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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前线”:家园

2016-07-27 14:46:52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诗悦 盛逸心

   
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总策展人梁井宇带着他的团队,构建了主题为“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中国馆,从“衣”、“食”、“住”三个部分回溯了留存在平民百姓之中的传统智慧,探索在现代化建筑林立的当代中国,平民设计得以回归大众的种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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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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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参展艺术家朱竞翔的作品《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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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馆参展事务所“无界景观”设计的花园


  采访者:陈诗悦 盛逸心


  受访者:梁井宇

  从军械库的入口处一路向前,经过主题馆和一系列国家馆,经过旧船坞,中国馆就在参观动线的最尽头。


  气味,是走进中国馆第一件会注意到的事情。夏天日用的草席味道让人仿佛一下子忘却自己所处的异国他乡,回到了熟悉的家。这里,几乎每一组项目都呈现在一个贴近地面的圆形平台上,用三根竹竿和麻布支撑起一个小三角空间,远看有如一座座灯塔。作品四周放上了供人休息落座的草席蒲团,如果靠近花园入口一侧,一股浓烈的泥土气息来自服装设计师马可的作品。整个展厅的布置松散却又秩序,如果说一路的观展体验让人紧张而又疲惫的话,走进中国馆,则无疑有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


  本次中国馆的总策展人,北京前门大栅栏文化社区改造主持者之一梁井宇携手由建筑师、景观建筑师、服装设计师及艺术家等不同身份构成的参展团队,共同构建了主题为“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中国馆。九位参展人和机构的作品围绕“平民设计,日用即道”的主题,从“衣”、“食”、“住”三个部分回溯了留存在平民百姓之中的传统智慧,探索在现代化建筑林立的当代中国,平民设计得以回归大众的种种路径。


  旧城需要更新


  已经进行了5年的北京大栅栏文保区的改造项目虽然仍处于摸索的阶段,但也已经提供一些旧城和棚户区改造可能的解决方案。场域建筑主导的杨梅竹斜街改造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肇始于地方政府对于该条历史街区的整治需求,这场以环境更新为目标的改造是一个多层级协作项目,其改造方案需要由政府、开发商、建筑师、景观设计师通过与每一户居民或商户的沟通来制定改造方案,从而建立起该条历史街区与当代都市风貌相融合的接口。在这个项目中,胡同街区固有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并通过场域建筑一对一的设计弥补了基因缺陷,使得街区获得了新生的活力。众建筑的“内盒院”则另辟蹊径,提供了一种避免全拆重建,又相对低廉造价的“房中房”,试图解决大栅栏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少卫生间下水管道、保温密闭隔声防潮等房屋质量不足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内盒院由实验性的样板成长为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已有十多个内盒院空间建成并投入使用。位于中国馆之外的“处女花园”,有几排花架,在布展的几天中已经被各国建筑师认领的盆栽布置得满满当当,这是无界景观为解决胡同夹道问题所尝试的“平民花园”。通过在杂院的零散公共空间中引入立体种植的方法,胡同花草堂将互不往来、甚至多有隔阂的居民从对杂院空间的争夺,转而缔结合作、沟通与共享的邻里关系。


  乡镇建设


  相较于“城”,与之相对的“乡”是当下更为硝烟弥漫的前线。这一领域,左靖与乡村建造学社作出了一系列颇具现实意义的实践计划。“另一种可能:乡镇建设”立足黔东南地区多受侵蚀和破坏因而缺乏吸引力的乡镇开展建设。经过“碧山计划”的宣告失败,左靖告诉记者,收货的最大经验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想法和政府和村民的诉求高度重合,而不是像做当代艺术那样突出个性,才有可能进行下去,否则会有很多问题”。通过严格控制不良资本对乡村的侵蚀,从而达到保护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进而维系乡土文化承袭的目标。本月,黎平县茅贡镇将举办首个展览,展出摄影师李玉祥在上世纪80年代在黔湘桂地区拍摄的侗族乡土社会。


