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信
王林的《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一文披露了近年美术界的一些敏感问题，而且文章指名道姓，吕澎最受关照的主要人物。因此，吕澎写了《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作为回应，一切自在情理。但是，两文内容有太多发人深思的地方，也充分表明中国当代艺术存在诸多弊病。
关于“八五”美术新潮及其“89”后的历史拐向，两人的认识基本一致。当王林表示“新潮美术因政治事件嘎然而止，一时间作鸟兽散”，吕澎则以“那个时代的背景你不是不知道，每个人都很艰难，逃离与躲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了回应，可见两人对当代艺术现状判断却完全不同，从中也透出各自立场与身份角色的不同：王林的语态使自己保持独立的批评家地位，他的批评与吕澎的反驳，无形中将后者置于“既得利益”角色。因此，当王林指出92广州双年展上，得到“好处费”的批评家有意冷淡任戬等人的“消毒”行为(不知是否指评奖事件)，吕澎则问王林“你这么多年得到的好处难道比这个少吗?”之所以，王林与吕澎的文章一出，引起艺术界对理论批评家的不好看法。但是，不能忽视这场争论基本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真实轨迹与危机症状。
此外，吕澎的文章标题是“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但文章主要是在反驳王林的观点，并没有提出争取当代艺术合法性的具体方针。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是艺术外部的政治议题，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所普遍面临的僵局。单以承认资本对艺术介入是难以实现文化艺术的彻底合法化。况且，中国的资本与艺术一样面临同病相怜的尴尬处境，资本自身合法性都没有制度保障，自然谈不上成为艺术合法性的推动力量。重要的是，中国富人还没有意识到通过文化力量，争取政治意义上的共同合法性;他们不仅缺乏历史远见，也没有那样的政治野心，其本身不外是权力的裙带体，或者通过承租权力来扩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寄生体。这种富产阶级缺少创造力和进取作为，自然不会是进步文化力量的同盟者。
(注明：“王”即王林，“吕”即吕澎，“按”即本人评点。由于王吕文章太长，评论中便忽略其重复的、沉长的文字，就争论几个重要焦点提出一些看法)
(一)暗箱操作
王：九十年代上半叶，还有三件展事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剧，值得提及。一个是1992年吕澎主持的广州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双年展名义举办的展览，但仅此一届，再无下文。展览企图通过市场操作让前卫艺术浮出水面，自有其意义。但评奖的暗箱操作和展后不守商业信誉，为艺术界投机活动开了不好的先例．
吕：这个暗箱操作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具体地说出来呢?是不好意思，还是不清楚?如果是不好意思，我给你机会，你有时间再写一篇;如果是不清楚，那如此草率地用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这个情况也是如此，你是否也可以将具体的事实提示出来以便我们总结呢?
王：九十年代以来弥漫于中国艺术界的机会主义和江湖习气，就是从这个展览(指：92年广州双年展)发端．
吕：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你不觉得你做了几十年的批评始终停留在大而无当的言辞中，以至在批评上始终不得要领?你什么时候写过一篇像样的个案研究文章让人觉得颇有资料、文献与思想价值?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脚踏实地地进行研究，那怕只解决了一个小问题。今天，中国批评界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说具体的话，不说真实的话，不说本来想说的话，概念、名词漫天飞，你的这个习惯也传染给了你的一些学生，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你记得你写过一篇“谁来批评许江”这篇文章，大家看后发现，你是在赞美许江，而不是批评许江。你当然有权力去赞美任何对象，但是，建议你不要随便使用“批评”这样的文字，尤其你是一个批评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躲躲闪闪，说错了不要紧。
