喷饭。为这些跟风作品摇旗呐喊的批评家们，则是等而下之，已经不值得我们再费笔墨去评说了。

　　我看好那些政治指涉比较含蓄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关注艺术，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例如，前不久在北京798有一组雕塑《我是美丽的》被撤展，理由大约是有伤风化。这组作品，一样是露阴爆乳，但没有自欺欺人的政治幌子，也没有盲从跟风的恶搞。我在这组作品中看到的，是艺术家的激情，这激情以性爱为驱动力，作者借情欲而将自己的艺术激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关于《刘胡兰》和《我是美丽的》，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专门讨论，本文对这两件雕塑仅点到为止。

　　本文要强调的是，那些作为政治附庸的艺术作品和批评文字，唯独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和批评的缺陷。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德沦丧的时代，艺术批评也不应该追求艺术之外的功利目的，对批评家来说，重要的还是艺术。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