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水墨艺术家不同，董小明是一个集文化行政、展览策划和艺术创作于一身的人。而这种特殊的处境不但造成了他特有的艺术思维和艺术创作方式，也促成了他对水墨创作的独特理解。整体地看，他的水墨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山水画”（或称“都市水墨”）；另一类则是对历史题材“墨荷”的再创作。如果说，在前者中，他是力图根据时代的新变，开拓水墨画发展的新天地，那么应该说，在后者中，他更多强调的是对传统进行全新的阐释。

    董小明早年从事版画创作，还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插图与连环画作品。据我记忆，他真正从事水墨创作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生活在高速发展的新兴城市深圳以后的事。由于敏感地意识到都市化的进程已使得传统的文化中心由乡村转向了都市，加上他深深感到，艺术创作必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所以他在90年代初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城市山水画”的学术命题，从而揭开了现代水墨创作新的一页。董小明的一系列相关创作足以证明：其基本艺术图式更多得益于他对当代都市的积极观察与迁想妙得。在这当中，摄影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对他也有很大的启发。因此，他的水墨都市作品是比较多变的，其中既有较为具像的，也有半具像与抽象的。因此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受。而在从事“墨荷”的创作时，他虽然延续了传统题材，但更强调从个人的独特感受出发去进行艺术表现，于是，他笔下的“墨荷”完全不同于古人，具有很强的现代感。范景中教授曾经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一文中由此而提出了如下的看法，即在十分强调 “变革”的信息社会里，必须关注人类的历史和记忆。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使我们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回环往复，同时还可以使我们从传统中激发艺术的灵感。我觉得，如果真正理解了范景中教授的话，就完全可以理解董小明先生从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创作行为。按我的理解，对于董小明先生来说，在创作《都市水墨》系列的间隔期创作《荷花》系列，乃是在创新与传统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行为。这也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在这两者之间保持较好的张力关系。

    至于在艺术的风格上，我认为董小明先生的两类作品都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一方面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机智地对传统的线墨体系进行了很好的继承与改进。比如，为了营造独特的意境，他用灵动的墨点、激越的线条、夸张的形态突出了新的意境。透过作品，我们将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立足传统美，追求新表现”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在努力保持中国画平面性、装饰性、笔墨书写特点的同时，广泛借用了现代构成的法则与知识。这就使得他能够在自己的艺术表现中，将存在于对象之中的点、线、面作为一种抽象的视觉美点与符号提炼出来，然后再按照艺术表现的需要进行十分自由的表现。其次，他还巧妙地把所谓“写”与“做”结合了起来。熟悉水墨画作画过程与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水墨画历来强调线条在画面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形成了水墨表现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水墨画家受海外水墨画家——例如刘国松、赵无极的启示，开始采用了多种“做”的方式作画，他们或者水印、或者拓印、或者泼洒、或者拼贴……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关于“做”与“写”的争论，在水墨画界一直没有停过。不过，与过分偏激的水墨画家不同，董小明先生既不简单拒绝“做”的方式，也不简单排斥“写”的方式，而是将两者融会贯通，并使之天衣无缝。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强调与传统写意文化保持联系的前提下，他还将影像与装置的因素大胆借鉴到了水墨创作之中。比如他最近创作的一批影像水墨作品，如参加“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费城）和“变异的水墨”（德累斯顿）的作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这的确是非常难得的。

    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艾伯塔德在谈到社会与文化的生存状态时深刻地指出，文化发展最理想的情况是：既要有创新的力量去推动社 会与文化的不断变化；又要有坚守传统价值观的力量维系社会与文化的稳定性。这两者应该很好地保持必要的平衡关系，否则，社会与文化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在他看来，一味地创新与一味地否定过去只会使社会与文化在十分冒进的情况下走向疯狂与毁灭的道路。反过来，一味地保守与一味地强调传统又会使社会与文化限于固步自封与缺乏活力的地步。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艺术家董小明先生身上，同样存在这样两种健康的力量。对于他，我们将很难判断他到底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但毫无疑问，这种理性精神以及艺术实践对于建构当代文化却是十分有益的。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