  他的另一个参展项目,是与润建筑的“乡村建造学社”提出的木构改良方案。如何使本土建筑学重新面对当今江南地区乡村大量的新建需求,同时比较好地延续江南木构民居的气质与工艺,是新民居建设的首要问题。乡村建造学社的主要任务是在古典木构的启发下,研发一种具备高度设计技巧以及工艺性的“木构原型”,并最终能够在大量的乡村营建中实现从预制化构件到现场工匠化营建的步骤。


  在关注普遍性农村建设的研究之外,王路呈现的是建筑师参与农村建设的专业化实践。农村的低造价水平常常令建筑师望而却步,这一背景下,预算仅50万元人民币的毛坪村浙商希望小学营建项目造价低廉、应用地方材料,并由村民参与建造,正是贫困地区建造和在传承中创新的一次重要探索。


  在处女花园,还有朱竞翔领导的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团队带来的“斗室”。从完善的保温隔热处理到变换无穷的灵活空间,易于搬迁与改变的“斗室”将家具与行为当成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了幼儿空间探索的乐趣。同时,“斗室”作为定制产品化、工厂加工、质优价廉、快速装配和可迭代演化的建筑范例,在展览中也颇受关注。目前已落成十座学前教育教室, 服务于区域内的千余名学龄前儿童。


  非建筑:平民日用


  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出现非建筑的作品并不少见,马可和宋群的参展项目以其鲜明的个性将“平民设计”的内涵延展到了建筑领域之外。策展人梁井宇认为,从原材料的采集,到生产加工的每个环节都含有设计问题,故而建筑绝非仅仅作为一个最终产品而存在。马可的服装品牌“无用”在创立之初就纳入从棉花采购、纺纱、织布、染色、裁剪与缝纫等所有环节的完整生产周期,这种全方位的设计意识正是建筑所需借鉴的。马可及“无用”品牌捍卫中国传统手工艺及对消费主义的尖锐批判,并以终身维护的方式劝说消费者减少随意性购买,并更长时间使用同一件衣物,揭示了展览主题的一层重要涵义:“平民设计”的产品不是廉价的同义词,而是指经得起长时间的日常使用,甚至可以陪伴终身的物品。


  西安艺术家宋群的装置作品“与食有关的物”是中国馆唯一一件纯艺术作品。他通过一组以面条为线索的器具展现了从食物原材料的耕种、收割、储藏,到烹饪、食用的各个阶段,以及从农具、厨具、餐具,贯穿从田地到饭桌的完整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食有关的传统是在历朝历代的文化动荡与废存之间也未曾割断的文化线索。在这些彰显“日用即道”的器物之中,无疑饱含着一代又一代工匠艺人不断改良的设计智慧。带着这样的感受,记者专访了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梁井宇。


  记者:总策展人阿拉维纳给出的展览主题“来自前线的报告”充满了紧张的战斗意味,而中国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相反的?


  梁井宇:不是的,其实这里仍旧是战场。过去在解决人的居住问题的主战场上,中国建筑师节节胜利,但是现在的局势就好比一个战士从战场回到了家,发现后院着火了。建筑师作为服务中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一支力量,在取得一定胜利的同时,代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家”却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我们回不了“家”了。缺失传统的中国人没有西方那样强势的宗教,当抵抗物欲和当代消费主义的免疫力被破坏了的时候,我们应当重拾几千年来中华传统中与自然相处、应对灾难的智慧。在这层意义上,中国馆呼吁我们在此刻不断强固与保卫自己的家园,也就是我所称的“被忽略的前线”。


  记者:有一种视角是,当代的消费主义对人类物欲的扩大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这和你的这种往回看有没有抵牾之处呢?


