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采访者：江静

　　受访者：安东尼·葛姆雷

　　自2007年9月以来，“艺术长沙”已走过十年的历程，既成的五届“艺术长沙”还赢得了国际艺术界的瞩目。在12月16日开幕的第六届“艺术长沙”中，由谭国斌先生策展，受邀艺术家为安东尼·葛姆雷、何多苓、庞茂琨、萧昱、袁武。其中，既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之后，来自英国的当代著名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成为第二位被邀参展的外籍艺术家。

　　安东尼·葛姆雷195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曾荣获英国透纳奖、南岸视觉艺术奖等多个奖项，作品在英国和国际上进行过广泛地展览。安东尼·葛姆雷因其雕塑、装置和公共艺术作品而广受好评，他的作品一直在探索人体和空间关系，通过自己与别人身体的融合，直面了自然和宇宙中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雕塑打开了新的可能性。葛姆雷不断尝试让艺术空间成为一个可以呈现新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地方。

　　此次能够参展艺术长沙，源于三年前在意大利举办的个展。谭国斌先生在观看了安东尼·葛姆雷的个展后便决定邀请他参展艺术长沙，在一年后的北京个展上终于达成共识。安东尼此次参展的作品包括《临界质量》和《膨胀场》。安东尼更愿意让观众看到两件作品形成的一种对话。此次展出的空间是长沙市美术馆。他在第一眼看到这栋非常具有历史感的旧建筑时就非常满意。

　　安东尼在采访中表示，如果没有长沙美术馆这个建筑，他是无法完成这次展览的：“这个建筑在长沙历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历史渊源，而我这次展览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在这个特殊场馆中做的展览，让观众能够回顾过去，另一方面看到更多未知的、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他叫停了原本的翻新计划，保留美术馆原有的水泥地和高墙上的大窗户。在他看来，艺术不是单纯占领空间，而是对空间的一种激活。他拿中国的针灸做比喻，“轻轻扎上一针，人就舒服、自由了。”他希望观众可以理解他的用意，可以与他的作品亲密接触。

　　记者：谭国斌先生曾在采访中说起，他在三年前就看过您的展览，并决定邀请您参加本次艺术长沙。这件事情，您知道吗？

　　安东尼·葛姆雷：三年前，常青画廊在意大利圣吉米亚诺小镇为我举办过一个展览。谭国斌先生看了我的这个展览，当时就对我非常感兴趣。常青画廊的马里奥先生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所以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记者：是从这件事情开始认识谭国斌先生吗？

　　安东尼·葛姆雷：是的。

　　记者：是什么时候谭国斌先生邀请您参加今年的艺术长沙呢？

　　安东尼·葛姆雷：我记得非常清楚。去年常青在北京为我举办过一次个展，当时湖南电视台的吕焕宾先生带着随行的人员大概六七个人走到了我的面前。他送了我几砣砖茶，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几块茶。当时吕台长向我介绍湖南有三宝：第一个，湖南是毛主席的诞生之地;第二个，马王堆的女尸是最古老的女尸;第三，湖南的电视非常发达。所以我听到这三个非常有诱惑的推荐以后，我没法拒绝这个邀请。

　　记者：接受这个邀请之前，您了解艺术长沙吗？

　　安东尼·葛姆雷：来之前对艺术长沙没有太多的了解。虽然去过成都、广州、甘肃和很多其他的地方，但是没有来过湖南，也没有来过长沙，参加艺术长沙是我第一次来湖南，来长沙。

《临界物质》中每个雕塑都是实心铸铁

　　记者：我们现在谈谈您的作品，您这次参加艺术长沙带来哪些作品？

　　安东尼·葛姆雷：第一个系列的作品是《临界物质》。这个作品一共是展现了人类的12个形态，从俯视地面一直到仰望星空，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此次展出一共60件，每一组有5个同样的姿势。他们都是实心铸铁，每一件大概有630公斤。

　　这个作品在很多地方都展出过，在山上、在海里，前不久在巴西展出。每一次在不同的环境里展出都会让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能不断地从这些作品中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我很重视空间，空间不是作品的一个框框而已，空间跟作品形成了的互动变成了作品的一部分。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海上，或者在一个是传统的美术馆空间里，作品跟空间都是互动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美术馆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建筑建于文革末期，非常有历史，中间花园，有山、有水还有树。这个空间很高，上面又有窗户。把窗户全都打开，光线从两边透过来，感觉非常好。身处其中，就感觉这个建筑是从一个很古老的思想里面来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家一样，人住在里面的同时，有很多思想在传递。我当时来到这个建筑的时候，美术馆正要被改建，要把它翻新，去掉了原来的装修，把这个建筑最核心、最原本的东西样子露出来了，就像现在这样。