按：王林得出“九十年代以来弥漫于中国艺术界的机会主义和江湖习气”的结论，无疑说明近年来艺术界的突出现象，可它是不是吕澎主持广州双年展开了先例却需要进行推敲。不然，吕澎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头号罪人”。事实上，大环境摆在那里的，不限于艺术界，而且书画市场无论时间长度还是面积广度，都比当代艺术严重得多。当代艺术的特殊性是国际因素的介入，加之拍卖天价的效应作用，引发负面的连锁反应。近年来，当代艺术泡沫对众多跟进的小本画廊、拥向京城淘金的底层艺术家是一种“伤害”，包括那么多的艺术区和画家村均为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切，显然不是吕澎能够制造的艺术悲剧，制度缺陷与批评缺席，使投机作弊、学术打托、拍卖做局变得肆无忌惮。单以艺术批评界而言，吕澎所说“中国批评界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说具体的话，不说真实的话，不说本来想说的话”也千真万确。诚然，吕澎也非常清楚说真话的代价成本，因为在中国没有制度保障任何人说真话，即使美术圈的学术批评，一旦得罪人，无异于断人财路和自掘坟墓。何况中国人本来就没有批评的文化传统，不关自己事便高高挂起。王林今天能够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代艺术界的种种陋习怪状，已是非常可贵了。即便姗姗来迟也为时不晚，艺术界要进步便少不了这种阵痛。
不错，王林写过《谁来批评许江》的糟糕文章，它仍不妨碍王林批评任何人错误的权利。吕澎的旁击有些不得当，容易转移主题。再说，要求批评者必须道德完美是过分的，任何人(包括罪犯)仍拥有批评的表达权;只有互相批评才能纠正彼此的错误，“以错对错”的互隐则不利于共同进步。大家都是文化人，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不仅需要抵制文化专制主义，还要警惕资本的横行霸道。来自权钱的文化强权，是对所有艺术、知识的践踏。总之，不得已的屈服或暧昧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保持内心的警醒;能抵制就抵制、能反抗就反抗，切不可为自己的懦弱、苟且作为合法辩护，它才是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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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得利益
王：当然，在推出中国政治波普的过程中，瑞士外交官希克也功不可没。顺便应该指出，吕澎、张颂仁、希克等人都持有相关作品，学术推出和市场增值与他们个人利益直接有关。
吕：你是怎么将持有作品与“学术推出和市场增值与他们个人利益直接有关”联系起来的?你是说这三个人因为持有作品所以就会去做学术推出的工作吗?你的智商就如此地简单吗?告诉你一个常识：持有作品而推出作品本身不说明任何问题，说明问题的仍然是推出什么样的作品。你也许会说，那样的作品是可疑的，好，那你就去说那件作品的问题好了。你学习过艺术史，你应该知道，从古至今，如果没有那些持有作品的人在推出作品，今天的美第奇建筑里就会空空如也，今天的故宫就将是一个火锅或者演艺场所，这样的例子难道少了吗?作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你难道没有看到直到今天，国家美术馆、美术家协会、画院仍然在排斥当代艺术吗?当代艺术不被这些推出的人持有还会被谁持有?我想，如果你有条件，也会持有，这不是好事吗?顺便告诉你，我并不持有，你搞错了，我对张颂仁、希克持有那些中国当代艺术羡慕不已)。
按：王林指出吕澎像张颂仁、希克一样持有中国政治波普艺术作品，利益驱使他们力推持有的相关作品。事实上，作品持有者通过展览、宣传、学术进行商业性推销是合法的，但未必全然有效的，除了持有藏品自身价值之外，还有市场与学术的机制管束。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健全的市场制度与学术规范，弄虚作假与投机作弊之事畅通无阻。吕澎应该清楚自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人或藏家，恰是一名以“学术为己任”的艺术史论的学者，不仅社会对他有相应责任要求，包括他自己也必须恪守学者的公共立场。如果吕澎主持的展览、撰写的艺术史，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它不仅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公共立场以及文化良知，也背离了学者必须追求客观公正的伦理精神。面对王林的批评，吕澎不能忽视自己的身份立场，否则社会无需学者、法官、律师了。
正如希克设立了一个私人性质的“中国当代艺术奖”，所谓“CCAA”，不仅其本人当评委，还让一些长期在艺术品交易中打滚的人物来当评委。08年CCAA年度奖评委有侯瀚如、顾振清、黄笃是利益圈子的炒家推手，获奖者又是利益圈里的同盟者，连个“评论奖”都干脆授给为他们写展评的作者，还冠以国际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奖”。这种肉麻透顶的事情，如似一个男人在被窝里给自家老婆颁奖还嫌不过瘾，请些三陪女郎前来助阵。作为外交官出身的瑞士人希克，应该清楚程序公正的政治原则以及社会意义，可他毕竟是藏家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他天经地义的权利。其次，希克能够采取“以华制华”手段，关键是中国社会制度与学术环境存在太多缺陷，人们连起码的“公正”意识都没有。