  梁井宇: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以这种资源消耗的速度,自然是无法承受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暴露出了很多我们感同身受的弊病,比如空气和水源的污染,以及某些地区食物的短缺。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记者:你刚才提到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的缺失等等,都是在社会语境中的热点问题。这次威尼斯双年展上,你以建筑这个主题作为切入点参与社会议题,在选择参展人的时候有着什么样的标准呢?


  梁井宇:你提到了一种普遍的反思。中国的旧城无法像一个博物馆那样去保护。关于旧城的保护和开发,在国际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负面的例子了,比如威尼斯的居民反对大型游轮驶入,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说如果把中国的传统城市建设推向这种思路,是没有出路的。旧城居民的生活与建筑保护的矛盾、旧城旅游化和博物馆化的问题等等,在诸如丽江、乌镇的开发中已经体现了。古镇的居民和作为外来者的游客,在古镇保护和建设的想法上是会有对抗的,这是一个难题。五年前我做北京大栅栏的保护与复兴规划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我自己很喜欢那片旧城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但当地人是想把房子拆了的。保护与拆除的争议,是居民与非居民的不同身份所带来的。


  但是,明代思想家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即作为日常生活的“基因”还留存着,等待我们去破解。在一些边缘的地方,因为生活所迫而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依然延续着。书本里形而上的东西丢了,但是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东西,这些文化复兴的小火花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借此否极泰来的。


  记者:这是否就是菲利普·斯达克(Philippe Starck)说的蛮荒(barbarian)的时期,但是人类总是会朝着文明的方向行进?


  梁井宇:我们以为文明是单向发展的,但其实有时候文明是会反向而行的。我们过多地把发展等同于文明,把现代化等同于发展,这个思路太过于简单化了。现代化的初衷,从胡适和鲁迅的想法来看,他们是恨屋及乌,想与传统一刀两断。但是那里面有太多可以治愈现代化弊端的良药,有太多可以贡献给全世界的文化资源。难道它不是文明吗?那是一个今天被低估的更高级的文明。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做大栅栏的时候,面临想要居民保留居住习惯的同时又能获得现代化居住环境的难题。我们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提出问题。比如无界景观工作室的“平民花园”,针对的是居民侵占胡同资源的问题,主要是夹道的资源。这个项目某种意义上正是为居民如何为共同利益进行沟通的机制提供一种构想。一般来说,大家都习惯把问题推向公共区域,没人懂得如何去沟通协调。大栅栏胡同的路面比里面高,是因为大家都把煤渣往外倒,自清朝就是如此,于是路面就越堆越高。这个项目就让胡同里的居民聚在一起,讨论在胡同的墙上种植什么,种植的成果本身无疑是有利的,但种植之外的更大意义在于,通过讨论小小的夹道空间如何合理使用,产生了一种对话机制,这在中国基层中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启蒙。其中也牵涉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要拆除很多占据道路的违章建筑。这些违章建筑有的是很无理的占据,有的确实是有生活的苦处,有的是从一个花盆慢慢拓展成为大面积的占据,每家每户的问题都不同。而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拆除它。比如有一块违章建筑建在一个只能停放自行车大小的夹道上,拆完以后路通了,但我们在那款区域的地面上做一个不同的颜色,表明如果没有急救车消防车等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非正式的改造”,因为这样的改造不可能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去处理,将每个人划归为抽象的案例,而是必须回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记者:这样看来,建筑师所做的事情似乎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职能,而承担了额外的需要政府去协调的工作。