　　当时主办方是想全部装修好了再放作品。但是我说“NO，STOP!”中国现在有很多新兴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很多老的建筑都被拆除了，被这些长得一模一样、很工业化、闪亮的建筑替代。但是对于我来说，老的房子有丰富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这个建筑能够保留一些老的东西，展现新旧之间的一种过渡，不管是从材料还是物质本身，只要走到空间，就能立马感觉。

　　这个空间代表两个时代的过渡和转折，从一个旧的时代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空间里能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这些优秀遗产也需要保留。我的作品本身在问的就是关于人类本身，人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把作品放在这个经历了从旧到新的建筑里，在这种两个时代交接的地方，能够发散出更多的问题，让人思考。

　　我很幸运，谭国斌先生和长沙市政府很支持我，采纳另外我的意见，停止了装修，让这个建筑保持它现在这个样子，并让展览最终以这种方式呈现。不知道观众是否能体会我的用意。我是想用这种新旧交替来表达对过去和未来的一种思考。我想传达的就是这些。

被堆放的雕像

　　记者：是不是从某一方面来讲，这个美术馆的现状和结构启发了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陈列这个展览？

　　安东尼·葛姆雷：当然，建筑给了我很多灵感。这一组60件的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展出都会有不同的结构方式。其实所有作品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解读方式。比如说，同样的姿势换个方向放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拿这个坐着的雕像来说，双手放在膝盖上。当他正常摆放时，国王就是这样坐着，手放在那儿代表他有权力，可以掌控一切。倒着放或者跪着，就变得更加黑暗，感觉是他从一个控制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控制的受害者。

　　这件作品一共有5组，一进门的那一组是从胎儿形态一直发展到仰望星空，代表着希望和前进，比较积极。而在另一个展厅，那儿有一堆人被堆起来，就显得很混乱，代表一种暴力。两组作品相对应，有一个乌托邦跟反乌托邦的一个感觉。类似于这种，很多对话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是能够激发起人的感情，能够作为一种能够启动你内心感受，让大家有一个对话、对谈的机会，都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感受。

《膨胀场》

　　记者：除了《临界质量》，还有其他的作品展出吗？

　　安东尼·葛姆雷：我们还有十件叫《膨胀场》的作品。《临界质量》其实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想用质量思考人作为人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膨胀场》是从宇宙膨胀理论里来的，讨论的是一个空间，讨论我们的思想在这样的空间里面是一个怎么样存在。目前我们多数人都住在城市中，对环境依赖很大，我们只能通过对自身的调节，来适应外界的环境。10件中空雕塑利用了膨胀的理论，从最初的形态一直向后膨胀。

　　记者：所以，这次您一共带来了两件作品。

　　安东尼·葛姆雷：你可以把它当两个作品来看，但这两个作品之间是有关系的，其实是一种对话。《膨胀场》就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系统化的，这个世界就是被各种制度很有体系的架构起来的。而《临界质量》就是比较自然的，比较有生态的这种感觉。

　　记者：刚刚您也聊到了，在布展、策展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让建筑停止翻新，根据空间调整展览陈列方式。

　　安东尼·葛姆雷：这次策展过程让我印象很深刻。对我来说，艺术应该是一个能让空间激活的一个东西和刺激的元素，就像针灸的师傅用针扎到你的穴位，一扎进去让你能够血液流通，让你整个人变得自由。艺术应该是一个去审问、问询大家，让你来思考，让你来激活，让你整个人都自由的一种东西。

　　记者：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一共是有五位，您是唯一一位来自国际的艺术家。对其他四位参展艺术家，你们有过交流吗？

　　安东尼·葛姆雷：我不太认识他们。但是我蛮喜欢萧老师用竹子做的作品。这是东方材料的语言，让我能够看到有一种对话发生。

展览现场

　　记者：您9月份的时候在龙美术馆也办过大型的个展，现在又来到长沙，您刚刚也说您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对于您今年的中国行，您感受如何？

　　安东尼·葛姆雷：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变革，包括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达到这样的经济飞速增长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的代价，包括环境、污染也在同时发生。我更希望是中国有一种态度，要去延续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道家和儒家，这种文化的东西延续发展是很重要的。艺术就是让文化继承、延续的一个很好的媒介，能够让大家去回想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在整个世界中，中国扮演着太重要的地位，中国怎么做到非常重要。

　　记者：现在马上到2018年了，您最近有什么新作和展览的计划？

　　安东尼·葛姆雷：明年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将有一个大展，3月在香港也有个20周年的大展。此外，我还受邀将在法国修道院创作新作品，表现旧时代农民的生活。近期做了很多作品的测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说到这些就让我很兴奋，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记者：谢谢！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