此外，吕澎列举了美第奇家族推动艺术发展的历史成就，这里不具有可比性。像早先希克收藏中国当代作品与吕澎力推的前卫艺术家，不等于后来的做法一如既往的具有成就。吕澎不论作为藏家还是史家，很清楚后期力推“F4”，在学术上已毫无实际意义，连他们自己都不再掩饰迎合市场的商业需要，雇人翻制早期作品的图式符号。好的艺术藏家或理论家，决不会纵容艺术家如此堕落。假使“美第奇”为了发财而纵容艺术家堕落，它在历史上名声恐怕就另一面目了。不过，吕澎所说今天国家美术馆、美术家协会、画院仍然在排斥当代艺术也是事实，可这不是盲推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理由，不然当代艺术与那些体制美术、官僚字画就没有本质区别了。
(三)从造反到招安
王：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受益艺术家不再理会奥利瓦在《艺术的敌对》中说过的话：“艺术家必须给他的艺术一种尊严，既不是寻求也不是接受外界的共谋性。”--恰恰是与外界的共谋性，使许多中国艺术家因功利目的放弃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批判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不乏委曲求全的国民性，不少新潮美术造反派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首先抛弃的就是艺术良知与社会责任。他们摆脱不了农民革命的宿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吕：这个结论是针对谁的呢?你可否具体地指出来呢?作为一位历经沧桑的批评家，你更应该将话说明白，说清楚，怕什么呢?这个年龄?这里多少问你一句，你所说的“功利目的”和“独立个体的批判意识”的含义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你能够写一篇清楚的文章好好陈述一下吗?这里再次暴露了你泛泛而论的老毛病)
按：王林说法显然不是无中生有。“85”后兴起的中国先锋文化、前卫艺术，今天大部分人背叛了他们早先的艺术追求和思想立场，利益是导致他们走向了机会主义的诱因，也是中国文化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在“巴黎奥运火炬事件”中，周春芽发起抵制法国画展，除了方力钧之外，得到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等人的群起响应。尽管他们有权拒绝在任何展览;有权放弃先锋精神、支持奥运、讨好政府，但不能将那些跟他们持相反立场者、反对奥运和批评政府的人们，统统排除在人、中国人之外，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背离现代文明的根本理念，更别说作为文化先锋的前卫艺术家了。其实，不就是讨好一下政府而已，除了那点小利益，还有剩下什么?
王林说“不少新潮美术造反派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首先抛弃的就是艺术良知与社会责任”和“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有根据的。王林过去没有站起来批评，或者没有指名道姓，不等于没有人不在主动招安。毫无疑问，王林是害怕的，无论是体制内的官僚集团还是体制外的美术江湖，他全然对罪不起得，除非他不想好了。中国学者的生存代价与道德成本就这样高，吕澎何尝不是如此，美术圈之所以对吕澎的耿耿于怀，原因不言而喻。大多数批评家选择了沉默，但不等于中国美术界没有问题，相反的是弊病丛生、危机四伏，稍有风吹草动就是江湖失火。
吕澎致力于艺术史研究，这本是一件好事，包括他肯定张晓刚等人当年的艺术成就及其历史意义。当一个人变得堕落而懦弱了，没有什么好迁就的。搞理论的、做批评的，需要冷酷一点：痛一时，利一世;对理论、艺术、社会都有好处。支持正义革命与反对革命胜利者的堕落是不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家当年推出张晓刚和持有其作品，现在反过来批评张晓刚的艺术态度与思想立场，那才是具有独立精神与学术立场的真正学者，因为当年的“前卫”或“先锋”，今天既堕落而又迂腐，既反动而又保守。要知道，吕澎在苦苦声称“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可周春芽却在一边跳起来说“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家在世界上好不容易结束了没有尊严没有面子的时代”。因此，吕澎有必要跟这些艺术家保持距离了，否则学术声誉可能不保。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