  梁井宇: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政府,实际上建筑师的问题更大。建筑师应该放弃像时装设计师一样去设计房子,一个式样做完了以后突破自己再去做一个式样,这种在材料、风格或形式上的创新耗费了社会的大量资源以及个人的时间与精力。一个建筑师应该像老奶奶使用她的工具一样去看待自己的建筑,一旦用这样的思路去做建筑,你就会发现哪怕用一辈子去看老房子都是不够的。一个老房子可以一千年被使用自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日用即道”,用日用方式去检验一座建筑是否具备一代代传承的价值,是否可以经得起百姓和时间的检验。中国馆的每个参展人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朱竞翔在过去十年内都在研究一种轻质化的建筑体系,他摈弃用完即弃、需要不断设计的新房子,而是从中国制造的角度,探索一个能不断演进和改良的体系。长久以来,其实人对空间使用的需求没有太多变化,真正需要改良的部分并不多。而每次改良不应该是在对历史无知的状态下做出个人化的创新,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稍稍突破一点,比方说四合院使用了几千年,它的美和好用之处,不去真实地使用是感受不到的。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理解建筑,思路就会被一下子打开,由此也就找到了既通往过去也通往未来的路径。这个时候历史不再是教科书,而是作为人们主动去传承的历史传统。比如宋群的这个板凳,看上去像是博物馆的文物,其实是陕西老乡家里现在还在使用的东西。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距离它太远了,已经认不出了,但是还在被使用着,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去研究它为何还在使用,好处在哪里,一个产品设计师才能找到既传承过去又开启未来的方向。


  记者:大部分参展人在各自过去的建筑实践中,似乎都对传统的东西有过一定的研究。


  梁井宇:这正是令我高兴的地方。我以为我们选择的主题不是主流,而大量产品设计师和建筑师都位于主流的前线上,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开始反思并有了自己实际的努力成果了。左靖老师做了很长时间的手工艺调研。在乡镇建设中,开发乡镇和开发城市的思路不能是一样的。我们原来寄希望于在农村找回生活的日常,现在连这个也保不住了,因此这也是形势紧迫的前线。现在很多美丽的乡镇面临“丽江化”的困境,农民不种田转而做民宿:一个建筑师出于好意把乡村的某间房子盖得很好,引来了游客,村民发现民宿比种田更赚钱,都做起了民宿,由此导致经济形态的破坏,一件好事变成了坏事。黔东南地区,我和左老师合作,把游客放到已经被旅游业破坏了的乡镇,阻止旅游人口进入原始农村,但是把农村的手工艺品放到集市上销售。游客要进入原始农村,只能骑自行车或走路。这也许是一条思路。


  记者:国家有了很多乡村建设的动作,现在很多建筑师也投入了这些项目。在这些自下而上的实践中是否会碰到很多限制,或者是在对的方向上却无疾而终?


  梁井宇:做乡村建设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要扎根农村,第二个是要理解传统农业。中国文明的根就是农耕文明,中国所有和自然的关系都直接滋养了农耕文明,之后农耕文明又催生了手工艺,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可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形态,比如用竹材、稻草、木材、土盖房子和制造日常用具。工业革命是产能的释放,是对于资源过分的索求,于是大规模生产直接导致消费主义。但是,人唯有在手工艺的创造中才能同时获得劳动的报酬和成就自我,这是工业化无法达到的。1970年代的一个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小而美》,与甘地经济学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思想,即说明手工艺是可以撬动很多部分的。


  记者:在这里看到的很多项目,与其说是解决之道,倒不如说是一条探索中的道路?


  梁井宇:当然。我并不知道每一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能好也可能坏。比方说,大栅栏我做了五年,看似是一种成就,但下一步会有好多种可能性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当我做了一步以后,其后可能性的演变就无法由我把控。所以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推断中尽量不要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导致更多问题的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使我战战兢兢,担心说不定某个时刻就触发了问题。


  记者:建筑师远远超越了普通人对其“设计建筑”这一职责的理解,那么你觉得他行动的边界在哪里?


  梁井宇:看上去似乎很大,其实边界就在家里。一个建筑师照顾不了家,就照顾不了园子,更无法对国家负责。我觉得建筑师的边界看似可以辐射到各个地方,但其实离不开对家、对日常、对日用的理解,这种理解需要从传统出发。而这点上,中国的建筑师远远站在其他人之上,根本不用追着别人跑一条错的路,而是应该回归传统。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说的都是小事,“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但以小见大,通过小事谈的都是大道理。这和我们所做的主题和实际想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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